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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的幽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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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发现，16、17世纪的重要思想家都十分奇特地与大学不生什么关系。伊拉斯谟需要的是出版商，培根、赫维、笛卡尔、伽利略、莱布尼兹需要的是政治的庇护，胜过需要大学同行，这些同行中的多数都是反动的。当路德、笛卡尔、伽利略或莱布尼兹移居他处时，他们并非是要寻找更好的大学，而是要寻找更好的政府。所谓“更好”，就是不会对自己发问或发出警告，能够享有较多一点的出版自由的权利，而不致于随意地被塞进类似宗教裁判所一样的地方。
当然，他们首先也得有寻找的自由。
我们可以设想大学是悬浮在空中的楼群。它们的大门全都向上下方向敞开，从下面出来的是医生，律师，教师，以实用的职业服务于社会的新阶层；从上面出去的，则是宫廷需要的人才。情况似乎永远是广大下层受制于上层，而控制与受控制的两大话语系统，都可以由大学分别习得，惟反控制不能。所以说，大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大学发端于中世纪对神学的阐释。阐释——而非创造——的传统遗传至今，即使科学勃兴，也很难消除神的影子。
大学的主要职能在于生产合法化的知识和技术，具有一定的无倾向特性，即所谓中立性。但是由于社会环境，政治干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免从中产生对立的话语与实践。有阿隆，便有萨特。
像莫斯科大学，巴黎高师这样的学校，在大学中是罕见的，或者可以说是大学的异类。它们不是依靠大学的体制，相反是由知识分子的反体制的零散的抵抗与斗争，传递精神的薪火，而令世人瞩目。
许多知识分子对大学教育持反对态度，认为它具有惊人的保守倾向。
杜布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一书中，列举了若干例子。中世纪晚期至17世纪中叶，大多数科学家的工作和医学研究，都是在大学的围墙外面进行的。
学者
赫尔岑对两类不同的学者做了比较，一种是迷失于专门主义的小集团中的学者，另一种以布鲁诺、伽利略为代表，是最先为初燃的理智之光所照亮的学者。
对于前一类学者，赫尔岑称之为“执掌观念的官吏”，“科学的官僚”，“科学的书吏、课长、收发员”，这样嘲讽道：他“甚至连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第一特征——社会性也丧失净尽，因为他见到民众就忸怩不安，胆战心惊；他不再熟悉活生生的语言；他在危险面前发抖，连衣服都不会穿了；他内心里总埋藏着一些可悲的、野蛮的东西。”世上的学者，大抵属于这一类。
后一类是卓异的学者，所以永远是少数。赫尔岑称颂说，“他们依从科学的祭司是一种英勇行为，作为一个阶层，是合乎时代要求的。”
赫尔岑批评在实行了宗教改革的世界中形成的学者特殊集团说，既无力组成一个真正与世隔绝的、坚强的、熟悉自身专业范围的学术团体，也无力启蒙俗众，影响社会；既无力依附事物的现存秩序，也无力去反对它，于是只好躲避活生生的问题，而专注于僵死的问题。当这个特殊集团与社会相联系的纽带因此而变得松弛以后，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彼此漠不关心。他指出，“拘泥迂腐，脱离生活，繁琐的研究，这些无聊把戏的类型是一种虚幻的劳动，看来很有意思而实质上是徒劳无益的劳动；其次，人为的结构，无用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无知以及骄傲的自负——这些就是行会学术的满布枯枝败叶之树赖以生长的土壤。”
法国的学者和德国的学者，是两类不同的学者。
赫尔岑认为，在法国学者中，特殊集团少，德国的情况则相反。在法国，学者并不占据首要地位，所以也就没有像德国学者那样的影响；他们或多或少都在致力于实际社会的改进，走向生活，“既需要客厅，也需要广场”；而日耳曼行会学者截然不同的特征，就是“有一条隔绝生活的壁垒”。他说，“德意志的学术科学界乃是一个与德意志毫无瓜葛的独立王国。”同时，又指出：“学者的共和国乃是存在过的一切共和国中最坏的共和国，就连博学的弗朗齐亚博士治下的巴拉圭也不比它更坏。”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9）
法国人民是，至少曾经一度是历史的伟大主体，演出过威武雄壮的戏剧。大约法国知识分子也从中受到英雄主义的熏陶，所以热爱、倾慕，且愿意献身于社会上的广大自由的一群。正如我们所看到，他们往往既是学者，又是作家。卢梭、伏尔泰、狄德罗是，萨特也是。
德国历史一直无法摆脱专制权力的笼罩，即使掀起过浪漫主义的狂飚，仍然盛产纯粹的学者。海涅是注定做不成德国大学的教授的，从气质上说，他是天生的法国人，所以适合在巴黎生活。叔本华不承认黑格尔，自然得不到黑格尔众多弟子的承认。至于尼采，在整饬的学院里只配发疯。歌德则是一个特别的饕餮式人物，欲望强旺而又精力充沛，但是说到底是一个风流才子，势利鬼，廷臣，而不是我们惯见的德国式学者。他的神话般的影响，至少大半得益于魏玛文化部长的位置。
伯林批评康德为《纯理性的批判》作的注释所用的术语，导致日后德国哲学的文体的恶性变化，说是“宛如一座盘根错结的原始森林”，“他这本书污染了德国哲学界的语言”。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法哲学家仿效黑格尔，摒弃了始于苏格拉底直至康德前期所通用的那种通俗易懂的文体。他们写作如水底摸鱼，漆黑一团。”他欣赏叔本华的文体，说“既优美又清晰”，尼采也如此，他们摧毁了黑格尔的影响。但是，他又特别指出：“两人都不属于学术界。”
只要有学者，有学术界，就有寄生大量注释的臃肿的文本。
有趣的是，正如赫尔岑等俄国知识分子对德国学者的批评，韦伯对赫尔岑们的批评是同样激烈的。他说俄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无生育力的亢奋”，“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空洞无物，缺乏任何客观责任的意识”。
怀特海批评弥尔顿说：“尽管在保卫自由的斗争中运用了他丰富的想像，渊博的学识以及端重典雅的文风，但他的一生恐怕既推动了又延缓了自由的事业，因为他所提倡的思想形式的实质便是不宽容。”这是英国学者对于本国的知识分子的批评。
是自由思想划分了知识分子与一般学者。
所谓学术斗争，有可能是思想的真正的交锋，但也可能是小圈子内的无聊的角逐。
贾克比有一本颇有争议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说在美国，“非学院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群怯懦的，颟顸的、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这批人有稳定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所以社会上也并没有人理睬他们，响应他们的意见。他说，这批人文风晦涩，不知节制，写作主要是为了学术的晋升，而不是促进社会的改变。他们由委员会雇用，急于取悦各种各样的赞助者和部门，披挂学术证件和权威头衔，然而并未促成辩论，只是以此建立声誉和吓唬外行人而已。
关于知识分子的观念，他概括为“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
关于卖淫的定义。
据一本法国人有关的著作，1855年出版的《法兰西学士词典》将卖淫定义为：“对淫猥的放纵”。其他词典重复使用了这个定义。也有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定义的，说是“提供快乐与提供金钱之间的交换”。
雨果的看法不同，他把卖淫归结于罪恶的制度，以谴责的语气说：“人们说奴隶制已从文明中消失，此言大谬。奴隶制始终存在，不过它现在只压在妇女身上。”普鲁东说是：“为自私、贪婪、骄傲、享乐以及一切低级的诱惑而牺牲人的尊严。”维克多·玛格丽特则称：“妓女是恶习的黑暗大军的士兵。”
这就是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区别。
法国知识分子德布雷著有《教师·作家·名流：近代法国知识分子》一书，谈到知识分子的演变时，有一个基本论点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与机构结盟，并从那些机构中得到权力和权威。
萨义德承认，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专业人与业余者
知识分子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各种身份容或有变化，但精神是一贯的。作为一种粘合剂，精神把多种具体的专业和职业粘连到一起，无须区分其中的等级差别。在这一意义上，知识分子显然是一个比专家更大的概念。但是，仅就对精神的严格要求而言，这个概念又是最狭小的。
利奥塔说：“不再应该有‘知识分子’。”他认为，伏尔泰、萨特式的人物已不复存在，各门学科的专门化使得学科之间的可通约性丧失了，作为理想知识分子钟情的“元叙事”、“大叙事”已经解体，流行的是种种的“小叙事”。他把对知识社会从现代到后现代转移的观察结果，概括为知识分子从普遍性向专业化的转移。
齐格蒙·鲍曼创造“立法者”和“阐释者”的概念，旨在对知识分子作出现代型及后现代型的划分。作为立法者的现代型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一种作为知识分子诸种职业基础的职业，即所谓“元职业”；而作为阐释者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虽然保持了元职业成员的权威，却为共同体划定了边界，并对从事普遍性工作的知识分子的活动表示质疑。
在知识论方面，类似的说法，对于全知全能的现代性妄想狂不失为当头棒喝，但是，也不是没有理由认为，这是现时代知识分子侏儒化的明证。
无论在纸媒马车的前现代社会，还是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无论处在何种知识话语的语境中，知识分子都是堂吉诃德，而且只能是堂吉诃德。
从语义学的角度说，“理智”（intellect）是“知识分子”（theintellectual）一词的词根，有别于艺术和科学的所需要的“智力”（intelligence）。科塞以此区别知识分子与一般学者和其他专业人员，指出理智是包含了一种摆脱眼前事务的欲望和能力，一种献身于超越专业或本职工作的整个价值的精神。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说理智是指心灵的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方面，从事思考、怀疑、批判、检验、理论化；而智力惟是寻求掌握、运用、排序和调整。显然，知识分子在其本性上具有一种人世的关怀。哪怕韦伯，那般强调专业化，也仍然记得博物学家斯瓦姆默丹的话：“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在一篇讲话中，他说到以政治为业的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二是“靠”政治为生；前一种方式，就包含了知识分子的一般特性在内。所以，科塞套用这句话来定义知识分子，说是“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10）
“知识分子”一词是否会在现代词典上给抹掉，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时代的迁变，而是在个人理念能否得到支持。
所谓“学术规范”，是同起源于古典时代末期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控制和组织策略的戒律相联系的，与特权等级相关的，暗含了各种奖惩机制的，具有颇类法律形式和效力的致命的东西。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学术界话语霸权的一个标志，意味着：一个人如果不在学科话题范围内说话，不仿照本学科认可的权威的口吻说话，不按一定技术程序说话，不带注释说话，那么，结果就是他不再被看作是“学术人”中的一员而被拒之门外。
所谓“学术规范”，实际上是主流学术话语的规范，是防范异类的规范。
在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法国知识界明显地分为两大派。其中，反德雷福斯派的领袖人物之一、文学批评家费迪南·布伦蒂埃攻击左拉说：“他的《我控诉》这封信，是一个愚蠢、放肆和荒谬的标志。这位小说家干扰军事审判，在我看来，比一个宪兵队长打断一个修辞学或是音韵学方面的提问更加不可思议。”在反重审主义者看来，敢于在缺乏起码的职业资格的情况下干涉公共事务，的确是荒谬绝伦的。然而，左拉在法庭上回答法官时，竟坦然承认道：“我不懂法律，也不想懂法律！”在他那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比法律专业更高的事物。左拉在捍卫那些对神圣的传统、惯例、违反正义和理性的当权者进行质问和抗辩的集体行为的同时，也捍卫了自己超出于狭隘专业的观念王国的权利。
保罗·皮可纳说：“除非脱离纯粹正式的、统计式的教育的衡量标准，很清楚，现代社会生产的只是异化的、私人化的、以及非文化的专家大军，他们只在定义明确的狭窄领域里显得渊博。这种专业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意义上的关心整体问题的思想家不同，他们正在大量出现，以操作日益复杂的官僚的和工业的机器。而它的理性，在品格上是工具性的，因此只适于完成部分任务，而不能解决社会组织与政治方向中的根本问题。”
知识分子一旦被组织成为一个社会层级，并因这种被赋予的身份而垄断对世界的解释权以后，他们的思维势必趋向于经院主义；惟其如此，才能满足自身对系统化的需要，以及集体组织对统一性的需要。
哈耶克认为，在社会研究中，专注于一个专业会造成特别有害的后果，不但会影响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而且可能有损于自己在专业领域中的能力。他就他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方面打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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