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60-寻找英雄-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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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坐的火车挂的是两广监察使署牌子的专列，走得算是比较早的。火车是里三层外三层，上头下头，连车轮子底下都打了木板，有人坐在里头。车外头、车顶上也挂着人。沿途上实在是惨不忍睹，那个逃难的架势在北平没见过。东西全不要了，能挤上去就行了，也不用买票，吃喝拉撒睡全都不管了。你只要进去站在那儿了，或者坐在那儿就是那儿了，动不得。什么大姑娘小媳妇，隔着窗户，撅着屁股往外屙屎屙尿的，有的是。因为一出来就没位了，没地方了。经过贵阳去四川的火车走走停停。这个车一天能走多少里路，很难说。见到日本飞机就停，人呼啦啦下来往野地里跑，惨啊！　　　　
　　　　逃难的时候，我父亲还在南宁。南宁撤退的时候，他说要往百色方向走，然后在凌云会合。后来就和我父亲音信不通了。我兄弟姊妹八个人，再加上我外祖母和我母亲，一共十个人就在池河下了车。想往凌云走，没有钱就卖衣服，东西也没什么人要，反正能卖一点钱就是一点钱，然后长途跋涉。我们经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国民党宣传的土匪窝。我们逃难的时候看到山顶上都有人，而且人还不算很少，真是土匪。他们没抢我们，只是站在山上静静地看着，不知道在想什么。有时候我们也请人挑行李，挑我弟弟妹妹，他们太小，走不动，我们又不能抱，整天地爬山，自己都顾不上。熬粥、煮饭就用脸盆。晚上找个东西稍微遮一点雨，风是挡不住的，四面是空的。我们越走，周围的人越少。往贵阳四川那边跑的人，基本上是有钱有势的人多，我们在那边没有亲戚。一路上那种乱！死人、传染病都有，投机商也有，卖高价食品的也有，真是逃难啊！　　　　
　　　　就这样走了有二十多天吧，到了凌云。我父亲喜出望外，他以为我们全家都死了呢。因为有一个人告诉他说，我们全家都被炸死了。其实，被炸的是那辆列车。我们下车后不久，一车人都遇难，死的死伤的伤。　　　　
　　　　当时日本要攻打桂林的时候，上面又调来了三个将军，一个是陈济桓，原来打内战的时候，腿受过一点伤，退到二线了，一直在广西经营一个金矿。眼看着要抗战，他竟然自告奋勇，要求上前线。看着桂林摆这么大的一个阵势，以为是一个很好守的城市，就担任了参谋长。其实他走路一瘸一瘸的，作为负过伤的人，没有必要再参加这次战争。另外两个将军叫阚维雍和吕旃蒙。日军从东西南三面围攻桂林时，驻守的人数其实很少，桂林那时已经被包围了。


悲歌漓江两次逃亡（3）（图）

白璧


悲歌漓江赴前线（1）（图）

陈浩林阚培同


悲歌漓江赴前线（2）

　　　　陈浩林（陈济桓将军之子）：　　　　
　　　　我们家祖籍广东罗定。罗定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因为穷，我祖父就逃到广西的岑溪县，在一个豆腐坊里做工。父亲1893年出生，当兵之前只读过两年私塾，文化很低，算是个标准的农民出身。一次父亲把一个绅士的儿子打伤了，因为穷，没办法，跑了出去，就离开家了。从岑溪走到梧州，他看见了一个宣传单，说广西在招兵，他就去了，结果到了桂林的兵营，参加了同盟会，认识了后来桂系的骨干，还参加了北伐战争。一次演习的时候，他摔断了腿，就退到二线，在当时的广西第二金矿当主任，但仍是一个有中将军衔的军官，每个月大概有五百大洋的薪水。父亲在矿上的时候，我一直跟着他。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只知道老家有一个哥哥。　　　　
　　　　实际上，我有三个母亲，大母亲没有生育，第二个母亲也没有，第三个母亲也就是我的亲生母亲过来后，生了我们几个。1944年的时候，我第二个母亲突然有了小孩，这时，父亲说要去打仗。几个母亲不让他去，苦苦劝他。他说广西的形势已经很紧张了：“现在是民族最困难的时候，作为一个军人不到前线去，会很遗憾。台儿庄战役的时候，因为腿伤，我没能参加，就感到了遗憾。”他向第四战区申请，要求参加战斗。他说：“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谁能不能去前线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去的问题。按照我多年的作战经验，我觉得自己到前线去比较合适。”他还说：“我当兵这么多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役九十九场，如果再打一仗，就是一百仗，一个将军一生当中打满这一百仗很不容易啊。而前面那些仗，都是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这一仗意义不同，这是为民族而战。”这一仗他去定了。父亲把家里的事情托付给了他的一个堂弟，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场面，也没有什么悲壮的话，就平静地走了。　　　　
　　　　他走后，我们全家准备转移到老家岑溪县。当时我的二母亲怀着我的小弟弟，她们姐妹三个就带着我们这些孩子先到了梧州，然后再到岑溪。我们行李很简单，借了人家一匹马，一个跟着父亲多年的警卫员保护着我们。　　　　
　　　　还没开战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写过几封信回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给我二母亲怀的那个小孩子起名字。他说：“如果桂林保卫战胜利，孩子的名字就叫陈可卫，就是说国家被保卫了；如果桂林保卫战失败，那么我肯定是牺牲了，小孩的名字就叫陈可伟，我们的精神是伟大的。”　　　　
　　　　阚培同（阚维雍将军之子）：　　　　
　　　　我的父亲叫阚维雍，1900年出生在广西柳州。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父亲就不当医生，参加军队了，那时候他19岁。1942年他升任桂系131师少将师长，驻防在中越边境的南宁，担任桂西南的驻防任务。　　　　
　　　　我出生在抗战年代，从小在抗战歌曲的熏陶下长大的。“小小花猫会捉鼠，小阚维雍在桂系受到重用，这是他年青时的照片。　　　　
　　　　小黑狗会看门，小小孩子做什么，努力生产买飞机，买飞机真容易，每人养只老母鸡下蛋咯咯叫，小朋友都见哈哈笑。买的飞机嗡嗡嗡，前线去炸鬼子兵，轰隆隆，把敌人赶回东京。”这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在幼儿园学会的。我识字的时候，父亲送了我一个很小的笔记本，这么大一点，精装的，黑封面，里面每一页都是他教诲我的话，用很工整的钢笔字写的，第一页写的“同同的小书”，第二页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三页“中国人好日本人坏”，再往下是怎么尊敬父母、尊敬师长、讲究卫生等等这些，就是教育小孩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喜欢这个笔记本，他的字也写得好，我经常翻看。　　　　
　　　　1944年父亲接到了驻守桂林的任务，他们徒步急行军从南宁赶往桂林。中途路过柳州，当时我们家在柳州。我才四岁多，据哥哥说，父亲穿着草鞋，脚底已经起泡了，给他上药都来不及。父亲说：“我顾不得你们了，你们自己好好保重吧，我要到前方去杀敌。”还在上学的哥哥知道父亲喜欢读《孙子兵法》，特地从地摊上买了一套，等他回到屋里把书翻出来，父亲已经走远了。　　　　
　　　　父亲到了桂林以后一共来过四封信，给我母亲一共两封，给他的叔父写了一封，给我的姨父写了一封，都谈到桂林的抗战和他的决心，其中有一封信讲：“此次保卫桂林大会战，关系重大，我得率师参加，不成功便成仁，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也。我们家无结余，如何寒苦1944年，阚维雍与家人的最后合影。　　　　
　　　　亦当忍受，抗战胜利在望，生活总有解决办法也。”我们也得逃难，我们罗城乡下有亲戚，我那时候太小了，我记得是我二哥挑着担子，两个箩筐，南方用的箩筐，前面装的是雨伞、杂物，后面坐着我，我母亲、哥哥、姐姐徒步跟着；我依稀记得，一开始难民很多，尤其刚离开柳州的时候，后来各奔东西了，就剩我们一家在往前走。当时父亲在桂林，通讯已经中断了，他在那儿打，我们已经管不了他了，到底死活都不知道。　　　　
　　　　吕铃（吕旃蒙将军之女）：　　　　
　　　　我的父亲叫吕旃蒙，日军攻打广西的时候，他还在黄埔军校读书。在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之后，我父亲就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要申请上前线打仗。他从武汉赶往昆仑关，在第二预备师当参谋长。我是1940年生的，我出生以后，父亲就把我母亲接到了南宁。小时候，父亲经常教我画画，画一些鱼啊，菠萝啊，也让我每天写字、读书，要求很严格。我要是做好了，父亲就奖励我一个凤尾鱼的鱼头，说我将来长大了在社会上工作，一定要跑到前头。　　　　
　　　　日本人打桂林了，父亲要上前线。我只记得我父亲走的时候，一再地抱着我，　　　　
　　　　只记得他抱着我，跟我母亲讲，讲些什么我就不记得了　　　　
　　　　后来桂林保卫战开始，我们这些家属都被安排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苗族）避难，也没有什么特殊照顾。没有盐，没有油，更没有蔬菜，天天吃红糖块和糯米。没有钱，我母亲就用衣服啊，围巾啊，和苗族人换点吃的。我生病了，我母亲就学了当地的刮痧，我疼的哭啊，叫啊，那也没办法。后来战争开始，听说都牺牲了，每天晚上就听见孤儿寡母的哭声。


悲歌漓江焦土抗战（1）

　　　　吕旃蒙将军　　　　
　　　　白壁：　　　　
　　　　桂林原计划留市政府、警察局在城内维持城内秩序，协助守备部队作战，每户留壮丁一人在家守备私人财物。谁知桂林紧急疏散时，桂林市长苏新民、警察局长谢丰年向白崇禧请求疏散离城，他们都是白的亲戚，白为了私情也批准了。因此市府、警察局、留户壮丁，在疏散时都跑光了，桂林城内除守备部队外，没有其他机关存留。守城官兵，纪律废弛，各人打各人的主意。西门外民房，骷髅躺在竹床上无人收尸；家家门户大开，物品丢得乱七八糟。　　　　
　　　　韦云淞当时是桂林的城防司令，下令烧城，所以桂林这一仗，是敌人还没打来，我们自己先烧城。过去听说日本人讲“三光”，没想到咱们守城的人也讲“三光”，改了个名字，叫“焦土抗战”。根据我知道的情况，从南门，就是现在的南门桥，开始放燃烧弹，一直烧到北门。过去也没有什么钢筋水泥的建筑，木板房很多，桂林从南到北就这一条主干道，这一烧就全完了，真成了焦土了。所以日本人还没到桂林，桂林基本上城就空了。桂林市城内外除丽泽门外留下十余间完整的房屋外，其余全部烧光。我感觉，当时的国民党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有些人不干。实际上，在保卫战中，多数官兵是顽强的。　　　　
　　　　10月17日起，敌对桂林外围全线总攻击，战斗激烈。日军出动近七个师团，十五万兵力，三百多辆坦克，三十多架飞机，大量重炮集结于桂林一线。桂林守军仅为缺编一个团的桂军第一三一师和兵力相当于一个团的第一七○师以及大量自发组织进城的广西地方民团，总兵力仅一万八千人，所有重武器只有二十二门各型火炮。面对近十倍于己的强敌，桂林守军个个慷慨激昂，人人抱定必死决心，誓与桂林共存亡，士气异常高涨。经过两天战斗后，敌人停止了攻击，但每天都还有小的战斗。24日起，敌人又发动总攻击，这次战斗在雨中进行着，较上次攻击更加激烈。我军顽强抵抗，战斗很惨烈，据一些资料记载，漓江水都被血水染红了。　　　　
　　　　陈浩林：　　　　
　　　　1945年，日本投降，9月3日，家乡岑溪也在庆祝抗战胜利。我虽然那个时候还是小孩，才四岁，我也很高兴，因为知道打败了日本鬼子，爸爸该回来了。我弟弟出生已经快一年了，仍然没有起名字，因为没有爸爸的消息。桂林保卫战以后，有一些被打散的士兵回到家乡，问他们爸爸的消息，有人说看见他突围了。　　　　
　　　　有一天早上，我在睡梦中突然见有人在哭，我跑到楼下去看，结果是爸爸的一个警卫员跪在母亲那里哭。这个警卫员是从岑溪老家带出来的，一直跟着爸爸。三个母亲都在问，你哭什么？他到底怎么样？警卫员说他不清楚，他估计父亲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又不能肯定。这种情况，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刚刚过了一个多星期，有人说《广西日报》已经登出了抗战英烈名单，里面有陈济桓。　　　　
　　　　家里当时看不到报纸，得到消息，赶紧派了一个亲戚，走路到县城里找报纸。这个亲戚一早就去了，到晚上才回来。大家就拿着报纸看，我家婶婶，就是我叔叔的太太，读的报纸。我三个母亲都不认识字，报纸上确实说陈济桓将军牺牲了，全家都哭了，包括我们小孩，都知道爸爸不在了。那是1946年的2月。　　　　
　　　　第二天，家里平静一些了，大家商量，怎么想办法找到他的遗体，哪怕找到遗骨也行。我母亲交代要我叔叔（爸爸的小弟弟）去，还有爸爸生前的警卫员，两个人到桂林去找。他们先到桂林附近的几个县城找，既没有发现墓，也没有找到其他的什么东西。后来打听到父亲的另一个警卫员，就去问他：“最后一天你们是怎么样分手的？”他说：“最后一天，我没有跟上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离开司令部后，突然发现还有一个文件落下了，他让我回去拿；等我去追他们，大部队已经走了。”另外又找到了一个当军官的，姓陈，是营长。他说现在比较准确的情况是：“当时他们是向桂林西部方向撤退的，应该向那个方向去找。”他们一共找了五天，最后一天，在桂林一个叫做猴子凹的地方，一个村民问：“你们要找什么东西呢？”他们说了情况，村民说：“哦，这样啊，我们村子后面的山上，有一个坟墓，还有一个木牌，我认识字不多，听说是一个将军，你们去看看吧。”他们上去一看，很简单的一个坟墓，前面有一个木牌，木牌上写着：“桂林防守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陈济桓之墓，昭和19年（1944年——编者注）11月”，这说明，日本人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他后，把他埋在这个地方的。第二天，省政府派人把墓挖开，里面是日本军毯包裹着的一副尸骨，发现尸骨腿断开那个地方，是用白金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