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24独白下的传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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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以为上面举的叫爸爸例子，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时候的“大礼议”、神宗时候的“挺击案”、光宗时候的“红九案”、贵宗时候的“移宫案”，以至汉学宋学之争、今文古文之争、孔庙配享之争、保教尊孔之争……没有一件不是认错目标浪费口舌的小题大做，没有一件不是暴殇文字的丧心病狂。
　　在这些无聊的纠缠以外，中国知识分子把多余的精神用来逃避现实，他们美其名曰研究学术，其实只是另一种玩物丧志。十六八世纪的大思想家李恭，早就为这种现象做了归纳和预言：
　　（知识分子）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投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李世，朝届无一可倚之人，（知识分子）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思想上的失败，导致了他们品格上的失败，他们一方面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为恶而不自知。于是，“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的时候，再做什么，都太晚了！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己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　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于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做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　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致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天；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赘），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棗　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　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棗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徘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　第三部正史（后汉书徘业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途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惜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的高蹈、消极的洁身自好、消极的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有了剧变，群体的趋向愈来愈明显，效率也愈来愈“科学”，古代人至多“天网恢恢”，现代人却会“法网恢恢”。古代人要表现特立独行，归去来兮以后，回家有将芜之田园，有欢迎之童仆，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搏之酒；现代人呢？什么都没有，只有管区警察。
　　但现代入中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今之古人”，就那是李敖。很多伪善的读者吃不消李敖喜欢捧李敖，所以李敖谦虚一次，用一次海外学人捧场的话，来描写这个例外。（大学杂志）登过这么一段棗
　　至于攻击传统文化的智识之士当中，倒有不少来自中国内地，足迹从未到过“西洋”，对于中国文史典章之通晓远在他们那；戈．久“西学”之上。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吴虞便是一个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坚决、那么彻底，然而他也从未出过洋，他对西方任何一国的语文未必娴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经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种指责当道（包括学术界的当道），横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近代愤激的中国智识之士以及若干受他们影响的外国学者，爱讲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与思想箝制，命忽视了中国传统书生另有一种孤傲决绝的精神，在　《时与潮》发表的那篇李敌之文，便表现了这股精神。
　　
　　这是很教人赶快鼓掌的话。鼓掌以后，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学人捧我有“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他说对了。我是喜欢搬弄传统的。从十四年前出版《传统下的独白》开始，到十四年后出版这本《独白下的传统》，就证明我对传统有传统。为什么要这么传统呢？因为要了解中国，就不能不弄清传统。
　　美国人向法国人开玩笑，说你们法国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就数不下去了，为什么？法国人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国人也向美国人回敬，说你们美国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也数不下去了，为什么？美国人历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这个笑话，说明了解历史太短的国家，就不必受传统的罪，直接了解，就可一览无余。了解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固然要了解英国；但了解英国，只要精通北欧海盗史，就可以完工，绝不像了解中国这么麻烦。　精神分析学家看病的时候，必须使病人回忆过去；思想家、批评家、哲学家、历史家面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也必须如此。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万年、干年、百年、几十年和十几年大量传统的民族，春比南山。南山本是传统细壤所积，不了解钙层土（pedocals）和淋余土（pedalfers）的人，不了解土壤；不了解中国“钙层传统”和“淋余传统”的人，又怎么了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口号”；非中国人不了解中国，非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杂碎”。他们都没工夫了解中国，也没有了解中国的功夫。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有着“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的人，以“种豆南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情，写下这本中国入门书，它的意义棗不论是说出来的还是没说出来的棗自然就非比寻常。
　　这是真正的“中国功夫”，这是李敖的“中国功夫”。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不喜欢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棗一把将知识分子的帽子抓下来，当众朝帽子里撒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郑成功，不要做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棗跑到孔庙向孔夫子说：“各行其是！”当众把书生装烧了。这一溺一焚之间，真有学问。《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的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气象万千、才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睑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
　　一九七九年经年累月足不出户之日在台湾写
　　
　　直笔——“乱臣贼子惧”
　　孔夫子活的时候，天下大乱了，其实天下永远是大乱的。
　　孔夫子听说，有的做儿子的，居然杀了父亲！
　　孔夫子又听说，有的做臣子的，居然杀了皇上！
　　孔夫子气了！
　　孔夫子瞪了眼睛，吹了胡子。
　　孔夫子拿起了一支钢笔，噢，不对，那时候没有钢笔；拿起了一支毛笔，懊，也不对，那时候也没有毛笔；孔夫子拿起了的是棗一把刀！
　　呀！孔夫子怎么会拿刀？孔夫子斯斯文文的圣人，拿刀干什么？杀他父亲吗？不是！杀他皇上吗？当然也不是！杀那杀父弑君的凶手吗？好像有点是了。　其实孔夫子不是拿刀主杀任何人，孔夫子太老了，孔夫子
　　杀不死任何人；孔夫子是儒者，孔夫子不会杀人。
　　但是有人不是说吗？孔夫子当鲁国的司寇（司法行政部长兼警备司令），大权在握，第三天就杀了他的政敌“少正卯”，孔夫子不是杀人吗？
　　但有人说这事是假的。即使是真的，孔夫子也不必亲自操刀，因为有刽子手老爷和刽子手老爷的鬼头刀。
　　那么，孔夫子拿刀干什么？
　　孔夫子拿刀并不是要杀人，而是吓唬人。
　　孔夫子拿起刀来，朝一块竹片刻去，刻了一片又一片，刻了许多字。最后，刻满了一大堆的竹片。　这些竹片，就是孔子时代的书。
　　孔子时代没有笔和纸，只有刀子和竹片，刀子刻在新砍下来的青竹片上，一刻上去，竹片直冒水，像是流“汗”一样，所以叫做“汗青”。
　　所以，古人一提到“汗青”，就象征着书籍，也象征着历史。古人的诗说：“留取丹心照汗青”、“独留青史见遗文”，就是这个缘故。
　　孔夫子“汗青”九个月，完成了一部“青史”。
　　这部“青史”，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历史书，它的名字叫《春秋》。
　　《春秋》一共有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个字，每八个字，刻在一块竹片上，你说刻了多少片？
　　孔夫子写《春秋》的目的，并不是要杀乱臣贼予，而是要乱臣贼子害怕。　什么是乱臣贼子？凡是不守臣子的本分的，都是乱臣贼子。
　　什么是臣子的本分？巨子的本分是要乖乖的听话，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小心翼翼的做事，不要做一点分外的事。不该你做的事，你不该管闲事。管闲事就是“越阻代瘤”。
　　孔夫子写情秋》，目的就是要大家个个都在自己岗位上做事，该做什么的，就做什么，不要不守本分！
　　可是，怪事就出在这儿，写这本《春秋》劝人守本分的人，自己就不守本分！
　　因为孔夫子的本分，不是“写历史的官”棗史官，他没有资格写历史，《春秋》不该是他写的，就好像耗子虽讨厌，狗却不可抓耗子。　可是，孔夫子老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还是写了。
　　他不但写，还不许别人参加意见，他的学生“子夏”站在旁边，两眼瞪着，一个屁也不敢放，只能帮忙搬竹片、磨刀。
　　孔夫子太伟大了，伟大得使学生“不能赞一辞”！
　　孔夫子把《春秋》写好了，双手一拍，向学生说：他知道他不该写这部书，可是希望大家原谅他。看了这部书，了解他的人，可以根据这部书了解他；骂他的人，根据这部书，也有足够的理由骂他。他自问凭良心写，管不了那么多、管不了那么多、管不了那么多。
　　但是，糟糕的是，孔夫子自己却没完全凭良心棗孔夫子在《春秋》里，竟做了好多好多的手脚。　孔夫子是春秋时代鲁国人，在《春秋》所记的两百四十年中，鲁国的皇帝，四个在国内被杀，一个被赶跑，一个在国外被杀，这样六件重大的事，孔夫子竟在《春秋》里，一个字也不提。这哪里是写真相呢？这不是有意说谎吗？
　　正因为孔夫子在有意说谎，所以，他的学生们也就跟着造
　　谣，竟说：“鲁之君臣，未尝相弑！”意思是说：“我们鲁国呀，没有家丑。皇帝和臣子之间，没有凶杀案！”
　　像这一类有意说谎的例子，还多着呢！
　　如狄国灭了卫国，孔夫子为了替齐桓公遮盖，竟把这样一件大事一笔带过，写也不写。　又如晋国诸侯竟传见周朝的皇帝，这是很不成体统的事，孔夫子为替晋文公遮盖，他意改变一种写法，与事实的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孔夫子为什么要做这些有意说谎的行为呢？研究他的原因，乃是由于孔夫子主张棗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换成白话，是棗
　　为所尊敬的人瞒瞒瞒
　　为亲人瞒瞒瞒
　　为贤者瞒瞒瞒
　　孔夫子写书的目的，本是要把那些他看不惯的人的行为，记入青史的；但是人总是有缺点的，连孔夫子所尊敬的人和他的亲人、贤者也不例外，竟也有使人看不惯的行为出现，如果孔夫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看不惯的行为，一古脑儿写进去了，那么人家一看到，对“所尊敬的人”、对“亲人”和“贤者”的敬意，也就大打了折扣。所以，孔夫子呀，宁愿说谎。这种在历史上说谎，有一个专名词，叫做“曲笔”。“曲笔”就是该直着说的话，要把它歪曲了来说。相反的，有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做法，也有一个专名词，叫做“直笔”，就是正直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