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真好-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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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　　　　
　　　　中国开始有了电视天气预报，但我无论怎样如何努力都找不到那时关于它的任何记忆。　　　　
　　　　那一年，偶然听说国外发现一种怪病，叫爱滋病（当时也叫爱之病），但当时觉得这种病非常遥远。那一年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深深镌刻在我的脑中，以后很多年里每到农村，很多老人都能让我想到这幅油画。　　　　
　　　　在学校里，这一年春天开始搞“五讲四美”活动，但那九项内容到底是什么已经完全忘记了。　　　　
　　　　那一年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实现“囊括”，一套七枚的纪念邮票就此发行，第一次有机会端详那些奖杯的样子。初冬时节，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20多年过去了，那届世界杯上中国队每一场每一局的比分还都清晰地记得。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我眼中的历史（2）/宋英杰

　　　　1982年　　　　
　　　　第一次看到世界杯足球赛，于是熟悉了普拉蒂尼、鲁梅尼格、苏格拉底、洛科、罗西等熠熠生辉的球星。　　　　
　　　　意大利和联邦德国队的决赛，是第一次全家人凌晨起来看电视直播。　　　　
　　　　在学校里有了台湾校园歌曲；看《牧马人》和《少林寺》老师组织写电影观后感和作文比赛。　　　　
　　　　那一年听到全国人民总数突破10亿，听到《民事诉讼法》试行，但当时完全不知道诉讼是什么。那一年，第一次通过电视了解一场战争——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马尔维纳斯之战。　　　　
　　　　1983年　　　　
　　　　那一年通过电视我们在感动中认识了张海迪，在惊愕中知道了星球大战计划。那一年布票取消了，票据成为我的一种新的收藏品。那一年有了春节联欢晚会，从此除夕之夜有了一种新的期待。　　　　
　　　　1984年　　　　
　　　　看完洛杉矶奥运会，我走进大学，北京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是那样的新奇。35周年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集体舞联欢之中。联欢刚刚结束，北京下了一场小雨。那一天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经典标语。　　　　
　　　　那一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97香港回归开始在我们的心里倒计时。　　　　
　　　　那一年我们很多人开始爱不释手地捧读舒婷、北岛、顾城的诗，好象身边的人谁都能写上几首诗。最喜欢舒婷的《致橡树》，其中“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的诗句正是我很多年里预报天气时的一种心态。　　　　
　　　　那一年有了南极科考队，我们很多同学有了去南极的冲动。　　　　
　　　　1985年　　　　
　　　　兴奋地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　　　　
　　　　惊奇地发现有的同学普通话已经学得很好，但吵架的时候只会用方言；惊奇地发现，有的人修补衣服不用针线而用胶布，有的袜子只穿不洗能够直立。　　　　
　　　　5·19足球赛，中国队1：2输给香港队，我虽然没有到现场，但是把几位同学愤怒之余撕碎的球票粘贴好，它成为一件见证球迷心态的收藏品。　　　　
　　　　数学大师华罗庚猝然倒在东京的讲台上，他的关于优选和统筹的很多思想，至今还体现我们很多人的工作方式甚至日常细节当中。　　　　
　　　　1986年　　　　
　　　　第一次听说并执行夏时制这种新奇的制度。　　　　
　　　　开始成为学校足球场和羽毛球场的一员悍将。当时在校园里，印有MEXICO　86的紧身T恤衫特别流行。　　　　
　　　　那一年我们有了自己平生的第一张身份证，虽然字是手写的，照片上的人也很象逃犯的样子，但在我们的眼里，那是一张很神圣的证件。　　　　
　　　　1987年　　　　
　　　　江嘉良在世乒赛决赛中战胜瓦尔德内尔，第四局16：20落后的时候教室里鸦雀无声，而胜利的一刻江嘉良哭了（报纸的标题是：江嘉良泪洒新德里），而教室里很多的女同学更是嚎啕大哭。　　　　
　　　　那一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首都体育馆举行，观看比赛之外，手拿纸笔随时追着球星们签名，相比之下，想得到中国球星的签名更艰难一些。　　　　
　　　　5月6日大兴安岭火灾烧了27天，其中起火第二天的8级偏西风加剧了火情，而6月2日的降雨却是至今最令我肃然起敬的一场降雨。　　　　
　　　　那一年11月第六届全运会在广州举行，比赛期间一股罕见的寒潮突袭华南，暖洋洋的广州顿时变成一座冷冰冰的城市。之后很多年这件事都是天气严重影响体育比赛的经典案例。　　　　
　　　　1988年　　　　
　　　　初春在秦皇岛气象台实习，郑重其事地琢磨如何预报天气，那时电影院里是《红高粱》，电影院外是费翔的歌声。这一年我大学毕业了并且进入中央气象台。　　　　
　　　　那一年最大的天气事件就是，8807号台风8月8日横扫杭州城。　　　　
　　　　1989年　　　　
　　　　我参加中央讲师团，到云南文山当了中文教员。北方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来到彩云之南，觉得那是《诗经》里才有的很唯美的地方，那里的天气都足以成为我心旷神怡的理由，而泼水节是一种快乐的人工降雨。　　　　
　　　　那一年，才开始会熟练地使用电话，而当时北京的电话号码是6位数。　　　　
　　　　1990年　　　　
　　　　那一年，有5位科学家用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人类第一次横穿南极的壮举，其中有一个中国人叫秦大河，整整10年之后，他当了我们的领导。　　　　
　　　　那一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那天北京阴，而周围的区域都在下雨，之前很多天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正是阴而无雨，这个预报在我眼里既精彩，也需要巨大的勇气。　　　　
　　　　1991年　　　　
　　　　那一年，江淮梅雨洪水成灾，印有“血浓于水”和“风雨同舟”的条幅和T恤衫特别具有号召力。气象预报判断降雨暂时减弱，王家坝分洪推迟7小时，为数万人的安全撤离争取了无比宝贵的时间，从此天气预报的价值在我的心里变得更加神圣更加崇高起来。　　　　
　　　　那一年，电影《焦裕禄》获得金鸡、百花双奖，焦裕禄的扮演者李雪健的领奖感言更是成为常常令我回味的经典语言：所有的苦和累都让好人焦裕禄受了，而所有的奖都让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1992年　　　　
　　　　那一年的4月，逛王府井的时候意外看到一个叫“麦当劳”的洋快餐店，后来麦当劳多了，很多人逛街时找厕所，首先会想起它，甚至一次在美国，一个同伴找厕所，于是向路人询问：“哪儿有麦当劳？”　　　　
　　　　那一年我印象最深的故事是《编辑部的故事》；印象最深的街景是很多人穿着T恤衫，上面写着“有事呼我”或者“别理我，烦着呢”。　　　　
　　　　那一年，第一位洋教练施拉普那人称“施大爷”，当时在我的眼里很象一位白求恩式的人物，那时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丝毫不亚于10年之后以“态度决定一切”著称的米卢。　　　　
　　　　1993年　　　　
　　　　《东方时空》的开播使很多人养成了早起的好习惯，我早已忘记那之前早间有过什么好看的节目。　　　　
　　　　那一年，我开始出现在晚上的天气预报节目中，因为之前从未做过任何宣传，所以后来的报道标题竟是《屏幕上“蹦”出一个气象先生》。　　　　
　　　　那一年，北京申奥失败，但是“给北京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精彩”的具有恳求和承诺色彩的申办口号，在我的心里始终挥之不去。　　　　
　　　　1994年　　　　
　　　　那一年，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纳尔逊·曼德拉终于当了领导（南非总统），好象从记事开始就很熟悉两位斗士，一位是反对种族隔离的曼德拉，一位是阿拉法特。　　　　
　　　　那一年，甲A正式登场，很多球员成为富有的明星，10年后有人把1994年的甲A比赛称作是甲A历史上最干净的比赛。　　　　
　　　　1995年　　　　
　　　　从花100元看《真实的谎言》开始，知道了什么是大片，它和小时候花5分或1角钱看一场电影的时代有了天壤之别。　　　　
　　　　那一年，刚刚有了自己的BP机，也有了“有事呼我”的口头禅。而现在，BP机基本上已经成了历史文物，所以那句经典的广告语：“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也成了历史文物。　　　　
　　　　那一年，杨丹加盟天气预报。　　　　
　　　　1996年　　　　
　　　　看到很多披着节日外衣的经贸活动，各地XX节，XXX节名目繁多，节日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　　　　
　　　　那一年，从国外同行的嘴里听到INTERNET这个词，但还不知道它就是互联网。　　　　
　　　　那一年，学会了保龄球，学会了用游戏机玩俄罗斯方块；也学会了游泳，那是我在屏幕上显得最清瘦的一年。　　　　
　　　　1997年　　　　
　　　　看到一个电视节目很精练地概括了1997年：小平逝世，中国承受了悲伤；香港回归，中国赢得荣誉；大江截流，中国创造了奇迹。　　　　
　　　　那一年，在美国气象学会的年会讲台上和同行们交流，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们对中国天气和天气预报的了解远比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要少。　　　　
　　　　那一年，“悲情王妃”戴安娜车祸中去世，而从她的爱情童话到她的死亡谜团，诸多故事都贯穿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1998年　　　　
　　　　对于那一年的记忆，似乎是从王菲那英的《相约98》和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开始的。　　　　
　　　　那一年，我开始学会了上网和收发E…MAIL，很多思想和信息的交流开始靠键盘操作完成。　　　　
　　　　98大水，给我们留下的永恒词汇是：严防死守。那一年盛夏季节的天气预报改变了固有的格式，每天先总结并预报长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天气状况，剩下的时间再简单地报道其他地区的情况。　　　　
　　　　那一年，克林顿绯闻被一些人戏称为干部年轻化所带来的问题。　　　　
　　　　那一年，读到一篇非常值得我们反省的文章《弱智的中国电视》。　　　　
　　　　1999年　　　　
　　　　《韩乔生语录》开始在网上流行，当然其中的很多说法并非出自韩乔生之口。此语录使“语录”这个词汇走下了神坛，在语录这个类别中，它的流传和普及程度在中国当代史上可名列第二位。　　　　
　　　　北京的一场秋雨一直下到10月1日凌晨，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再一次体现了它神奇的一面，对于降雨何时结束的预报精确到了小时，共和国50周年大庆的日子里，我们的喜悦中也洋溢着职业的自豪感。　　　　
　　　　为了迎接新千年，12月31日的天气预报破例延长到8分30秒，由我和杨丹从整个星球的角度审视天气，那是有史以来天气预报最长的一次。　　　　
　　　　2000年　　　　
　　　　那时很多人都在探讨，新千年第一缕阳光确切照射在什么地方。　　　　
　　　　那一年的初春，沙尘暴第一次成为热门话题。后来每年3、4月份在商场里、饭桌上经常听到关于沙尘暴的对话。其实有很多只是扬沙、浮尘，只有水平能见度低于一公里的才是沙尘暴。　　　　
　　　　从那一年开始，每个台风都有了名字，由14个国家和地区分别取名，集中后统一使用，比如达维、悟空、碧利斯、伊布都，目的是让人们更容易对号入座，便于记忆。　　　　
　　　　在那个沙尘连连的3月，我结婚了。半年之后，中国军团在悉尼奥运会上拿到了28枚金牌。　　　　
　　　　2001年　　　　
　　　　那一年的4月在台湾，也偶遇一场沙尘。当然在那里感觉最深的有两件事：很多人非常羡慕我们说的普通话，称这才是最美的国语；很多人讲起话来就滔滔不绝，据说是经常参加辩论和“竞选”所形成的职业病。　　　　
　　　　飞机撞世贸大楼，这件事，远远超过了好莱坞导演的想象力。　　　　
　　　　那一年12月7日下班高峰时间北京开始下的一场小雪，使北京真正成了一座“堵城”。　　　　
　　　　那一年中国赢得了世界杯的入场券，赢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赢得了WTO的通行证。那一年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因为第二天凌晨要值班，没有加入到7月13日晚上“我们赢了！”申奥成功后北京狂欢的人群中。那个令人激动的夜晚，一直想哭，又一直忍住眼泪，因为节目中不能出现我一双红肿的眼睛。而在2004年奥运会期间，遵循着雅典时间观看比赛，也同样抑制着泪腺的分泌，用一双没有哭过的眼睛面对观众。　　　　
　　　　2002年　　　　
　　　　那一年3月19日的漫天黄沙强化了人们对沙尘暴的痛恨，那是我印象中北京最昏黄的一天。　　　　
　　　　那一年，天气预报中主持人手里指示杆不见了，我们开始用手来“指点江山”。　　　　
　　　　那一年八月的高温闷热天气之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天气名称：桑拿天。后来在2003年的非典之后，又诞生了另一个天气名称：疑似桑拿天，用来形容潮湿沉闷，但气温只在30度左右的天气。　　　　
　　　　那一年，我身边有手机的人和“有车族”队伍迅速壮大了。　　　　
　　　　2003年　　　　
　　　　因为非典，我在感动中记住了钟南山院士的一句话：把本职工作做好，就是最大的政治。2003年的春天如果没有非典，那是一个完美的春天，是我的记忆中沙尘最少的一个春天。　　　　
　　　　那一年我留下了很多戴口罩的照片，出差之后被隔离在家的日子显得无比漫长。　　　　
　　　　那一年，神舟5号和杨利伟成为全中国最响亮的名字，众多经常给FANS签名的明星都争相请杨利伟签名。那几个月当中我津津乐道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杨利伟的同乡和同龄人。当然，最让同行们自豪的是，在杨利伟“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的过程中，他们承担了天气保障任务。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我和天气/杨丹

　　　　十七岁以前我的记忆大都和雨纠缠在一起，南方的雨一旦下起来就象是丢了孩子的祥林嫂一样罗嗦、单调、没完没了，路面总是汪着泥水。雨季里，每个人的鞋面、裤腿都溅上了泥点子。走得小心谨慎的，泥点的密度就稀疏一些；走得豪放的泥点自然也密密麻麻一片。不管多或少看起来总是不雅，于是雨季里一项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大街小巷都是带着小木箱蹲在商店、饭馆、舞厅门口给人擦鞋的人。给一块钱，几分钟，面目全非的皮鞋重新变得光鲜油亮。　　　　
　　　　最不喜欢初春和深秋的雨，冷冷的没人情味。那时我去上学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