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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补偿的思考-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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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第１６师师长中岛日记”，中央公论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正像中岛师长老实记载的那样，日军“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捉到俘虏就将其消灭掉。仅１２月１３日这一天，“事后得知”“干掉”了２５０００名俘虏。
该师长也记载道：“干掉这些残兵败将，多由第１６师负责，该师入城后，连投宿的空隙都没有，整天东奔西走。”（同上）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军人的证言（1）
陆军军人的联谊团体偕行社战后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过调查（亩本正己著“根据证词编写的《南京战史》（５）”，《偕行》，１９８４年８月号）。文中收录了第１６师第３８步兵团副官儿玉义雄的一段话如下：
“我团第一线部队推进至距南京约一二公里处附近地区，敌我双方陷入混战。这时师副官从电话中传达了师长的命令说：‘不要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干掉它！’我觉得毫无道理，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一直认为，师长中岛今朝吾将军是一位性格豪爽的、令人喜欢的将军，但是唯独这一命令，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参谋长和参谋们也多次提出意见，但均未得到采纳，我也有责任。
“作为部队来说，实在感到吃惊和困惑，但又不得不将命令下达至营。后来，各营再没有提出任何报告。由于正在激战之中，这是能够想像出来的吧！”
另外，第二独立攻城重炮兵营炮兵中尉泽田正久在该杂志中也提供证词说：
“俘虏的人数大约有１万人（由于是在战场上，没有准确地清点，我记得大约超过８０００人）我立即向军司令部作了报告，上级命令‘立即枪毙！’我表示拒绝，对方又命令道：‘那么，把他们带到中山门来！’我说‘那是不可能的’。对方好不容易才表示，‘我们派４个步兵连进行增援，一起到中山门来！’我也同行到了中山门附近。”
日本战败以后，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审判，判处谷寿夫陆军中将（熊本第６师师长）等死刑。
“幸存者”提供的证词
日军屠杀的不仅是俘虏，而且也屠杀了非战斗人员的百姓，强奸了妇女。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把外国人全部赶出南京市区。即便如此，仍有少数外国医生和传教士留在市内。他们以南京市内的金陵大学校舍为中心建立了国际安全区，在那里救济和保护难民。
日军闯入国际安全区内搜索和逮捕中国士兵——实际上并无明确的根据，许多男人被看作是便衣就抓走而加以杀害。妇女被抓走遭到强奸后加以杀害。后来据说日军建立了军内有组织的“随军慰安妇”制度，就是由于在南京频繁地发生了过多的强奸事件的缘故。
１９９３年３月，我作为日本律师联合会拥护人权委员会战后补偿问题课题组的一员访问了南京。那时，就是听取南京大屠杀事件受害者诉说当时的情况。在中国，把这些受害者中活下来的人叫作“幸存者”。“幸运地活下来的人”，这是多么有份量的表达啊！受害者向我们诉说的内容是很悲惨的。
夏淑琴的谈话：
“我生在南京，当时住在中华门附近。父母、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加上祖父母，全家共９口人。父亲４０岁左右，以誊抄为生。我家有围墙，是几户人家住在一起的大院子。日军来时，我才７岁。
“１２月１３日上午９时左右，日军从武定门来到这里，邻居的叔叔和我父亲听到敲门声前去开门，一开门就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
“我们院子里没有防空洞。邻居的叔叔、阿姨和两个孩子都到我家来躲避。
“我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藏在里屋的桌子下面。不一会儿，闯进室内的日本兵把母亲抓走了。他们把母亲怀抱的婴儿（小妹妹）扔在地上，藏在桌子下面的两个姐姐被日本兵拖了出去，我不禁叫了起来，结果被刺了三刀，失去了知觉。
“４岁妹妹的哭声使我醒了过来。房间里，１５岁的姐姐在桌子上，１３岁的姐姐在床上，都被奸污后杀害了。
“我带着妹妹走到外面。后来在邻居奶奶家找到糊锅巴吃了，维持了好几天。这个院子里的１３口人中，１１口被杀害，只有我和４岁的妹妹幸存下来。母亲也和两个姐姐一样被奸污之后杀害了。”
李秀英的谈话：
“我生于南京。结婚后虽然到丈夫工作的电报局所在地上海去了，但是，由于战争，我回到娘家来避难。丈夫和中国军队一起在华南地区逃难。日军占领南京时，我１８岁，当时已经怀孕７个月了。
“南京沦陷后的１２月１８日，我一直躲在五台山美国人办的小学校的地下室里，由于没有过江（长江）的船，火车全部被军队占用，老百姓想逃也逃不出去。
“地下室里避难的一共有５０人左右，其中妇女２０多人。到出事那时，妇女只有１０余人。
“人们以为进了安全区就安全了。可是，１２月１８日，日军闯了进来。
“１９日上午，日本兵来抓妇女，我当时已有７个月的身孕，宁死也不能受辱，就一头撞在墙上，昏倒在地。也许日本兵以为我已死了，就什么事也没干。
“下午，又闯进来三个日本兵。两个日本兵想把两名妇女抓走，我躺在担架上说‘是病人’，但他们还是动手了。日本兵上来想要解我的钮扣，我夺下他的刺刀，向他刺去，并用牙咬日本兵的手进行抵抗。其他的日本兵用刺刀刺我的脸和腿，我就拼命挥动双手，与刺我的日本兵进行搏斗。我脸上流了许多血，眼睛都模糊不清了。一个日本兵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日本兵这才把我丢在一边离去。
“在鼓楼医院进行了抢救，仅脸上就有３７处伤口。第二天，我流产了。住了两个月院，才恢复健康。
“市内的房屋全被烧光了。我被收容在国际委员会的收容所里，直到第二年夏天，我丈夫才把我接了回去。”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军人的证言（2）
刘永兴的谈话：
“我住在中华门附近，在家里和弟弟一起做裁缝等工作。家中有父母、弟弟和妻子。日本军来时，我３３岁。
“１２月１３日南京沦陷后，由于日军追击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我们躲进了鼓楼附近的房屋里。我和弟弟躲在同一间屋里，１６日午饭后，两个日本兵把我们两人带到市招待所。隔壁小学的一位老师拒绝跟他们走，当场遭到枪杀。
“包括弟弟和我在内共１２个人被抓到了招待所，一个像翻译的人对我们说：‘别怕，只是让你们搬运货物。’我们发现，招待所里还抓来了许多人。
“下午５时左右，我们８人一排被带到下关。队伍的前头是国民党军人，后头是日本兵，他们骑着马带着机关枪警卫着。我心里疑惑，让我们来搬运货物，怎么还有带机关枪的士兵呢？我想也许是要杀害我们吧！
“前往江门途中，看到道路两旁有不少男女尸体。尸体中有脱了制服的人，也有用铁丝捆着腿的人，也有裸体的女尸。广场到处都是许多尸体。
“晚上９时左右，让我们８人一排坐在地上。三面都是日军架着机枪包围着。
后来又被带到长江岸边。有些人想逃走往江里跳，日军就用机枪扫射。
“我弟弟也往江里跳，被枪打死了。我也下决心往长江里跳，后面是一阵扫射，日军又往江里扫射、扔手榴弹，爆炸声和机枪声响成一片，５０００多人中，活下来的只有１０来个人。夜晚，我从江里爬上岸来。
“我脱掉湿衣服，换上一件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衣服，逃到附近一座尼姑庵里。
“我妻子回雨花台（中华门附近）的娘家去避难，当时谁都可以进安全区，但是，那里并不安全，长江岸边有数不尽的尸体。”
刘永兴站在南京军事法庭上作为证人出席，以他经历的事实作证。直接听取受害者本人讲述当时的情况，比书本上间接的记录分量要重得多。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难以推卸的罪责
修改章
ID： 2449
书名： 战后补偿的思考
作者： 内田雅敏
出版社： 学苑出版社
卷： 卷2：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
章号： 6
章名： （必填）
是否VIP文章： 是 否
链接声明： 是否首卷？否是 是否卷首？否是 是否卷尾？否是 是否末卷？否是
“战争责任？赔偿也赔了，就从道义上来说，历届首相已经表示过道歉，这还不行吗？”
“什么３０万人，是不可能杀掉的。综合调查人所谈，不就杀了二三万人吗？”
“随军慰安妇？哪一个国家的军队不都强奸妇女吗？为了不使他们强奸，也许是作了有计划的安排。”
作出上述这些发言的人是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他对受害者毫无痛悔之情，也许他没有听过受害者的控诉。
如上所述，那些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根本不存在的所谓“虚构派”者的论点，可以说今天几乎已全部被驳倒。因此，为了拥护日军，又出现一种“相对比较派”，他们说：“也许确实有过南京屠杀事件，但是那并不是日军所特有的。战争就是那么悲惨的，并非只有日军才是坏的。”进而又说：“从历史看，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历史就是屠杀的历史。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的侵略与杀戮的历史，又怎么解释呢……”
这种论调的立论方法，在德国也一样。在德国有人认为纳粹没有消灭犹太人的政策，主张所谓“奥斯威辛集中营谎言”。接着又出现了一种论调，即虽然承认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存在，但又把它置于历史潮流之中，将它与屠杀事件相比较，使其罪恶相对地减轻些。他们认为，做坏事的并不仅仅是德国，别国不是也在干吗？苏联不是也有集中营吗？德国在８０年代中期发生这种争论，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争论”。
但是，同其他国家相比较，其他国家不也在这样做吗？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南京大屠杀或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行都是不能推卸的。同几世纪前历史性侵略事实相比较，并无任何意义。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中世纪的社会，而是生活在确定了人权保障、确定了海牙陆战法规以及日内瓦条约等战争法规的２０世纪，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平顶山屠杀事件
不为人知的屠杀事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契机开始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侵略，发生了所谓“满洲事变”。
在中国人民抗日热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以露天开采而著名的抚顺煤矿（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后，成了日本的权益，由‘满铁’经营）遭到抗日游击队的袭击，由于烧毁宿舍等，矿里的职员和家属数人伤亡。９月１６日，日军为了报复，袭击了抚顺煤矿邻近的平顶山，将约３０００名村民全部杀光，其袭击的理由是村民联通抗日游击队。
这就是称作“平顶山惨案”的大屠杀事件。虽说规模有所不同，但和越南战争中的“明双事件”相类似。
关于平顶山事件，在本多胜一著《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一书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另外，在泽地久枝著《另一个满洲》（文春文库）中，以“被消灭了的村庄”为题也报道过。
由宪兵队和守备队组成的约２００名日军包围了村子，说要拍照，欺骗村民集中到山脚下，然后用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杀害。那些不能走路的老人、病人和残疾人则在村内当场遭到枪杀。
屠杀结束后，为了防止这一事件被人察觉，据说日军用刺刀挨个刺杀尸体，确认是否全部都已死亡。这种做法和南京大屠杀完全一样。日军还往这些尸体上浇汽油，然后点火焚尸，还炸山掩埋尸体，用周密的办法隐瞒了这一事件。这个约４００户人家３０００个居民生活的村子就这样消失了。
尽管周密地隐瞒了这一事件，但是还是有１０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些生存者压在层层的尸体下面，好容易才躲过了刺刀的刺杀。有一位少女，手腕虽被刺着，但她强忍着疼痛没有作声，被认为她已死了，从而保住了性命。
通过这些生存者把这一事件流传下来。
解放后，１９５１年在平顶山修建了“平顶山同胞殉难纪念碑”。１９６９年起挖掘屠杀现场，并在现场上修建了纪念馆，它就是“平顶山纪念馆”。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流传至今的“现场”
我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底，访问了这个纪念馆。从北京乘飞机约一小时抵达沈阳。从那里再乘汽车约两小时抵达抚顺市。沿途，汽车一直鸣笛穿过自行车队前进。这是在中国常见的一种景象。也许是由于道路冻冰，我们看到几辆满载货物的卡车在路上翻车了。
纪念馆建于露天开采的抚顺煤矿旁边，呈大漆盘状。这里挂着中共抚顺市委和抚顺市人民政府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静悄悄地设在境内的一角。由于北京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张承钧事先联系过，所以先到办公室去致意。当时有几位男子正在悠然自在地打麻将，令人觉得与门前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块牌子有点不协调。当时馆长不在家，让我们直接去遗骨馆。
遗骨馆里有数名年轻的妇女充当解说员，其中一人引导我们参观。她用淡泊的语调介绍事件的经过和纪念馆的由来。我问，我想把遗骨馆的情况介绍给日本的年轻人，可否拍几张照片？她回答说没关系。于是我拍了几张照片。作为中国人的她，作为受害者的子孙以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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