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真好-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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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喜欢初春和深秋的雨，冷冷的没人情味。那时我去上学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路面到处是泥水，怎么跳来跳去，到了学校鞋子里面还是浸湿一块，上课一坐就是45分钟，脚就被冷冷湿湿的鞋子包裹着，很不爽。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我的脚保持干燥温暖。　　　　
　　　　当我带着入学通知书来到北京，那里的阳光和我的心情一样灿烂。带来的雨伞躺在角落里已经染上灰尘，洗完的衣服奇迹般的一会就干。我的鞋面和裤脚不再被溅上泥点，最重要的是我的脚终于不再被裹在湿冷的鞋里了。尽管干燥的天气让我有流鼻血的冲动，我仍然喜欢，我喜欢这里一个接一个的晴天。阳光下我们走过学校那有着一排排小白杨的道路，穿梭于课堂、食堂和宿舍。清晨迎着朝阳找一棵小树或者一面墙对着开始练声“八百标兵奔北坡”等等。黄昏在楼顶和朋友对着夕阳弹唱。在阳光下发呆、在阳光下笑着哭着爱着。有一部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讲的是一群北京少年成长的故事，电影的名字叫的非常贴切。北京的年平均降水量只有600多毫米，差不多一年只有五、六十天有机会看到雨。所以在北京的日子不可能不灿烂。　　　　
　　　　很多人都会问我作为天气节目主持人喜欢什么天气，我总脱口而出喜欢北京的阳光，但是当我光滑的皮肤被干燥的气候和北方的风沙打磨出质感，当头发总是因为起电变得怒发冲冠，当春天的杨絮弄得我鼻子痒痒不胜烦恼，当我看到偶尔飘落在北京的小雨，我开始怀念那些淋湿在南方的17年记忆，那湿润的空气、那空气中栀子花的清香、那溅满泥点的裤腿。　　　　
　　　　宋英杰：我在东北长大，对于天气的记忆和杨丹恰恰相反。对雨水没有反感，对阳光也没有渴望。只是对寒冷有一种又爱又怕的感觉，因为冬天在白雪皑皑的旷野中走着，冷得想哭。总是想冲到有炉子的地方烤烤火。冬天在校园里同学们主要是靠打雪仗来锻炼身体，增进感情。　　　　
　　　　冬天上体育课，滑冰是主要运动项目。那时的学生证，除了姓名、班级之外，就是鞋号。每次你用学生证来租借滑冰鞋的时候，校工就可以按照上面的鞋号进行分发了。　　　　
　　　　滑冰课，分速滑和花样，速滑的测验及格标准是1500米不能摔倒，即使摔倒也必须做出自我保护的动作。花样，大家可以自编动作进行组合。于是冰面上总是一片此起彼伏的身影。如果谁能身轻如燕地玩花样，顿时他就会成为全班天王级的偶像。最快乐的时光总是在冰上度过的，虽然脸冻得红红的，嘴里大口吐着白白的雾气，屁股被摔得疼疼的。　　　　
　　　　北京比东北干燥很多，雪也少，雪经常下得神出鬼没的，也下得很吝啬。记得大学的专业课，有师哥感慨地说：如果你能条理清晰地预报出北京冬季的第一场雪，你就及格了。一年里北京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天是白色的。　　　　
　　　　北京的阳光实在太好了，尽管杨丹喜欢北京的阳光，但是每次大晴天，她都很仔细地戴着墨镜，打着阳伞，和阳光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我喜欢在阳光下游泳、打球、流汗，比她和阳光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当然总是盼望大晴天在阳光下晒被子，让睡梦有阳光的味道。　　　　
　　　　北京的阳光总让人的心情很明亮。　　　　
　　　　但是，北京的沙尘改变了我对于春天热切期待的心情。北京的春天是黄色和绿色相互辉映的季节，有一年春天，因为沙尘天气，杨丹差点放弃了她的职称外语考试，最后还是我晓之以理的劝说，她才同意冒着风沙考试。其实每年3—4月间的风沙，都是对我们情绪的一次考试。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最难忘的一次主持/宋英杰

　　　　天气本身就是“过眼烟云”，发生之后很容易就会被淡忘。即使是那些来势汹汹的台风，也只有几天的兴风作浪时间。　　　　
　　　　对于我这样一个由于职业习惯，喜欢铭记天气的人来说，过去了的天气，也只是一段段封存在心底的故事，很少再去触及它了。　　　　
　　　　但是，唯有一件事情，一次看似平淡的天气过程，却总是在心头挥之不去。总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即使现在网上搜索，依然可以找到许多相关的记载和评论。　　　　
　　　　故事已经发生很久了，那是，1999年12月13日，当然这个故事和所谓不吉利的13并没有什么关系。　　　　
　　　　12月12日，是我主持天气预报，因为考虑到一股很弱的冷空气会在当天晚上开始进入华北地区，因水汽条件不是很好，所以预报华北13日会有4到5级的北风，不过很难出现降雪。结论就是这样，节目也就这样播出了。　　　　
　　　　可是，13日一大早，我醒来一拉开窗帘，发现窗外是雪后一片静静的洁白，主持天气预报许多年以来，天气从未让我感到如此地惊讶。当然惊讶的感觉很短暂，之后持续性的感觉是歉疚。我可以猜想到，其他人看到降雪，惊讶之后，肯定是在骂天气预报或者嘲笑天气预报。想到这些，我开始变得局促起来。因为13日仍然是我值班，我开始构思当天的节目中我如何面对这件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可以选择回避，有很多顺理成章的理由：因为我只是错误信息的发布者；这样的情形也不是第一次；或许很多人并没有留意到我们预报错了；在国内整个行业内部没有道歉的先例。　　　　
　　　　我也可以选择不回避，同样有很多令我心潮澎湃的理由：在观众看来昨天的错误是我制造的；把错误摊开而不是捂着、掖着、藏着、盖着，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能因为天气预报客观上存在科学局限就自己心安理得地迁就自己；国外有过类似的先例让我敬佩。　　　　
　　　　当然，最后挑战传统的勇气战胜了尊重传统的顾虑。我决定在当天的节目中向观众表达歉意，并且说明前一天预报失误的原因。　　　　
　　　　当时我也在想，除了媒体的责任感之外，天气影响的本身也很重要。假如不是冬季的一场小雪而是盛夏的一场特大暴雨，我们需要做的不该是道歉，而是谢罪；假如是我们阴天报成了晴天，我进行道歉、解释的必要性又不够充分。这个时机恰到好处，预报的确漏报了，区域不小，反响也不小，但是在华北，人们惊讶之中也有惊喜的成分，因为这是一场瑞雪。心情愉悦的时候，别人的歉意很容易被接受。　　　　
　　　　当天上午，我找到节目编导（一位老专家），把我的想法和她一沟通，她很爽快地同意了。她的爽快让我惊讶，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很多的理由用于和她争辩。想必前一天的节目也令她辗转反侧很久了，预报员都是这样，对于预报的成败很少喜怒于形，独处的时候却经常深思熟虑（其实后来对于“道歉”的争议中，她同样承受着压力，甚至承受着比我更大的压力，只是外界并不知晓罢了）。　　　　
　　　　就这样决定了，当晚的节目中直面这次预报失误。　　　　
　　　　于是，1999年12月13日天气预报节目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早晨，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中部，人们意外地看到了一场瑞雪，之所以说它意外，是因为昨天的天气预报没有预报这场降雪。昨天我们注意到会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华北，也预报了会刮风，但是对出现降雪的可能性估计得不足，所以今天我们的心里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歉意。我们只有总结每一次失误，才能使天气预报越来越准确，让人们满意。”　　　　
　　　　对于这种做法，我事先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它肯定会引起争议。但是为了避免争议而放弃，我的工作所带给我的对公众的歉意会越积越多，我和我所在的节目有义务让大家了解科学的局限和我们面对错误的一贯心态，这次预报失误只是一个很巧合的时机罢了。　　　　
　　　　当晚，确切地说，是在节目播出后一个小时内，电视和平面媒体的一些记者开始给我打电话，一些朋友也纷纷给我打电话。我很诧异，一是反响如此强烈而迅速，二是记者的灵通，他们居然能通过意想不到的途径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因为我很少给人留电话号码。　　　　
　　　　当晚，从一些记者的口中，我得知，气象台副台长已经对记者表示，我的“道歉”属于个人行为，预报失误不需要道歉等等。来自内部的争议被摆放在报纸的同一个版面，我确实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我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没有必要再卷入一场论战的旋涡之中了。所以我选择了沉默。后来《实话实说》邀请我去说说心里话，我谢绝了，说实话，我不是没有委屈，但是和面对新的天气相比，它已经不太重要了。　　　　
　　　　不能说副台长同志的表态有什么错误，因为这次“道歉”和解释的确不是行政领导所布置或安排的（后来记者们全都忽略了我在节目中表达歉意的同时，还解释了预报失误的原因），因为预报失误的确不必要道歉。　　　　
　　　　但是我一直认为，不必要道歉，并不等于禁止道歉。天气预报本身仅仅是由数字和符号组成的，但天气预报节目不是。与其让公众对预报有牢骚，不如我们用各种方式化解牢骚；与其让公众对预报有神秘感，不如我们用各种方式消除神秘感，既然天气预报时常有失误，那就让我们以一颗平常心，做平常人，别把议论失误当成禁区，“权威性”不是靠努力避免别人发现你的错误建立起来的。　　　　
　　　　从进入气象预报这个行当的第一天起，我就提醒自己，你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把预报做得越明确越容易犯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往往第二天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况且你的错误与每个人都具有相关性，大家在议论、挖苦甚至漫骂你的时候会有共同语言，使得社会上关于天气预报如何不准确的笑料很多，很容易流传。如果你不能面对这一切，那就说明你还缺乏从事这项工作的心理素质。当然这也许是多余的话。　　　　
　　　　很快，一些朋友得知气象台副台长在媒体上的表态，都猜想我一定会因为这个看起来“画蛇添足”的道歉，而面临严肃的批评甚至处罚。当然从结果看，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我看来，行业内部一切都很平静，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议论或许都是在我没有听到的情况下进行着。后来，针对这件事情，反倒是我和那位副台长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探讨最多。直到今天我们俩还在同一个课题组工作，很融洽，我们在工作中并没有遗留心理阴影。　　　　
　　　　14日我很偶然地看到敬大姐在《东方时空》中提及这件事，她的一句“道歉真美”是我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里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　　　　
　　　　随后白岩松也在《东方时空》中更鲜明地支持了我，他的犀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好像代我陈述理由一样（确切地说，是辩护律师）。一年后我和小白一同出差才初次相识，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好像和对方已经相识很久一样，毕竟他曾是“律师”，我曾是“当事人”。　　　　
　　　　在我的“道歉”故事发生几年之后，有些地方气象台也针对预报失误而向公众道歉。的确，预报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它并不承担道歉或者赔偿的义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些从事气象工作的人心中不应该有歉意，并不等于说面对失误或瑕疵可以心安理得。在那个雪后的晚上，我只是说了我和我的许多同事面对预报失误的一个共同感受，想告诉观众，我们很歉疚；也想毫不隐晦地告诉观众，我们为什么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我并不是想订立一个规矩，使别人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产生压力。　　　　
　　　　四年过去了，我没有再道歉，也没有再解释过预报失误，但是每当再有失误时，我歉意犹在，并在歉意中追求完美。　　　　
　　　　“道歉”的故事，只是一件小事，也许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还放在心中，而我之所以忘不了这件事，是因为想对别人表达歉意都曾经很难，很难。　　　　
　　　　我总想，我们都是凡人，错误在所难免，而如果我们的错误触及到他人，假如有合适的场合道个歉，不丢颜面；假如没有合适的场合，心存歉意，也不伤身体。　　　　
　　　　杨丹：非常遗憾的是，宋英杰道歉的那期节目被我错过了。几天以后在社会上掀起了讨论“道歉事件”的狂潮，我才知道的。见到他问起时，他有些许无奈：“我只是做了一个在错误后的正常的解释，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因为当时还听说局里要对他的“私自行动”进行内部通报批评。其实，内部也有两种声音，有认为他没有经过局领导批准就在电视那么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公开道歉，这种行为非常欠妥；也有赞成的。而外部反映都是大声称快的。　　　　
　　　　尽管很多年都过去了，还是有很多人都记得这次“事件”。每次，都有网上的朋友提到关于宋英杰道歉的问题，问我怎么看？并且问我是否会这么做？对他的做法，我当然是举双手双脚赞成，一场没有报出来的小雪造成了北京交通陷入瘫痪，很多人下了班直到凌晨才回到家，难道我们不该对公众有一个坦诚的交代吗？对伤口视而不见，伤口会化脓，最后变成难看的脓包。换作是我，当然也会有那样的心愿，只是恐怕我没有宋英杰那样的魄力。　　　　
　　　　一次正常的解释和道歉竟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也足以看出人们是多么的“受宠若惊”，就好象婆婆突然给了常年受气的媳妇一个好脸色。不能把老百姓当无知的、当傻子，他们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就象宋英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态度决定一切”。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不做主持人的N种选择/杨丹

　　　　如果不做主持人我会做什么，这是一个多选题。最有可能做的是歌手，我有一个曾经在市歌剧团工作的妈妈，我遗传了她的好嗓子。从有记忆开始就听妈妈边干家务活边哼唱“洪湖水浪打浪”“一树红花照碧海”等等，优美的歌曲启发了我爱好音乐的心。还在上小学我就已经开了数场“个人演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