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真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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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兴起了希望工程，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一个未来。　　　　
　　　　1992年　　　　
　　　　人们开始下海，　周围有少数人拿起了砖头一样笨重的大哥大，一副炫耀的样子。大款和小密之类的称谓同时流行。　　　　
　　　　麦当劳在我的印象里是非常有钱的人去的地方，如今的麦当劳是中学生们集体做功课玩耍的地方。　　　　
　　　　1993年　　　　
　　　　中国首次申奥，那晚在朋友家里看现场直播，当萨马兰奇说要感谢北京时，许多听到北京这个词的人都狂呼了起来，接着听到了悉尼，一片沉默。　　　　
　　　　宋英杰从电视里蹦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关注过天气预报，后来看过以前他的照片，瘦瘦的白净书生。　　　　
　　　　1994年　　　　
　　　　《北京人在纽约》成为我们谈论的话题，并且记住了那个演阿春的王姬　　　　
　　　　这一年北京禁放烟花，但是在我的家乡除夕之夜仍然是火树银花。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在抱怨没有鞭炮的新年根本不象新年，但是从意外伤害与火灾的下降数据来看这项决定还是明智的。　　　　
　　　　《校园民谣》首次发行，我担任了发布会的主持人。从此我们记住了老狼、高晓松，学校里在传唱“同桌的你”。那年我们常在学校的青草地弹唱。　　　　
　　　　1995年　　　　
　　　　突然冒出了个为消费者呐喊的王海，从没看清过他的模样，因为他总是带着墨镜。　　　　
　　　　我被天气预报节目挑中，才知道还有这么个节目。第一次做天气预报遇上了热带风暴，那天我做了20遍。　　　　
　　　　9月，张爱玲死于洛杉矶公寓，死得非常寂寞。她曾经是那样的绚烂，告诉我们“成名要趁早”。　　　　
　　　　1996年　　　　
　　　　我看了《大话西游》，没想到里面的台词一两年后改变了年轻人说话的方式。　　　　
　　　　那一年还流行一本《中国人可以说不》，后来冒出了一堆“说不”。　　　　
　　　　1997年　　　　
　　　　伟人邓小平走了，举国哀悼。分离了一个世纪的香港回归了，万民欢庆。　　　　
　　　　我在书店里买到了《黄金时代》，挑灯夜读，沉迷在那个叫王二的黄金岁月里，却听到作者王小波某个深夜倒在了他的书桌前，是那样的年轻。　　　　
　　　　代表未来的《数字化生存》和怀念过去的《老照片》同时热卖。人们在对未来的迷茫中从过去的旧东西里寻找安慰。　　　　
　　　　当很多人把“你吃了吗”改成“你上网了吗”的时候，我还在用笔给远方的朋友写信，不过我有了人生的第一个手机。　　　　
　　　　这一年对我来说最大的事情就是我结婚了。　　　　
　　　　1998年　　　　
　　　　我参加了春节联欢晚会，当零点钟声敲响时我在晚会现场为大家预报新年的天气，那是唯一一个没有和家人一起过的除夕夜，整个除夕夜我都在演播室外不停的念叨我要说的台词，生怕直播的时候打磕巴。　　　　
　　　　长江流域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水，远在北京的我们揪心的报着每一场落在长江一带的雨。听到最多的是人民军队是我们的钢铁长城。　　　　
　　　　和洪水一样泛滥的还有“隐私”，书滩上摆满了安顿的《绝对隐私》，后来又有各种姓安的写的各种隐私，克林顿的隐私也被公布在因特网上，这个世界没有秘密。　　　　
　　　　那一年我为《泰坦尼克》泪流满面，《我心依旧》成为诠释爱情的经典曲目。女孩们全都红肿着眼睛问男朋友“如果我们沉船了你会怎么做”。　　　　
　　　　那一年我每个星期天必看胡瓜的《非常男女》，被胡瓜和高怡平的幽默逗得乐不可支。后来发现“非常”变成了流行词，连可乐也“非常”了，同样流行的还有刘欢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总会想到这句歌词。　　　　
　　　　那一年的电视上还有陈美用肢体语言告诉我们原来小提琴还可以这样演奏，结果在她之后冒出一堆穿着性感吊带短裙的美女们演奏二胡、琵琶、笛子。那些或哀怨或清亮的古老乐器全都“狂野”了。　　　　
　　　　98年让我应接不暇。　　　　
　　　　1999年　　　　
　　　　尽管444年前诺·查丹玛斯对1999年诅咒般的预言为世纪末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仍然热热闹闹的生活着。　　　　
　　　　医疗制度要改革了，据开了一堆药回来的婆婆说医院里挤满了人，有病的没病的都开了好几年才能用完的药，赶着公费医疗的末班车。对我来说丝毫没有影响，工作这么多年从没报销过，不是因为有钱，是不喜欢算计着生活，太累。　　　　
　　　　代币购物券的取消又让老百姓一窝蜂把商场挤得爆满，大车小车、摩肩接踵，人们利用最后时刻疯狂的花着购物券。　　　　
　　　　福利分房要取消了，男男女女们相爱的不相爱的都赶着结婚，做最后一批享受福利分房的人。不过我这个1997年就结婚的人直到今天都没分上房子，但我们结婚是因为爱，不知道那些为了房子结婚的人都如愿否。　　　　
　　　　年末人们开始为去哪里看新千年的阳光议论纷纷，杂志报纸上纷纷刊登各种名人打算怎么过千年的说法。好象不少人要到国外或者太平洋的小岛上守着看阳光。我们在电视里忙着为大家预报哪里会是晴天。　　　　
　　　　这个1999年真是沸沸扬扬。　　　　
　　　　2000年　　　　
　　　　和寒流同音的韩流席卷中国，大街上的青年人都穿着肥肥的拖到地上的裤子，肥肥的体恤。各种颜色的头发遮住半边脸。女孩子涂着黑黑的口红象中了毒。韩国的电影、韩国的组合。“哈韩一族”的说法让“哈”变成了一个动词。　　　　
　　　　2001年　　　　
　　　　这一年值得高兴的事情太多了，中国加入世贸、得到奥运申办权、世界杯也出线了，和宋英杰不同的是我参加了每场欢庆的游行。　　　　
　　　　12月7号，当北京下起那场让全城交通陷入瘫痪的小雪时，我在窗帘紧闭的家里玩电脑，丝毫没有注意外面的世界，甚至不知道下雪了。后来才听说有人凌晨还没有回到家。　　　　
　　　　2002年　　　　
　　　　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身着唐装，在这一年掀起了唐装热潮，中国的领导人引领了服装时尚。　　　　
　　　　2003年　　　　
　　　　遥远的伊拉克在大战，我负责的CCTV－4频道的国际天气预报为大家介绍了伊拉克的天气，因为战争期间没有了那里的气象数据，我们只能根据以往的数据进行分析。　　　　
　　　　北京少有的没有沙尘的春天，但是非典让大家都戴上了口罩，38度5成为是否可能得非典的体温刻度。非典让我记住了SARS这个单词和钟南山这个名字。　　　　
　　　　从网络游戏的公共聊天窗口看到有人在喊张国荣死了，以为是开玩笑，后来得到了证实，心里空了一大块。这个让我们深爱的男人用飞鸟的姿势结束了他的生命，就象他在《阿飞正传》里说的他是一只没有脚的鸟，只能不停地飞，飞不动的时候就是生命结束的时候。从此银幕上少了他那让我们心醉、心碎的眼神，从此4月1号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愚人节。　　　　
　　　　张国荣用自由落体的方式亲吻地面之后，另一个男人杨利伟乘着宇宙飞船冲向太空，媒体的报道是“中国人从此飞起来了”。　　　　
　　　　这一年我和老公贷款买了房子，这一年我的人生整三十。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我眼中的历史（1）/宋英杰

　　　　1965年　　　　
　　　　当最久远（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化石出土，而“活学活用”成为最流行词汇的那一年，我降生了。长大以后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并惊讶地发现，我出生的那一天，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大事发生。　　　　
　　　　1966年　　　　
　　　　那一年，后来被人们称作“大团结”的10元钱隆重面世，而在15岁之前，它在我的眼中一直是天文数字；那一年《大海航行靠舵手》问世并且成为最流行的歌曲，小时候对阳光雨露重要作用的认识都来自这首歌曲。　　　　
　　　　1967年　　　　
　　　　这年6月17日西北的天空中曾出现一团奇异的白色云朵，但不是天气意义上的云，而是令大人们无比自豪的氢弹。这一年，农耕版的一角纸币发行流通，这是我7岁之前见到的面值最高的钱。这一年，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上山下乡，而在今天，上山下乡已经演变为都市人的一种假日旅游行为。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那一年我也戴上了毛主席像章。　　　　
　　　　1968年　　　　
　　　　这一年“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在乡村里随处可见，所以很小就知道了狼窝掌和梯田，而梯田现在已经成为形容人们脸上皱纹的时尚词汇；战天斗地是我小时候很偏爱的词汇，后来才知道，战天，很大程度上是和天气抗争。　　　　
　　　　1969年　　　　
　　　　那一年我知道了一个叫珍宝岛的地方，4岁的我第一次加入到反修游行的队伍中，据说那天我喊口号的声音格外响亮，或许具备了一个播音员的潜质；那一年，很多小人书里讲到的胡伯伯（胡志明）去世了，后来才知道他并不是中国人。　　　　
　　　　1970年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73公斤重的东方红一号升空，它在太空中唱着《东方红》，这件事让我倍感神奇。那一年，我开始会背诵24节气歌，当时还不知道它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1971年　　　　
　　　　《红灯记》在我们学龄前儿童中开始传唱，最熟悉的就是“提篮小卖拾煤渣”、“临行喝妈一碗酒”，磨刀人的吆喝以及李奶奶“不拆墙，我们也是一家人”那句话。　　　　
　　　　那一年，我知道了联合国这个名字，但是一直不知道联合国到底是个什么国。　　　　
　　　　1972年　　　　
　　　　那一年《我爱北京天安门》问世，那是我们小时候唱得最欢快的歌，就连后来学英语，也喜欢按照这首歌的旋律演绎的字母歌；这一年，我学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CROSSTALK（相声），当然后来在课堂里学的第一句话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　　　　
　　　　1973年　　　　
　　　　我开始背上书包上小学，并且开始读小说《闪闪的红星》和《西游记》，当然是一边看一边缠着大人问；那一年还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而最感兴趣的是很长的外国人名，例如恩维尔·霍查，诺罗敦·西哈努克，佐勒菲卡尔·布托（巴基斯坦总理）迪迪埃·拉齐拉卡（当时的马达加斯加总统）。　　　　
　　　　就在那一年，杨丹在离我很遥远的湖南出生了。　　　　
　　　　1974年　　　　
　　　　《闪闪的红星》上映，小小竹排江中游和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情景和旋律至今无比亲切。　　　　
　　　　那一年，和同学们排练批林批孔的快板书和山东柳琴。而每一次演出的开场白都是：XX小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战斗开始。30年后我才偶然想起应该向孔老夫子表达歉意。　　　　
　　　　那一年，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竺可桢逝世的消息，那时只知道他是懂得看云识天气，记录什么时候开什么花的人，上了大学才知道他是我们气象界的泰斗。　　　　
　　　　1975年　　　　
　　　　辽宁营口海城7。3级地震，我第一次亲身经历地震，知道地也会动，正值春节，冰天雪地之中在屋外吃饺子。后来听一位从事地震预报的同学说，那场地震直接经济损失8。1亿元，死亡1328人，如果没有地震部门的预报，相应的损失数字估计50亿元和5万人。　　　　
　　　　那一年，我在《参考消息》的一个小角落看到几十字的题为“蒋介石死了”的报道。　　　　
　　　　那一年，登山队北坡登顶珠峰，让我们从此记住了8848。13米，后来还和一位尼泊尔同学争论过这个数字的国籍归属问题。　　　　
　　　　1976年　　　　
　　　　看见很多大人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而默默地哭泣。后来在大学遇到一位同学，他能完整地背诵周总理逝世的讣告，并在每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向着北京的方向默哀3分钟。　　　　
　　　　9月9日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我突然感觉天上的云都是灰色的。第二天上午的毛主席著作课（当时简称“毛著”课），老师和同学哭成一团，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长时间的集体痛哭。　　　　
　　　　1977年　　　　
　　　　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邮票发行，我集邮的历史从此开始。　　　　
　　　　这是我最后一年佩带红领巾，并担任着“红小兵大队长”，这个称谓现在已经生疏了。　　　　
　　　　这一年，我第一次看到屈原这个名字以及他的诗，以后一见到“兮”字，就想起他。这一年，我的夫人“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海降生了。　　　　
　　　　1978年　　　　
　　　　现在我周围的领导，这一年开始上大学。　　　　
　　　　初春三月，郭沫若老人那篇“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的《科学的春天》使我们很多同学立刻成为朗诵爱好者。　　　　
　　　　从报纸上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当然，它的重大意义，是后来很多年才逐渐感悟到的。　　　　
　　　　1979年　　　　
　　　　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的一年。　　　　
　　　　那一年，开始糊里糊涂和很多大人一起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课，并且可以用英语笨拙地说话了。　　　　
　　　　看日本电影《追捕》，电影院里拥挤程度很象春运时的火车车厢。　　　　
　　　　记得在那一年基诺族被正式确定为一个少数民族，56个民族的说法从此开始，后来才有了“56个民族56枝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的歌声。　　　　
　　　　1980年　　　　
　　　　第一次读到《第二次握手》，并且是第一次为爱情（当然是别人的爱情）而泪流满面。第一次兴奋地见到西服，喇叭裤以及很多穿着这类衣服提着录音机放着流行歌曲的人；第一次很陶醉地哼唱一首歌《军港之夜》　　　　
　　　　那一年，能戴上“军帽”是一件很神气的事情，当然抢“军帽”的事在校园周围时有发生。那一年家里开始有了一部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并且见到了赵忠祥老师等老一辈无产阶级电视播音员。那一年从报纸上看到一位叫彭加木的科学家在罗布泊失踪，后来一直想查询当时天气的确切情况，从天气的角度解读这个谜。　　　　
　　　　1981年　　　　
　　　　中国开始有了电视天气预报，但我无论怎样如何努力都找不到那时关于它的任何记忆。　　　　
　　　　那一年，偶然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