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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年轮-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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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印刷业发达的今天，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书刊哗啦啦冒出来，一个人既没有可能也毫无必要一一遍读。面对茫茫书海，择要而读，择优而读，把有限的时间投于自己特定的求知方向，尽可能增加读书成效，当然就成了一门学问。笼统地说“开卷有益”，如果导向一种见卷即开凡书皆读的理解，必定误人不浅。这种理解出自并不怎么真正读书的外行，大概也没有什么疑义。
在我看来，书至少可以分为四种：
一是可读之书。这些书当然是指好书，是生活经验的认真总结，勃发出思维和感觉的原创力，常常刷新着文化的纪录乃至标示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峰。这些书独出心裁，独辟生面，绝不会人云亦云；无论浅易还是艰深，都透出实践的血质和生动性，不会用套话和废话来躲躲闪闪，不会对读者进行大言欺世的概念轰炸和术语倾销。这些书在专业圈内外的各种读者那里，可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做广读或选读、急读或缓读的不同安排，但它们作为人类心智的燃点和光源，是每个人精神不可或缺的支撑。
二是可翻之书。翻也是一种读法，只是无需过于振作精神，殚思竭虑，有时候一目数行或者数十行亦无不可。一般来说，翻翻而已的书没有多少重要的创识，但收罗和传达了某些不妨了解一下的信息，稀释于文，需要读者快速滤选才有所获。这些信息可使人博闻，增加一些认识世界感受人生的材料；或可使人娱心，做劳作之余的消遣，起到类如跳舞、看杂技或者玩花弄草的作用。这些书在任何时代都产量极丰，充塞着书店的多数书架，是一些粗活和大路货，是营养有限但也害不了命的口香零食。人们只要没有把零食误当主粮，误作治病的良药，偶有闲时放开一下杂食的胃口，倒也没有坏处。
三是可备之书。这类书不必读甚至不必翻，买回家记下书名或要目以后便可束之高阁。倒不是为了伪作风雅，一心以丰富藏书作自己接待客人的背景。也不是说这些书没有用处，恰恰相反，它们常常是一些颇为重要的工具书或参考资料，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之所以把它们列于眼下备而不读甚至不翻的冷僻处，是因为它们一时还用不上，是晴天的雨伞，太平时期的防身格斗术。将来能不能用，也不大说得准。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们不关乎当下的修身之本，只关乎未来的谋生之用。它们的效益对社会来说确定无疑，对个别人来说则只是可能。对它们给予收集和储备，不失为一些有心人未雨绸缪的周到。
最后一种，是可扔之书。读书人都需要正常的记忆力，但擅记忆的人一定会擅忘记，会读书的人一定会扔书——把一些书扔进垃圾堆不过是下决心忘掉它们的物化行为而已。不用说，这些书只是一些文化糟粕，一些丑陋心态和低智商的喋喋不休，即便闲置书架，也是一种戳眼的环境污染，是浪费主人以后时光和精力的隐患。一个有限的脑容量殊可珍贵，应该好好规划好好利用，不能让污七八糟的信息随意侵入和窃据。古人说清心才能治学，虚怀才能求知。及时忘记应该忘记的东西，坚决清除某些无用和无益的伪知识，是心境得以“清”“虚”的必要条件，是保证思维和感觉能够健康发育的空间开拓。
因为“文革”十年的耽搁，我读书不多，算不上够格的读书人。自觉对优秀作品缺乏足够的鉴赏力和理解力，如果说还有点出息，是自己总算还能辨出什么书是必须丢掉的垃圾。一旦嗅出气味不对，立刻调头就走。每到岁末，我总要借打扫卫生的机会，清理出一大堆属于可扔的印刷品，包括某些学术骗子和商业炒家哄抬出来的名作，忙不迭地把它们赶出门去，让我的房间洁净明亮许多。我的经验是，可扔可不扔的书，最好扔；可早扔也可迟扔的书，最好早扔。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时间已经相对锐减，该读的书都读不过来，还有什么闲工夫犹疑他顾？
第一部分文学中的“二律背反”（1）
康德在他的二律背反面前十分悲观，认为那些命题只暴露了幻想和荒谬，难题永远无法解决。在智者眼里，绝对真理只包含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中，而相对真理总有局限性，不能离开一定的范围和层次，一定的条件和前提。因此，人们不应希望一劳永逸，不应希望万能而通用的文学药方。
出版印刷业发达的今天，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书刊哗啦啦冒出来，一个人既没有可能也毫无必要一一遍读。面对茫茫书海，择要而读，择优而读，把有限的时间投于自己特定的求知方向，尽可能增加读书成效，当然就成了一门学问。笼统地说“开卷有益”，如果导向一种见卷即开凡书皆读的理解，必定误人不浅。这种理解出自并不怎么真正读书的外行，大概也没有什么疑义。
在我看来，书至少可以分为四种：
一是可读之书。这些书当然是指好书，是生活经验的认真总结，勃发出思维和感觉的原创力，常常刷新着文化的纪录乃至标示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峰。这些书独出心裁，独辟生面，绝不会人云亦云；无论浅易还是艰深，都透出实践的血质和生动性，不会用套话和废话来躲躲闪闪，不会对读者进行大言欺世的概念轰炸和术语倾销。这些书在专业圈内外的各种读者那里，可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做广读或选读、急读或缓读的不同安排，但它们作为人类心智的燃点和光源，是每个人精神不可或缺的支撑。
二是可翻之书。翻也是一种读法，只是无需过于振作精神，殚思竭虑，有时候一目数行或者数十行亦无不可。一般来说，翻翻而已的书没有多少重要的创识，但收罗和传达了某些不妨了解一下的信息，稀释于文，需要读者快速滤选才有所获。这些信息可使人博闻，增加一些认识世界感受人生的材料；或可使人娱心，做劳作之余的消遣，起到类如跳舞、看杂技或者玩花弄草的作用。这些书在任何时代都产量极丰，充塞着书店的多数书架，是一些粗活和大路货，是营养有限但也害不了命的口香零食。人们只要没有把零食误当主粮，误作治病的良药，偶有闲时放开一下杂食的胃口，倒也没有坏处。
三是可备之书。这类书不必读甚至不必翻，买回家记下书名或要目以后便可束之高阁。倒不是为了伪作风雅，一心以丰富藏书作自己接待客人的背景。也不是说这些书没有用处，恰恰相反，它们常常是一些颇为重要的工具书或参考资料，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之所以把它们列于眼下备而不读甚至不翻的冷僻处，是因为它们一时还用不上，是晴天的雨伞，太平时期的防身格斗术。将来能不能用，也不大说得准。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们不关乎当下的修身之本，只关乎未来的谋生之用。它们的效益对社会来说确定无疑，对个别人来说则只是可能。对它们给予收集和储备，不失为一些有心人未雨绸缪的周到。
最后一种，是可扔之书。读书人都需要正常的记忆力，但擅记忆的人一定会擅忘记，会读书的人一定会扔书——把一些书扔进垃圾堆不过是下决心忘掉它们的物化行为而已。不用说，这些书只是一些文化糟粕，一些丑陋心态和低智商的喋喋不休，即便闲置书架，也是一种戳眼的环境污染，是浪费主人以后时光和精力的隐患。一个有限的脑容量殊可珍贵，应该好好规划好好利用，不能让污七八糟的信息随意侵入和窃据。古人说清心才能治学，虚怀才能求知。及时忘记应该忘记的东西，坚决清除某些无用和无益的伪知识，是心境得以“清”“虚”的必要条件，是保证思维和感觉能够健康发育的空间开拓。
因为“文革”十年的耽搁，我读书不多，算不上够格的读书人。自觉对优秀作品缺乏足够的鉴赏力和理解力，如果说还有点出息，是自己总算还能辨出什么书是必须丢掉的垃圾。一旦嗅出气味不对，立刻调头就走。每到岁末，我总要借打扫卫生的机会，清理出一大堆属于可扔的印刷品，包括某些学术骗子和商业炒家哄抬出来的名作，忙不迭地把它们赶出门去，让我的房间洁净明亮许多。我的经验是，可扔可不扔的书，最好扔；可早扔也可迟扔的书，最好早扔。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时间已经相对锐减，该读的书都读不过来，还有什么闲工夫犹疑他顾？
二律背反——这个词是康德首创的，一般用来表示两个同具真理性的命题的对立。正题与反题针锋相对，但似乎又颠扑不破，于是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烦恼，引起永不休止的争执和探索。其实背反就是矛盾，矛盾并不可怕。有矛盾才有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有矛盾才证明人们的认识还大有可为。
文学创作中是否也有“二律背反”？
作者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个命题当然很对。中国早有古训：“文以载道。”文学总是用来表达一定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包含一定的理论的吧？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大作家，他们的创作成就正是得益于他们深邃而又精到的理论素养。如果茅盾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学来了阶级分析法，他不可能写出《子夜》。鲁迅如果不接触达尔文和尼采的理论，也不一定写得出《呐喊》和《野草》。那么，当今的作者不多读理论著作，怎么能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不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又如何能写出黄钟大吕之作？……我对这些论证是诚服的。
第一部分文学中的“二律背反”（2）
慢点，作者无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个命题难道就错了吗？中国也早有古训：“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文学主要是用形象思维，任何正确的概念，都无法代替或囊括形象本身的丰富内涵，相反，作者的理论框框多了，倒常常造成思想束缚形象，造成概念化和图解——这是多年来很多作者的教训。在作者政治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不要提出文学家都成为理论家的苛求吧，给作者的艺术直觉留下地盘吧。曹雪芹并没有剖析封建集权社会的高深理论，也写出了理论家所写不出的《红楼梦》。历史中不也有很多不懂理论的诗人和作家吗？对理论的疏远，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里充满着生活的丰富性、形象的光泽，还有创作的“灵气”，并不妨碍他们留下穿越时空的杰作。
作者必须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这个命题的真理性显而易见。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当然应该为多数人喜闻乐见。传说古代白居易的诗能传诵于妇童之口，遍题于寺观驿站之壁；还传说柳永的词也颇能深入群众，“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代更不用说了，天安门革命诗歌不胫而走，蒋子龙的乔光朴几乎家喻户晓，这岂是钻进“象牙塔”的结果？这个传统不应努力继承吗？……我对此深以为然，所以对大多数读者可能不太关心的主题，对他们可能不太习惯的手法，常常抱着谨慎的态度。
慢点，作者无须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这个命题就完全荒诞不经吗？少数读者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究竟是置于什么范围而言？湖南花鼓戏的观众，在全国来说算不上什么多数。儿童文学也不能引起“大多数”青壮年的兴趣。思想艺术价值也从来不能依作品的读者多寡来定。《红楼梦》的读者就比《七侠五义》的读者少，也比电影《三笑》的观众少。王蒙和高晓声的作品，也不一定比《王府怪影》更畅销。让各种风格的作品各得其所，各有地盘吧！让作者们抛掉迎合读者的顾忌，大胆表现自己的个性吧。只要是真正“曲高”，“和寡”也就不必受到追究指责吧！
作者必须很讲求政治功利——这个命题曾一度是革命文学的宗旨。文学离不开政治，当代的政治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想完全超脱政治差不多只是疯人呓语。中国古代儒家提倡文学“助人伦、成教化”，舞文弄墨者必入政事。他们强调文学的实用政治功利作用，这一些已成为中国文学一大传统。“五四”以来，新文学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成长，历经硝烟炮火、刀光血影，创作依然与政治密切相关。鲁迅等先辈的大部分作品，成了投枪和匕首，旗帜和炸弹，为人民解放事业起到了极强的政治功利作用，光辉不可磨灭……这些经验当然是值得后人重视的。
慢点，作者无须太讲究政治功利——这个命题在一定条件下是否也能成立？人们的生活内容不仅仅是政治。文学没有理由一律带上强烈政治色彩。政治思想不是思想的全部，政治内容也不等于艺术形式。党中央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正是指出文学在政治功利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还有广阔的天地。中国古代道家强调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无为关系，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纵情山水”的浓厚兴趣，有“独善其身”的人格追求，有对情致、气韵和独特“妙语”的艺术探索。于是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另一大传统。沈从文的《边城》，其政治作用远不及叶紫、蒋光慈的政治小说，但它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珍宝。描绘自然，介绍风俗，陶冶性情，娱悦身心，包括剖析种种非政治性的人生矛盾，这些同样也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筑构真善美人生境界的一沙一石。
作者必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这个命题当然不用怀疑。孟文浩荡，庄文奇诡，荀文严谨，韩文峻峭……古人的作品从来就有统一而鲜明的风格。而鲁迅、老舍等人的作品，即便遮去了署名，人们也不难猜出作者。风格是作者个性的表现，统一风格是作者成熟的标志。今天写得“土”，明天又写得“洋”；今天老舍京味体，明天又来点“傅雷体”，五花八门闹个大杂烩，这样的作者往往还没有自己生活的独特库藏，没有稳定的思想见解和执著专一的艺术追求！……不用说，这些话常引起我思索。
第一部分文学中的“二律背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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