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罗妮卡决定去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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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先是在一个最年长的男人脸上扇了一记耳光，又与男护士大吵一场，当她想一个人独处时就板起面孔不与其他人交谈。现在她有充分的自由去体会仇恨，尽管为此要有足够的机敏，以免破坏周围的一切，并不得不在镇静剂的作用下，躺在病房的一张床上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
　　她仇恨此时此刻所能见到的一切：她自己，整个世界，面前的那把椅子，走廊里损坏了的一个暖气，十全十美的人，罪犯。她住在一所精神病医院，可以感受到世人对本身加以隐藏的那些东西——因为我们所有人接受的教育都只是要我们去爱，去接受一切，去试图找到一种出路，去避免发生冲突。韦罗妮卡仇恨一切，但主要是仇恨过去指导她生活的方式，正是这种方式，使她一直未能发现自己的体内生存着数以百计的另外的韦罗妮卡，她们风趣、疯狂、好奇、大胆和勇于冒险。
　　在某个时候，她开始对世界上最爱她的人——她的母亲——也产生了仇恨。母亲是个出色的妻子，白天工作，晚上操持家务，牺牲自己的生活以便使女儿受到良好的教育，送她去学习钢琴和小提琴，让她穿得像个公主，为她购买网球和名牌裙裤，而自己则把穿过几年的旧衣服打上补丁。
　　“我怎么能仇恨只给了我爱的人呢？”韦罗妮卡羞愧地想道，并想改正自己的情感，但为时已晚。仇恨已被释放出来，她已然打开了自己的魔鬼之门。她仇恨母亲给予她的爱，因为母亲不求任何回报，而这是荒谬、失真和违背自然规律的。
　　不求任何回报的爱使她充满一种责任感，一种要与母亲的期待相符的意志，哪怕这意味着她要放弃自己梦寐以求的一切。这种爱试图在若干年内向她隐藏世间的挑战与腐败，却不知道迟早有一天，她会发现这一点却没有进行抵抗的能力。
　　那么父亲呢？她同样也仇恨父亲，因为和整日忙碌的母亲相反，父亲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常带她去酒吧和剧院一起娱乐消遣。在她还是个少女时，曾偷偷地爱上了他，不是像爱一个父亲，而是像爱一个男人。她仇恨父亲，因为他总是那么迷人，对所有的人总是那样地坦诚热情——只有对她的母亲不是这样，而母亲却是实际上惟一最值得他善待的人。
　　她仇恨一切：讲解人生的书籍堆积如山的图书馆，迫使她整个晚上都要学习代数的学校，尽管她不知道有任何人——教师和数学家除外——为了生活得更幸福而需要懂得代数。
　　为什么要强迫她学习那么多的代数、几何和一大堆绝对没有用处的东西呢？
　　韦罗妮卡推开客厅的门，来到钢琴前，掀开琴盖，用尽全身的力气用双手敲打了一下琴键。空荡荡的房间里响起了疯狂而恼怒的互不相关的合奏声，撞到四周的墙壁，变成尖利的噪音，又回到了她的耳内，仿佛抓伤了她的心灵。这正是此刻她心灵的最好写照。
　　她用双手又敲打了一次，不和谐的音符再次混杂在一起响彻了四面八方。
　　“我是个疯子。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仇恨一切，可以敲打钢琴。从何时起，精神病患者懂得要让音符和谐一致呢？”
　　她又敲打起钢琴来，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每敲打一次，她的仇恨就减少一分，直至最后彻底消失。
　　于是，她的心中重新充满了一种深度的宁静。韦罗妮卡再次注视繁星遍布的天空，一轮她所喜欢的弯月把温柔的光线洒满了她所在的地方。她又一次感觉到无限与永恒正携手而进，只需看到它们中间的一个，比如无限的宇宙，就能发现另外一个，即永恒的时间：它不会消逝，而是持久地停留在现在，那里包含着生活的全部秘密。在由病房去客厅的路上，她已经把仇恨强烈而集中地进行了发泄，现在心中已没有余留下任何怨愤。她让多年来压抑在内。动的消极情感最终流露了出来。她已经体验过了这种情感，现已不再需要，可以让它们离去。
　　地静静地过着她的现在的时光，让爱去占据仇恨所腾出的空间。当她感到可以开始时，就转向月亮，为它弹奏了一支奏鸣曲。她知道，月亮在倾听，并为此感到骄傲，但却引起了群星的妒忌。于是她又为群星弹奏了一支曲子，为花园弹奏了一支曲子，为群山弹奏了一支曲子——夜里虽然看不见群山，但她知道它们就坐落在那边。
　　在为花园弹奏曲子时，另一个疯子来到了客厅。他叫埃杜阿尔德，是个无法治愈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韦罗妮卡对他的出现没有感到吃惊，相反还对他荣尔一笑。使她吃惊的是，埃杜阿尔德也对她微微一笑。
　　在她那遥远的世界里——比月亮还要更加遥远——，音乐可以穿透一切和创造奇迹。
　　“我非要买个新钥匙链不可了。”伊戈尔医生边开他在维莱特小小诊室的房门边想道。原来的那个摔碎了，用来装饰它的一个小金属盾牌掉在了地上。
　　伊戈尔医生弯身把它抬了起来。怎么处理这个作为卢布尔雅那标志的小盾牌呢？最好是把它扔掉。不过，也可以拿去修一修，让人做一个新的皮抓手；或者也可以送给他孙子当玩艺儿。他认为后两种选择未免荒唐：一个钥匙链不值几个钱；他的孙子整天都是看电视或是玩从意大利进口的电子游戏机，对盾牌根本不会感到兴趣。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扔掉，而是把它装进衣袋，留待以后再决定究竟如何处理。
　　因此，他是收容院的负责人而非患者，因为他在做出任何一项决定之前都要进行反复思考。
　　他打开了灯。随着冬季的来临，天亮得越来越晚了。光线不足以技家庭发生变故或是离婚，乃是压抑症患者数目增加的主要原因。伊戈尔医生盼望春天立刻到来，并帮他解决一半问题。
　　他看了一眼日程安排表。他必须要想出一些措施不让埃杜阿尔德饿死。精神分裂症使这位患者行为无常，现在他彻底不吃任何东西了。伊戈尔医生已经开了静脉注射营养液的处方，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埃杜阿尔德二十八岁，身强力壮，即便给他注射血清，最后也要变得虚弱不堪，骨瘦如柴。
　　埃杜阿尔德的父亲是年轻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一位著名的驻外大使，是九十年代初期与南斯拉夫进行微妙谈判的代表之一，他对这件事会做出何种反应呢？此人曾多年为贝尔格莱德工作，成功地战胜了对他进行低毁的人——这些人指控他为敌人效力——，继续留在了外交使团，只不过这一次代表的是另外一个国家。他有权有势，声望甚高，所有的人都惧怕他。
　　伊戈尔医生考虑了片刻——如同刚才考虑钥匙链上的盾牌该如何处理一样——，但随后就把不安的念头赶走了：对一位大使来说，儿子外貌的好与坏并无关系，他不打算带儿子去参加官方的聚会，或是让儿子陪伴自己前往他被任命为政府代表的国度。埃杜阿尔德住进了维莱特，并且会永远或是在父亲继续领取高薪期间留在那里。
　　伊戈尔医生决定停止营养液的静脉注射，让埃杜阿尔德再瘦弱一些，直到他自己想要吃饭时为止。万一情况恶化，他就提交一份报告，把责任推给管理维莱特的医生委员会。‘办果你不想陷入困境，那就总把责任分摊开来。“他的父亲曾这样教导过他。他的父亲也是位医生，曾有几个病人死在他的手里，可当局却从未找过他的任何麻烦。
　　开完停止给埃杜阿尔德输液的处方之后，伊戈尔医生着手处理下一件事情：报告书说，患者泽德卡·门德尔已结束了她的治疗期，可以出院了。伊戈尔医生想亲眼进行核实。归根结底，对一位医生而言，最糟糕的莫过于收到在维莱特治过病的患者的家属投诉。这种事几乎总要发生——在一所精神病医院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一个患者极少能够重新适应正常的生活。
　　所以出路只有一条：发现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伊戈尔医生不遗余力地为此而奋斗，正撰写着一篇将使精神病学科发生彻底改观的论文。在精神病医院，临时性的患者与根本无法治愈的患者生活在一起，结果前者的社会适应力就会开始退化，而这种进程一旦开始，就很难加以阻止。那个泽德卡·门德尔最终还要回到这里来——这一次将是出于自愿，她所以无病而装病呻吟，目的只是为了回到似乎比外边的世界能更好地理解她的那些人的身边。
　　然而，如果他能发现抗击维特里奥洛——伊戈尔医生认为它是造成疯癫的罪魁祸首——的方法，那么他的名字就将载入史册，斯洛文尼亚也将最终在世界地图中占有一席之地。
　　上个星期，一个机会由天而降，一位潜在的女自杀者住了进来，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浪费掉这一机会。
　　伊戈尔大夫感到十分高兴。虽然由于经济原因，他还被迫同意使用早已被医学界禁止使用的治疗方法——比如通过注射胰岛素造成休克——，但同样也是由于经济原因，维莱特正在更新精神病的治疗方法。他不仅拥有时间和物质条件从事维特里奥洛的研究，而且在收容院股东们的支持下可以让那伙被称为“兄弟情谊会”的人留下来。收容院的股东们同意可以容忍——请注意，不是鼓励，而是容忍——这些人住院的时间比需要的更长一些。股东们振振有词地说，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应该让刚刚痊愈的患者自己来决定他们回归社会的最好时间。这就意味着允许一批人作出留下来的决定，犹如留在一间自选旅馆，或是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一个俱乐部。伊戈尔医生终于得以让精神病患者与正常的人生活在一起，以使后者对前者产生正面的影响。为防止情况恶化——精神病患者最终要对已经治愈的病人产生负面的影响——，所有兄弟情谊会的成员每天至少要离开收容院一次。
　　伊戈尔医生明白，股东们同意已被治愈的人继续留在收容院的理由——“人道主义的考虑”，他们是这样说的——只是一个借口。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是个迷人的小城，他们担心这里没有足够的有钱的疯子来支撑这所费用昂贵的现代医院。除此之外，公费医疗系统拥有一流的精神病医院，这就使维莱特在争夺精神病人的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形势。
　　股东们在把旧军营改为疯人院时，他们把那些可能在与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受到伤害的男男女女都作为住院的对象，然而战争历时却很短。股东们确信战争将会再度爆发，结果却事与愿违。
　　最新研究发现，作为战争的牺牲品，有些人会患上精神病，但与紧张、厌倦、遗传性疾病、孤独和自我封闭相比，它所造成的精神病患者的数目则微乎其微。当一个集体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时——比如一场战争，或一次极度的通货膨胀，或一场瘟疫——，自杀的人数会有少量的增加，但是患压抑症。
　　妄想狂症、精神病的人数却会大大减少。一旦这种重大的问题解决之后，患这一类疾病的人数则又恢复到正常时期的水平，这便表明——伊戈尔医生是这样认为的——，只有当具备相应的条件时，一个人才会成为疯子。
　　他的眼前还放着另外一份最新研究成果，来自刚被一家美国报纸评选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加拿大。伊戈尔医生看到了下列的数字：。根据加拿大的统计资料，已经患有某种精神病症状的人员分布‘情况如下：十五岁至三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四十；三十五岁至五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三十三；五十五岁至六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二十。j　＠－。估计每五个人当中有一人患有某种精神失调症状。。每八个人当中有一人因精神错乱一生中至少要住院一次。
　　“多么好的市场，比这里强多了。”他想道，“人们越是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就变得越加不幸福。”
　　伊戈尔医生又分析了一些病例，仔细衡量着哪些应该与委员会一起分担责任，哪些可以独自处理。当这一切都结束之时，天已经大亮了，于是他关上了灯。
　　他立刻吩咐让第一位求见者——那位企图自杀的女患者的母亲——进入他的诊室“我是韦罗妮卡的母亲，我女儿的情况怎么样？”
　　伊戈尔医生考虑了一下是否应该讲出真情，以免使她无谓地担惊受怕——说到底，他也有个名叫韦罗妮卡的女儿——，但最终还是决定闭口不谈为好。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撒谎说，“我们需要再观察一个星期。”
　　“我不明白韦罗妮卡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哭泣着说道，“我们做父母的都很爱她，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让她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尽管我们夫妻之间存在着问题，但仍然维持着家庭的完整，可以说是面临不幸却能坚持下去的榜样。她有个好工作，人长得也不难看，可即使这样…··‘”
　　“…··哪使这样还是企图自杀，”伊戈尔医生接过了她的话，“你不必吃惊，太太，事情正是这样。人们不懂得幸福，如果您希望的话，我可以把加拿大的统计数字告诉您。”
　　“加拿大？”
　　韦罗妮卡的母亲惊讶地望着他。伊戈尔医生看到他已转移了对方的注意力，便接着说道：“您要清楚，太太到这里来不是想要知道您女儿的情况，而是为了开脱您在她企图自杀的这件事上自己的责任。她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也就是说，已经是个有过生活阅历的成熟女人，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希望是什么，并且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与您的婚姻或是您以及您丈夫做出的牺牲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一个人独立生活有多长时间了？”
　　“六年。
　　“您看到了吧？她已经彻底地独立了。虽然如此，由于一位奥地利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①，我敢肯定太太听人谈起过他——曾著书立说，谈及父母与子女们之间的这种病态关系，所以时至今日，所有的人还是对所有的一切都进行自责。子女变成了凶手是父母教育的牺牲品，印度人是这样认为的吗？请您回答。”
　　“这种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韦罗妮卡的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