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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4-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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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馕缓窈诮讨髟谌沃捌诩洌炔缓冢植缓瘢膊换嶂斜ニ侥遥丶沂保沽贩讯济挥凶怕洌故切葱畔蛲绯陆∪私枇�50块银元。故事就出在这里。
陈健人接到李宗吾的求助信回复到：我现无钱，好在为数不多，特向某某人转借，凑足50元与你送来。信末还附了一首诗：
五十块钱不为多，借了一坡又一坡。
我今专人送与你，格外再送一首歌。
没了官职的李宗吾没有一点失落感，反而苦中作乐，立即复信：捧读佳作，大发诗兴。奉和一首，敬步原韵，辞达而已，工拙不论。君如不信，有诗为证：
厚黑先生手艺多，那怕甑子滚下坡。
讨口就打莲花落，放牛我会唱山歌。
信发出后，李宗吾还觉得不过瘾，又作了一首：大风起兮甑滚坡，收拾行李兮回旧窝，安得猛士兮守砂锅。
及至李宗吾走到成都东门至石桥赶船，望见江水滔滔，这位厚黑教主又来了兴致：风萧萧兮江水寒，甑子一去兮，不复还。就这样，两袖清风的厚黑教主回到了家乡自流井。
回家没有多久，民国三年正月（1914年），李宗吾再次被起用，涉身教育，一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经历了宦海沉浮的李宗吾决意官场，辞职回到老家自流井钻研他的厚黑学去了。也是在那一年，李宗吾将厚黑学在学理上完善补充，写下了被吴稚晖誉为“千古不灭之论”的《心理与力学》。
＇1＇李宗吾自己说，自从改字宗吾后，读一切经史，觉得破绽百出，是为发明厚黑之起点。
＇2＇张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
＇3＇＇4＇＇10＇孙柏蔚 ：《记李宗吾》 载《李宗吾研究》创刊号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2004
＇5＇＇6＇＇11＇李宗吾：《厚黑丛话》 载成都《华西日报》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7＇＇8＇＇9＇转引自张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
第二部 厚黑教主的厚黑思想《厚黑学》发表的时代背景（1）
李宗吾发布厚黑学，本来是想为“事事革新”的新局面提供一种新思想，这种被他命名为“厚黑学”的思想，如果不戴上道德评判的眼镜和价值判断的过滤器，原本可以看作是个人主义的先声。在李宗吾之前还曾经有一个人提出个人主义的呼喊，那就是梁启超。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本期间， 梁启超“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1＇他认识到，在政治制度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为此，他在1902年2月创办了《新民丛报》，发表了约11 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连载四年。在那一系列文章中梁启超第一个发出了带有浓烈个人主义色彩的呐喊：“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为我也，利己也，中国古义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者也……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观于此，然后知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者，实则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剥夺己之权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让之，曾不以为意也。”＇2＇ “昔中国杨朱以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3＇但是现在却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因为“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人之皆不肯损一毫，则亦谁复敢撄他人之锋而损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虚言也。”＇4＇与梁启超同声相合的还有维新变法运动的第四位伟大的鼓动者严复，严复之所以提倡把盎格鲁阳—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注入中国政治，就是因为他把它特有的“个人主义”看作推动先进的科学和工业文明运动的的“心力”。当他考察亚当•；斯密的时候，也是强调个人开明的自利行为借以有效满足社会长期经济需要的功利主义的“无形的手”。＇5＇随着1905年革命党以及其宣传刊物《民报》等报刊的兴起，维新变法中的诸多人物的“改良”思想显然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并且成为阻碍。“正当改良舆论变得坚定的时候，它开始遭受到一种新的攻击。1905年以后，改良渐进主义受到了革命的同盟会的攻击。”＇6＇这种攻击让严、梁等人言论迅速地在主流阶层消失了影响，取而代之的则是排满革命的声音甚嚣尘上。不过，在反映比较迟缓的民众层面，严、梁的思想显然还发生着影响，李宗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李宗吾一生虽然和梁启超、严复素未谋面，但是他的思想却受到了严、梁的影响，其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在稍后的章节中会给出文字的证明，再此不多赘言。中国是个具有深重的传统文化包袱的国家，这些传统文化在经过了历朝历代的层层筛选之后，把重点落在侧重道德评判和价值取向这两个维度之上的儒家文化之上。不可否认，这种经过筛选的文化因子，在几千年中国社会进展中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在很大限度上限制了中国个人主义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维新运动中诸多鼓吹者的言论为辛亥革命提供了心理基础，那么则可以说，在此之后的数年中，他们的声音在民间依然产生这巨大的回响，并继续为之后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动力，虽然之后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也许不这么认为。在七八年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儒家文化这个沉重的包袱，并企图通过批判建立起“个体独立”的文化因子。再一次希望通过文化建设、运用改良的手段来改造社会。比如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新青年》4卷2号上发表的《人生真义》写道：
（一） 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
（二） 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
（三） 社会是个人的集成。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义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7＇
……
在同一篇文章中，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接着说：
（一） 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已的方法，给个人乐生的原意，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的。
（二） 个人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的。若是上帝所赐，何以厚于今人而薄于古人？若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何以世界各民族的幸福不能够一样呢？＇8＇
不用太多的引用，这位新文化旗手在文章中关于个人主义的表达是多么清晰！还有李大钊：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性的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和世界中间的国家、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步废除。＇9＇
不惟如此，连日后成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当年对于个人主义也有过相当精确的表达：
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而即使世界上只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10＇
所以，“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11＇
这里说的又是多么明白？！值得注意的是《厚黑学》发表两年之后的1914年，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受到易卜生的影响，提出了“健全的个体主义”，他在那篇用英文写成的演讲《易卜生主义》中集中表现了这一思想。四年之后，在根据英文演讲所作的同名文章中胡适继续强调“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并由此过渡到以人格自由独立、个性价值尊严为精神的核心的“救出自己，完善自己”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在那篇文章中，胡适还引用了易卜生尺牍中的语录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一：“我所期望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二：“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成铸造成器。”三：“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四：“须使各人自己充分的发展——这是人类功业的最高一层。”胡适的全面之处在于他同时指出：“要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1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描写的当时的时代背景，他说：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13＇
第二部 厚黑教主的厚黑思想《厚黑学》发表的时代背景（2）
这样的社会底色，可以看作是李宗吾发表《厚黑学》的社会背景。那么，当时的思想界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不妨再摘引一段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说的话：
清朝专制政体和有关传统观念、旧有价值的崩溃或动摇，使五四时期的注意中心由前代的船坚炮利（物质工具）和“鼎革之际”的改良、革命（政治体制）转移到思想文化上来。数千年“修齐治平”和“天地君亲师”的传统信仰和标准规范不再能维系人们，知识者在寻求着新的人生信仰、生活依据和精神支柱。这其实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一直在进行着和具有着的心态模式，它也正是实用理性的传统心理在近现代的延续实现：用理性追求一种信仰以指导人生和现实活动。＇14＇
与之后的论述相比，李宗吾的厚黑学没有太多的理论色彩和价值层面的叙述，但是综合起来看，李宗吾的厚黑学和之后诸位先贤的表述可谓说是互为表里。胡适和新文化运动中的诸多论述都集中在理论上，李宗吾的厚黑学则是实施层面上表达了个人主义的声音。与诸多借助于西方语境的个人主义声音不同的是，李宗吾再一次把老祖宗的思想资源作为自己论证的材料，虽然他没有明白地提出个人主义这一个词，我们不妨看看他的表达：
凡人在社会上做事，总须人己两利，乃能通行无碍。孔孟的学说，正是此等主张。孔子所说：“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大学》所说：“修齐治平。”孟子所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王如好色，与民同之”等语，都是本着人己两利的原则立论。叫儒家损人利己，固然绝对不做，就叫他损己利人，他也认为不对。观于孔子答宰我“井有人焉”之问，和孟子所说“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语，就可把儒家真精神看出来，此等主张，最为平正通达。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舍去我字，成为损己利人之行为，当然为孔门所不许。＇15＇
看了这段表述，厚黑学之为个人主义思潮中的一脉，已经昭然若揭。
而且，如果把李宗吾的厚黑学中的“厚”视为“隐忍”，“黑”视为“坚毅”，厚黑学未尝不能视为要求“个性独立”的先声，何尝不是在个性萎靡的时代发出的启蒙之光？只不过，李宗吾的厚黑学的缺陷在于缺少一个合理的限制，那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在“法”的框架之内。不过用法律的眼光去评判先人显然是超越了历史的语境，当时没有多少人具备法律眼光。而且，李宗吾的这种启蒙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处于“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中，除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段极短的时间内，启蒙和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其他大部分时期，无一例外，都是救亡压倒启蒙。李宗吾的思想没有成为主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与他的叙述方式（过于戏谑）和文化身份（一直处于文化中心之外的边缘地位），这也是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诚如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指出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16＇在辛亥革命以及之后中国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个巨大的背景之下，李宗吾的启蒙之声显得是那么微弱，以至于被淹没了。富有意味的是，李宗吾的这种思想，原本就是“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的结果，是因为身边诸多投身革命的朋伴相互探讨而激发出来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有过论述，只不过，李宗吾走的太远了，甚至和当时辛亥革命的最高领袖孙中山的思想都发生了冲突。还得抄书，才能说明李宗吾的思想是怎么和当时的时代发生冲突的：
戊戌前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回答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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