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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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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刺激私立学校发展，采用教育券有帮助。你好好办，你跟公立学校有平等的起跑线，就有学生到你这里来。没有学券制改革呢，你是争那个补充性的市场，或者争那个非常小的特殊市场。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点：穷国办大教育，怎么更好地动员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我觉得长兴这个点很要紧。”
这不由让人想起陶西平那个经典的“如果论”：如果民办教育有大的发展，那么就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节约了公共教育经费；如果节约的教育经费用于公办教育，那么就在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改善了办学条件。将这个假设延伸开去，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如何发展民办教育？如何解决教育经费？现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教育券有没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条可行路径？可能！那么，还等什么呢？！
逻辑就是这么简单，像弗氏的思想一样简单。但是，这简单如此直接地切入核心，让人无法躲闪隐藏其后的不能承受之重。弗氏质疑：孩子的所有教育在同一幢楼里完成，这明智吗？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教育券提供更多的选择？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花一部分教育券在一个地方学习数学，在另一个地方学习英语或科学？
这种类似孩童般的天真大胆的发问，正开启了教育发展困境中的一扇门，亮光透进来了：自由选择必然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更多的好学校，不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这个开放的市场必然要求“政府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萎缩”。
扩大规模，扩大试点。长兴已经把火点燃了，一场新的竞赛开始了，这个比赛还没有结果。周其仁热情洋溢的鼓呼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悬念。
与此同时，茅于轼先生对于教育券的中国前途，从经济学的视角作了更为审慎的判断。如果一套制度安排解决了价格问题，那它就是成功的。教育券没有解决价格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教育资源的流动问题。这个根本缺陷决定了长兴教育券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它必将向更规范的市场制度迈进，将来教育券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会退出这个领域。
经济学上有个常识：凡是能够强化竞争的创新行为，大概总能改善行为的效率。“但教育券竞争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好的学校拿到更多的教育券？差的学校会不会退出竞争？如果我们总的教育投入就这么多，你怎么吸引更多的投资流进来呢？如果学校的总数不改变，淘汰也是一句空话。淘汰的学校学生上哪儿上学去呢？没有好的学校扩大，学生上学的问题就不能解决。”
诚然，教育券的实施关涉到现有的教育财政投入体制、人事管理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更有赖地方的经济基础。在这一场触及制度层面的变革进程中，长兴还会遭遇多少暗礁？那些在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中涉水的公办民办学校将如何面对这一场来自大洋彼岸的风暴呢？
现在，真的有人在仔细地算这笔账，算算教育券对于民办学校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对于国家意味着什么。一个叫陈辉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已在今年上书，提议省内扩大教育券试点。这笔账算得令人鼓舞：假设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一年要投入费用5000元，而对选择民办学校的学生补偿500元或800元，如果有1000个学生选择民办学校，那么就可以省下一大笔投入。而选择民办学校的1000个学生，则可以支撑起一个民办学校。
已经有抢先一步“拿来”的了。2001年深圳市教育局提出，对享受义务教育者提供教育券，让学生自主择校就读，以教育券代替学费，并将其明确列入未来教育发展大纲。
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有经济学家大胆设想：“如果全国农民都按着他的份额拿到教育券带着走，可以大范围兑现，对教育投资的城市化影响将会有多大！”与此同时，全国一些县市纷纷前往长兴取经，意欲在当地试点、推广。
疾呼、掌声、批判、争议，教育券掀起的“头脑风暴”激荡着每一个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的人士，以及每一位渴望寻找创新路径的实干家。
长兴之火，能否燎原？拭目以待吧！
民办大学“战国策”“三国演义”
中国民办大学已经进入“战国时代”。
北京、西安、南昌；总能看到类似的场景：火车站长长的甬道旁，纷纷争相“露脸”的新、老民办大学直夺人的眼球；街头转悠的公交车身上民办大学的广告，早已成为人们眼里烂熟的流动风景；大大小小的媒体，写着、播着、唱着，都是招生的消息，空气中弥漫着发酵的味道，带着些时不我待的恐慌、期望，甚至背水一战的决绝……
已经有人用“厮杀”来形容竞争的激烈了。就在这种由远及近的“厮杀”声中，民办大学是实实在在地被推到了中国教育市场的前台。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一个“伴跑者”的角色渐渐成长为某种意义上的“领跑者”形象，它笨拙、滑稽然而执著的奔跑姿态是值得人们关注并尊敬的。
有一些数字是不应被忘却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民办高校1300多所，在校总人数在150万人以上，其中经教育部批准具有学历文凭颁发资格的民办大学有122所，在校总人数接近100万。今天，在东部、南部，这些“中国制造”最富活力的输出地带，至少有50万以上的职业技术人才就“出产”于这些“拾遗补缺”的民办高校。
20年风雨，大浪淘沙中一批优秀的民办高校渐立潮头，披荆斩棘中“三国演义”的格局初定，形成了以西安为龙头，北京、江西等省市共同繁荣的三足鼎立之势。
不妨从江西说起。红土地上的生存环境是贫瘠、恶劣的，因为先天的底子薄，又处内陆腹地，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但20年的功夫，江西民办高校开荒拓土，恍然间已撑起了整个高教的半壁江山。目前共有51所民办高校，其中7所可以颁发国家学历证书，21所属学历文凭考试试点院校。民办高校数量和在校生数分别是全省普通高校的112。5％和31。58％。
被称为民办教育界“四大理论人物”之一的王文源，对江西的民办高校有个很公允的评价：“它的办学也是很有特色的，只不过叫得没西安那么响亮。”
“叫得不响”，在热闹的市场营销时代，显然有“落伍”的嫌疑，同时又透着股“求根固本”的踏实劲儿；厚道、诚实、本分。蓝天学院院长于果说出了江西民办大学的共性。因为叫得不响，所以埋头做事。谁都知道，为了争夺注意力，“叫”的成本相当不低。有人给西安和江西的民办高校算了一笔账：西安一所学校每年的宣传费用起码在1000万上下，而江西大概就两三百万。如果一年招1万学生的话，西安的民办高校平均招一个学生要摊上1000元的宣传费用，而江西的一个学生才占200元的宣传费，完全可以少收学生800元钱。收费低，自然就成了江西民办高校最有力的竞争优势。
所以江西的民办高校不约而同地倡导办平民大学，收费适中，一般家庭基本可以接受。“其实，收费高并不代表质量好。现在我们就是花两三百万的广告宣传费，同样可以招到想要的学生，同时有利于扩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番自信的表白不知有没有说出江西民校的共同心声。
江西的校长们姿态大都很谦和，典型代表就是于果和章跃进。他们都坦承没有西安的老兄们那么“敢喊敢叫”，并低调地表示，江西的整体竞争力比北京要“弱”。说这些话时，他们目光坦白，心态平和。这也是江西人的聪明，不由得让人在心里暗暗地就给他们加了分。
当然，他们头脑清醒，看得清别人的“花招”，只是不说破而已。比如，有些学校作宣传，“亢奋”到把未来的发展前景都写进了里面，让人产生既成事实的幻觉。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派，他们非不能，乃不为也。是为本分。
当然，他们更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同行。比如，分析西安的竞争环境，他们认为那里的群体优势明显，竞争当然激烈，假如闷声不吭，很快就有被淹没的危机。假如自己的学校生在黄土高坡上，难保不是喊得最凶的。
但是，如果你以为江西的老表们“本分”到守株待兔、固守城池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从招生、教学到就业，从强调特色到面向市场，他们一样没拉下，且在培养方向的市场适应性、就业率的稳定攀爬上，已经做得相当系统、成熟了。在南方中小企业的就业岗位上，江西毕业生的群体特色、优势已经有口皆碑了。
红土地上能砸出民办大学的声响，校长们不得不承认，“这几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对民办高校还是很支持。”1989年机构改革，省教育厅就设立了社会力量办学处，当时在全国也只有两家，充分证明了江西对民办学校有深刻的认识和远见。尤其是江西老表们上全国开会时，一碰上很多省的民办学校叫苦连天，他们的幸福感就油然涌上心头。
瞅着全国民办大学的发展声势愈来愈大，江西暗自也焦虑，也检讨：江西民办高校在校生规模是10。3万人，比西安要小；江西的学校还有点“小富即安”的思想，觉得基本满足，过得去就可以，缺乏“闯劲”，所以江西要提速，要向西安的老兄小弟们学习，加强宣传意识、竞争意识。
这股子谦逊和坦诚，着实让人折服。平心而论，江西的高教资源在全国来说是很薄弱的，“江西崛起”靠的什么？穷省办大教育，从哪里着手？藏智于民，开智于民，答案就是这么简单。江西的民办高校在这点上劳苦功高。
放眼全局，江西的整体竞争力似乎缺乏令人叫绝的“底牌”，但起步较早，经验丰富，且作风低调，稳扎稳打，在未来的“三国演义”中，江西应当能成为百舸争流中一艘不会落伍的船舰。
北京的民办大学说起来总有些“难为情”，说尴尬还不准确，内里又透着种让人看着着急的“紧张感”，不明不白受屈的“幽怨”。
人们惯常把中华社会大学作为北京乃至中国民办高校的“始祖”。在北京见到李燕杰——北京自修大学的创办人，他的语气又焦灼又无奈。如果较真的话，北京自修大学可以算得上是新时期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它的盛极一时很可以说明“自修”这种形式的高教所具有的深厚的民间基础。但不知为什么，它的声名就这样被无声地淹没了，资金的困窘使得这个昔日的“宠儿”显出了身处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尴尬。风光既已不再，看着豪情依然的李燕杰辛苦奔走宣讲他的教育艺术学和“大学梦”，不禁有今夕何夕之感。
所以，梳理北京民校的发展历程，不小心就会扶弄出几份沧海桑田的历史感来。也难怪，第一所民办高校、民办中学都诞生在皇城根下，这里是中国民办教育的起点，因之北京民校的发展在全国有示范意义。不论是搞学历教育、学历文凭，还是自考助考，都是北京先咬的第一口梨。
北京的民办大学不外乎两类：一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老字辈”，大都出自一批热血的老教育工作者之手，十几年如一日，靠学费自我积累滚动发展；二是以吉利大学为代表的“新生代” ，倾资本之力，高起点投入，在极短时间很快赢得同一起跑的机会，其势锐不可挡，令人刮目相看。谁将会代表中国民办高校的发展方向？难说得很。
说起来，民办高校有三类：学历教育校，可以颁发教育部承认的学历，招生时纳入统一的高校招生计划；学历文凭校，在自考的基础上，学校有部分课程的考试权利，颁发自考证书；自考助考校，由学校授课，全部课程参加高教自考，颁发自考证书。
北京市现有民办高校近百所，在校生11万人，其中学历教育校4所，学历文凭校31所。一句话，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整体层次有待提高。横向对比，北京缺乏西安的齐头并进、群体效应，又少了江西的那一份踏实沉稳；叫人看了干着急。
去年有件大事可让北京的民校伤了回心。2002年4月3日，中国十大万人民办高校评选结果揭晓，其中5所来自西安，北京没有一家民办高校入选。
在当下民办大学的评价指标中，规模是最具竞争力的标杆吗？
“当然，”王文源回答。这是第一回合的较量中首先必须正视的“尺度”：“在目前双向选择的情况下，规模说明了它有持久赢利的能力，有市场。就像一件产品质量再好，如果没有市场占有量，很难说它是好产品。在同样的领域里，它有比较大的市场分额，说明了它的特色有市场。”
热热闹闹的颁奖台上竟没有北京民校的影子。媒体报道，北京的民办教育界人士表现得比较平静。难说私下不无酸楚，不无懊恼。
酸楚在于北京1982年就有了第一所民办高校，却没有因时顺势进入市场化运作，此乃制约北京民校发展之大碍；懊恼在于北京1996年、1997年走错了几步，采取了近乎自杀性的政策，如不允许北京的民办大学到外地招收学生，其结果是难成规模；还有的；无奈地价太高，一直没能摆脱租校舍、以短训为基础的初级格局，而西安、江西很快进入了自有校舍、全日制、寄宿制的中期发展阶段。
眼下，北京民校正经历着“冬天的寒冷”，生源的严重流失让相当一部分学校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据估计，北京民办高校生源流失在20％左右。内中缘由在学费上，外地民校所收费用至少要比北京便宜30％。
现在，恍悟过来的北京民校开始挖空心思在招生的市场上动脑筋。据说，他们已经瞄准西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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