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幽光-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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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耶克认为，在社会研究中，专注于一个专业会造成特别有害的后果，不但会影响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而且可能有损于自己在专业领域中的能力。他就他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方面打比方，说：“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仅仅是经济学家，他即使算不上危险人物，也很可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科塞对专业化倾向的批评更为猛烈，他在《理念人》中作了这样的断言：“如果让他们的远宗，脑力技术人员和专家，抢占了知识分子现有的职位，现代文化很可能会因僵化而消亡。没有知识分子对永恒的往昔形成的陈规陋习和传统发起挑战——甚至当他们维护标准和表达新的要求时——我们的文化不久就会成为一种死文化。”　　　　
　　　　萨义德解释说：“专业化意味着昧于建构艺术或知识的原初努力，结果无法把知识和艺术视为抉择和决定，献身和联合，而只能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来看待。成为文学专家也常常意味着把历史、音乐或政治排除在外。此外，专业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所以，他认为，在今天所有对于知识分子的威胁中，对待专业的态度这一来自知识分子自身的威胁是最大的威胁。　　　　
　　　　与专业化相对应的是业余性。　　　　
　　　　所谓业余性，是指一个人的活动包括专业活动在内，仅仅来源于内心的热爱，而不是别人的奖赏和其他的利害关系；所以，他能够挣脱这一专业的束缚，而自觉接受众多的观念和价值。业余性意味着对公共空间——而不是由专家和职业人士所控制的有限空间——的自由选择，更大程度上保障了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性。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萨义德曾经作过“专业人和业余者”的专题讲座，认为身为社会中最富于思想和关怀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指出：“今天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个业余者。”　　　　
　　　　知识与生活　　　　
　　　　赫尔岑在《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中特别提到学者的垄断问题，指出：“知识贵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他批判那种脱离生活实际的纯理论倾向，认为“把科学抑留在行会当中最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建立在决非圈子以外的人所可接近的纯理论方面的研讨之上。”但是，他接着指出，“超越了理论抽象的现代科学却有着不同的要求，它仿佛忘记了自己的尊严，意欲离开自己的王座而走向生活。学者一定阻挡不了它，这是毫无疑义的。”　　　　
　　　　生活的目的何在？　　　　
　　　　赫尔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是在发现价值，而是在创造价值。生活的目的在于生活本身，超越生活的生活便失去了目的。在他看来，不具人格的目的，如生活的目的、自然的目的、事物本质的目的，都没有意义。　　　　
　　　　伯林评价说，赫尔岑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如此清楚地阐述过这个问题。　　　　
　　　　爱默生在题为《美国学者》的讲演中强调行动的教育，说：“行动正是思想的序言。”他嘲笑“书本知识阶级”试图在世界与灵魂之外建立某种“第三类秩序”，于是产生了各种藏书家、校勘家和狂热的注释学者，别人思想的鹦鹉学舌者。他强调指出，行动就是投入生活，说：“思想是一种机能，而生活则是这机能的执行者。河流总可以追溯到它的源头。伟大的灵魂不仅在思想上坚定不移，而且它敢于面对生活。”　　　　
　　　　关于知识社会，有许多种不同的划分范畴的方法。　　　　
　　　　韦伯以讲坛为界进行划分，办法是极简捷的。他说知识界有两大群体，有一群是由讲坛产生的，如教授、学者；还有一群是不涉足讲坛，甚至与讲坛相对抗的，如出版家、新闻记者和作家等。在他的思想中，大学与学问的一体性是不成问题的。他认识到，并且承认知识的体制化和官僚化的事实。　　　　
　　　　日本学者上山安敏在《神话与理性》一书中把韦伯同象征主义诗人乔治作为对立的两个文化圈的代表，分属于“大学人同盟”和“诗人同盟”。他认为，韦伯和乔治的学问观的对立，是通过知识和体制问题上的分歧反映出来的。在乔治的知识世界中，作为知识积累的学问是完全被排斥的，知识创造的根据是神秘主义的体验和直观。由此可以导出获取和运用知识的两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和风格；总括起来，即学究主义与诗人作风。　　　　
　　　　尼采批评现代人重知识而轻人格，说每个人都“随身拖曳着一大堆不消化的知识石块”；尤其嘲笑学者，称之为“毫无感情的宦官”。他认为，人最重要的是学习生活，只有学习生活，人才是真正有文化的。他还提出，需要有一门“生活的卫生学”来监督学术，以“自然的治疗方法”，对我们常患的历史病症进行治疗。　　　　
　　　　勃莱的诗：“贫穷而能听听风声总是好的。”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11）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在其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公共领域”一词的演变，从语源到思想史的意义作出相当明晰的描述。　　　　
　　　　“公共”一词，可以溯源到古希腊城邦，雅典广场及罗马法；它的真正含义，却与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生密切相关。　　　　
　　　　“公共领域”最初包括公共权力领域和公众舆论领域，可是发展到了后来，作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终于分离开来，政府当局的受众变成了它的对立面。“公众”、“公共”，在西欧各国政治词典中的释义，无一例外地与舆论和批判有关。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其实也就是公众舆论领域，通过公开批判而与公共权力机关相抗衡。　　　　
　　　　18世纪竞争性的市场资本主义为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条件。革命氛围的酝酿，促进了书报的勃兴和阅读公众的形成；由于公众舆论的推动，资产阶级革命也同时得到很大的发展。在理想的民主国家，政府只是承担公共领域的担保人角色，以确保个人和团体的自由，但不能插手干预。但是，当国家和经济相互融合到一起以后，则开始对传媒进行控制，导致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在哈贝马斯看来，18世纪以来，传媒的民主功能不断下降，公共舆论不再体现为理论话语的自由讨论，作为传媒操纵的结果，即“社会的对话被管理起来了”；公众的文化消费代替了文化批判，“政治冷淡症”开始四处弥漫，喧哗的沉默笼盖一切。　　　　
　　　　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也是一个阶级范畴，在哈贝马斯那里，便有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平民公共领域之分。公共领域既存在于社会，也存在于政党、社团、协会，诸种组织的内部空间。在这一领域内，交织着意识形态活动与私人交往活动，前者使国家行为合法化，后者使自由和民主扩大化。　　　　
　　　　就公共领域本身而言，意味着提供一个民主环境，通过话语，而不是别的操纵性工具或所谓“批判的武器”进行运作。此即科恩的所谓“话语民主”。公共领域本来是一个自我生产、自我组织的过程，因此，自始至终本应保持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但是，事实上往往为国家所掌握，而使它有可能成为失去自身权力的竞技场。　　　　
　　　　由于受到政治、法律、经济、道德、文化包括传媒的种种参预，公共领域的结构在不断变化，但是基础机制必须是健全的。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传媒运作的空间，市民可以在此自由言议而不受干涉。如果个人和社会没有获得政治自由，即没有分享到集中到国家手中的政治决策权，更不能在机制方面对决策发挥影响，以致连作为公共辩论参与者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古语说是“莫谈国是”，那么，公共领域将不存在，或者可以说，公共领域根本不具备政治功能。　　　　
　　　　公共领域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个生活世界，两者互相影响。　　　　
　　　　在制度方面，一些理论家在相关的研究中引入“市民社会”的概念，并且指出，在这一社会中，为什么形成意见的协会会在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哈贝马斯论述说，在东欧和中欧，由于市民的交往实践被置于秘密警察机器的控制之下，众多自愿者协会受到暴力的强行遏制，结果和平的市民运动所挟带的压力不断增长，所以说，打着“开放”（Glasnost）旗号的改革政策最终引发革命并非偶然。在西方社会，自愿者协会是在民主法治的国家机制的框架内组成的，因此出现的则是另一种政治文化景观。　　　　
　　　　而在生活世界中，哈贝马斯指出，通过电子传媒，事件在全球变得无处不在，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却具有了共时性效果。大气候影响小气候。这时，差异消失，特色消失，结构解体等等，都对社会的自我感觉造成重大后果。　　　　
　　　　在公共领域里，权力空间处于真空状态。这里不存在任何压力，最适宜思想的萌蘖和成长；这里的结构同太阳系不同，无须围绕一个太阳活动，因为每一个思想主体都是自我照耀的独立的天体。　　　　
　　　　媒介：从纸莎草纸卷到因特网　　　　
　　　　从纸莎草纸卷到因特网，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它们对公共舆论的形成，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因此，官方不是加以利用，便是加以禁锢和摧毁。秦始皇和希特勒的焚书，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禁书目录，近代欧洲和俄国的书报审查制度，明清的文字狱，都是因为害怕思想的传播，而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反文化的例子。　　　　
　　　　著名的批判理论阿多尔诺对现代媒介不怀好感，针对媒介在日趋松散的社会中代表着某种凝聚力的现象，指出当今绝大多数电视节目都旨在生产那种自鸣得意，消极被动，以及愚昧轻信的东西，这一切正好与极权主义教条相吻合。在他看来，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都属同一个系统。这种相似性，内聚的统一性是危险的。他对“机器神”收音机那种命令式语言十分反感，在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中，甚至把马克·波斯特称之为第一媒介时代的播放模式直接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但是，他同时也提出了极权主义下的去中心化状态，一个关于主体的组构问题。　　　　
　　　　鲍德里亚认为，媒介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人们渴求作秀和拟仿。媒介创造了一种新型文化，并使之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在这种新文化中，媒介以生产的拟形——拟仿的复数形式——创造现实的替代物，却无法及于现实，拟仿的虚幻性与意义毫无关联。可以说，媒介正是借此完成一种“完美的罪行”。　　　　
　　　　本雅明与他的法兰克福兄弟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现代媒介的积极意义。他对于电影——艺术中的一种最有代表性的现代形式——的分析是著名的。他认为，观众站在镜头的位置上，而不是演员的位置上，这便提升了一种批判姿态。因此，作者与观众并非处于固定不变的等级制位置上，这位置是可逆的。这样，媒介在他那里便具有了平等主义的推动力。　　　　
　　　　此外，他还认为，媒介本身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体制介入的影响，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可以确保媒介特定政治方向的自动保证。媒介潜在的民主化倾向，按实现的方式而言，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对于媒介开拓未来多重语境的可行性，哈贝马斯持同样谨慎乐观的态度。他指出，技术本身内涵着解放的因素，而且，人类具有抵抗媒介的能力，并不是全然被动的。　　　　
　　　　在沙皇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起而揭露社会积弊，并号召人民同专制统治作斗争。然而，他们的后辈，苏联知识分子并没有这种积极的抗争态度。一方面固然是懦怯，另一方面，则因为在专制政体底下对人民的前途感到绝望。他们在经过精心编制的虚伪的官方日志中，看不见基础的受损程度的严重性。被垄断的媒介所给予他们的大量信息，无时不在向他们宣示或是暗示，他们所维系的社会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于是惰性十足地不断复制麻醉性的作品，反过来帮助官方进一步愚弄人民。整个社会在暗中的错动无序，一直为多年来虚假的秩序所掩盖，所以，当真相突然显现时，不免手足无措。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12）　

　　　　其实，正如尼采说的：“巨变是从鸽子爪子底下发生的，虽然它在暗中进行，但却是翻天覆地。”　　　　
　　　　托马斯·曼：“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命运的涵义是通过政治语汇来昭示的。”这位流亡文学家对他的祖国的迅速堕落，充满悲愤之情。　　　　
　　　　由纳粹主宰的“第三帝国”是极权主义国家的典型，从希特勒直到普通纳粹党员，都十分重视媒介与宣传。除了极力利用1936年奥运主办权，借以欺世盗名之外，还有计划地利用传媒做了大量蛊惑人心的工作。比如持久反复地大做政治性广告；在高音喇叭里播送瓦格纳的音乐，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1934年将原大陆通讯社和联合电讯社合并为德意志通讯社，作为唯一的官方通讯社，和德国报刊与广播电台的主要新闻来源；扩展埃耶出版社为德国报刊出版业的垄断者；至1944年，纳粹党直接掌握的报纸，占德国报纸读者的82。5％；希特勒执政后，立即对德国广播公司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广播内容，使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成为全国广播电台的转播台；为适应洗脑需要，1933年起开始成批生产一种廉价收音机对国外广播；并设立大量干扰台，以严刑峻法相威胁，禁止收听外国电台广播。总之，正如阿伦特所总结的，极权主义有两件随身法宝：除了恐怖，就是宣传。　　　　
　　　　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高举自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