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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0-寻找英雄-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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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毒酒案忍辱负重
日军在南京进行了两个月的大屠杀之后，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又从日本国回到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办公。我和我哥哥詹长炳又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当仆人为他们服务。
曾经打过我耳光子的日本官佐吉野，回到日本领事馆见到我时，指着我的鼻子得意地笑着说，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我听到这话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心里早已翻江倒海。我在这个时候是不会跟吉野争论的，所有的怒火我都能忍下来，我时刻记着自己的任务。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什么叫忍辱负重，这就是忍辱负重。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深深的埋在心底，为今后复仇暗地里创造条件。
1939年毒酒案策划投毒转移亲属（图）
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前左）与华北汉奸首领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会上。
1939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在日本领事馆“公馆”内打扫卫生，在船三书记官的房间里，看到一封日文信件，就抄录下来。 后经翻译才知道是：6月9日，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三重等随行要员，来南京视察日方工作。日本总领事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招待清水次长及其随行人员。堀公一还决定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系抗战初期在南京成立的汉奸傀儡政权。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前左）与华北汉奸首领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会上。 京后，指使汉奸梁鸿志组织“治安维持会”。1938年3月取消维持会，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沦陷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维新政府宣告解散，并入汪伪政权。——编者注）汉奸要员。 我及时把这一重要情报向特务组织联系人卜玉琳做了汇报，在我送出的情报中，还详细的列出了参加酒会人员名单。名单中，囊括了当时驻南京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政府的骨干分子，包括梁鸿志。军统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的特务情报组织——编者注）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制造一起大事件，想通过药酒把他们全部毒死，来烘托抗日的气氛、反日寇的气氛，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给汉奸走狗一个沉重的打击。6月6日晚10时，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决定，在丹凤街二十二号军统局特警科外事股股长潘崇声家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 我哥哥去参加了会，会上当即成立了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武负责筹划领导。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负责与我们兄弟俩联系。情报助理书记刘玉卿、李再生负责我们全家的撤退事宜。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选定毒药。我负责在酒席上投毒。 为了保证投毒行动的成功，会议决定让我投毒后，也喝上毒酒，与日军、汉奸同归于尽。这样子日本人就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动作，这个案子好像就到此结束了。我哥哥把上面的精神向我传达了。 我接受了最关键的任务——酒中投毒。但是，我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跟我哥哥这样讲，一要保证毒药的药效：毒性如何？能否毒死人？如果毒不死人，把我赔进去也是白搭。二是，完成任务后，尽量安全撤离。我还年轻，我不是不愿意死，但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我不能去死，我说我活着也是保存力量嘛，也是一个抗日力量嘛，还可以继续杀敌，继续为国家工作。 结果我的哥哥把我的意见又向上级反映，军统局后来认为还是言之有理，就同意了：“你可以不死，但是事情必须要做。” 军统局为了使我把这件事情干得更好，还做了这样的安排，就是在1939年6月10日这天早上，请我们全家，包括我的父母，在南京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然后由军统局把家人全部送过江，到八挂洲隐蔽起来。
1939年毒酒案投毒（图）
《申报》关于毒酒案的报道
毒药是军统局给了我姑父潘崇声姑父后来把药交给了我哥，我哥晚上带回家的。过去嘛，全家不管有多少房大家都住在一起。晚上我哥跟我讲，说“你看，药已经拿来”，我看到是一个很小的，小针头这么粗的瓶子，药不多。上面有USA三个字母。这个药是由军统局提供的。我手上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足有半斤重，领事馆里大大小小的柜子都归我管，所有吃的喝的也由我来管。酒是有专门的人采购来的。这次宴会的酒是从南京中华路老万泉酒店买的，这是一个老字号的酒店，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一些名酒都有。日本人最爱喝中国黄酒，黄酒称为老酒。喝黄酒的时候要温热。黄酒越热越好，人喝了不会醉，喝了以后不上头。我药拿到手以后，在当天下午四点钟就倒在一个温桶里，就是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面，然后倒了一点点黄酒摇了摇，晃匀了以后，放好，放在了一个过道的柜子底下，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临开席之前，我把这瓶毒酒倒在一个大瓶子里面，为了防止那些佣人们随手乱拿。我最怕下人们自己去拿酒，这些酒吃了就不得了。所以必须把酒藏好，放在柜子的最里面。开席之前，我把酒端上去了，端上去时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是好几桌嘛，怕不匀，不能让他们自己倒，我一个一个给他们倒好。宴会开始以后，我佯装肚子疼，正好碰上一个叫刘玉山的仆人，我说我肚子疼，看一下医生拿点药就回来。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从后门溜走了。我在放完药之后，总认为这个药药量太少，这个药叫氰化钾，氰化钾虽是剧毒，一沾到就死，但太少了，效果也不理想。幸亏他们死了两个，如果要不死两个。说真的，我可能也活不到今天。上面会怀疑你，怀疑你没有真干。你小子玩弄我们，死的这两个保了我们全家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当时历史的情况。
1939年毒酒案逃亡
我哥哥一直在傅厚岗叫高原岭的巷子等我，我从后门遛出后，骑着自行车去和他会合。他还在傅厚岗买了两个枇杷。我们骑车穿过了玄武门，过城门时下车向日本兵鞠了个躬。江边有一只小船事先已经藏好等着我们。要上船时，我哥哥舍不得扔那两辆自行车，因为那两辆车非常好骑，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自行车，是日本货。燕子矶有个地方叫八斗山，这个地方是一个江面比较直的地方，选择这个地方过江。当我正要上船的时候，日本前后两艘小火轮，架着枪，前后有一二百米吧，就开过来了，我和哥就把船划到江上的芦苇荡里。先避避风头，到了凌晨三四点才过了江，在一个叫徐家洼的地方上了岸。
王高科一直在岸边等我们。他一见我们就说：“这么晚才到，你们再不来我就走了。”我哥哥非常生气，说：“安排好的，等到天明你也要等啊。”一气之下两个人吵了起来。我素来对他们俩人都没有好印象，因为两人平时有钱了，喜欢玩女人。
徐家洼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集镇，这个集镇有一个小茶馆。我们和接应人员早上钻到这个茶馆里面去。准备吃一点茶，好好休息一下。正在这个时候，日军一卡车，汉奸带着，就搜过来了，我看到这个情况，就问他们该怎么办。王高科说后面有个空房子，于是我们几个人都钻进去了。一看有一张床，我哥就说他想躺躺，他说他很累，我一看，要躺的话，房门如果关着，人家会起疑，我就把门打开，演了一个空城计。我们站在门后面，门开着，床上是空的，日军以及汉奸就从房子的这个门边一个一个走过去，没进那个房子。我说这是老天在保佑我们，他们要是进来的话，就必死无疑了。
据当时还在领事馆里工作的人讲，在我离开十多分钟以后，酒宴上就有人喊：“酒里有毒！”第二天，大后方的报纸报道了这件震惊中外的南京毒酒事件，参加宴会的日伪要员全部中毒，毒死了两个日本人，船山是领事馆里讲中国话最好的，这个人对人很客气。官宫，是日本领事馆的会计，发钱的，这两个人吃了酒，被毒死了。其他人吃得少，没死掉。那个梁鸿志没死掉，日本人都中毒了，但听说，外头走廊上倒的倒，吐的吐。我听了心里很痛快，我一直等着这一天呢！我亲眼看见他们强奸过妇女再捅死，这个仇恨记在我心里，我为中国人报仇了！下毒就是要为中国人争口气。后来国民政府还奖给我一面刻有“忠勇杀敌”四个字的银盾。
得知领事馆的两个仆人不见后。日军开始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那天晚上，据说是大小城门，外十三内十八，全部关掉了。结果他们都没搜着。他们抓了一千多中国人严刑拷打，还牵扯了我们很多亲戚。我有个二姨，他丈夫受罪了，给日本鬼子打坏了，我老婆的姐姐被灌辣椒水。尤其是我的婆婆，给日本鬼子抓到了以后，用烧红的烙铁在胸口上烫。直到她去世，这个烫伤的伤口都没有愈合。这就是日本人干的事儿。甚至连老万泉酒家的掌柜也遭遇了逼供。
徐家洼是军统局设在江北的一个据点。这是个秘密据点，主人叫毛蓝田。军统局是这样安排的。叫我们先潜伏下来，不要惊动，因为拖儿带女目标太大，一路上盘查也很多，半年以后再行动。大约过了半年，用毛驴驮着我们到上海去了，从扬州、泰州这一带慢慢去的。到上海以后就住在华北公寓。为了使无辜的人不至于生活得这么痛苦，上级就搞了一个假信，让别人写的，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了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我们只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因此还没有改变我们在领事馆内服务的忠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国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誓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生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他们的运气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恨的心愿。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了这次行动，惟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1939年毒酒案漫长的流亡
半年以后，我们全家坐上一只海船离开了上海，上面让我们全家独自流亡，一站一站地，到地方才有同志接应。我们先到了浙江，有一个叫宜阳（浙江现无此地——编者注）的县城。在那儿上岸，用牛拖车子上岸。我们路过戴老板（戴笠——编者注）的家乡，他母亲迎接了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饭，对我父母也很好，很亲切。但在温州住店的时候，一天半夜，店主雇了几个人偷偷把我的箱子偷走了。箱子里有全部的盘缠，还有我的一支枪。我睁着眼睛看着他们拿走的，我想，他们也知道我看见了，但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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