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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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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政治家中，有哪一位可以让他的国民为他写出这么多的哲学和文学作品，不管其中包含的是批评还是祝贺之词？有哪一位能够在身处重大的危机并且自己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之时还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作品，并且上面还有他自己所做的评注？谁公开宣布他喜欢树木并且急切地询问他的官员风暴给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破坏？谁在当政之后还在席间闲谈中迷恋于探讨知识界的前辈？谁至少在口头上声称他因为他们的专业精神和拒绝迎合潮流的态度而尊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并且敦促他的政党要“容忍这些教授”？哪一位看起来总是非常愿意接受采访，并且在采访中特别喜欢讨论当代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哪一个著有多达44卷的个人文集？哪一位曾声称自己从来没有被钱弄脏过手，并且所说的话基本上是真的？谁能在交谈中使用除了自己的母语以外的三种语言？又有谁对自己的女儿非常关切，在女儿结婚和第一次怀孕之后，还经常给身居国外的她写信，并且有时只是讲一讲国家足球队取得的胜利给自己带来快乐？
这些问题可能有些令人感到吃惊，但是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贝尼托·墨索里尼，从1922年（或者说1925年）到1945年（或者说1943年），他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也是意大利的独裁者。以前有关他的英文版的传记以及许多同时代的人都认为，墨索里尼其实是一个既天真又愚蠢的人。正如标准的英国绅士（绅士有时候也会说出一些有点恶毒的话来）安东尼·伊登所说的那样：“我觉得，墨索里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强盗，他的话全是胡说八道。”杂乱、吹牛、炫耀性的自负、卑鄙残忍和无能——这些都是与墨索里尼联系最紧密的词语，这些东西反映出的墨索里尼是一个有趣和可笑的人，而不像希特勒等其他的独裁者那样是一个令人恐怖的人。希特勒等人才是可怕的极权主义暴君，而尽管墨索里尼是第一个宣布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恺撒”，充其量不过只是一个小丑而已。
第1部 躁动青春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1）
很多关于法西斯时期的作品都有着非常精彩的标题，但最好的要属《外公枪毙了爸爸》，这是法布里齐奥·齐亚诺写的一本回忆录，记录了法西斯政权后期的一些琐碎事件。他叙述的事件发生在1944年1月11日上午9点20分，当时，维罗纳城门外执行了一次处决。维罗纳是意大利的北方城市，位于德国和拉丁世界的十字路口，很多世纪以来控制着通往勃伦纳山口（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东段，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的边境上）的通道。因为背叛了法西斯意大利的伟大“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5个法西斯头领遭受了枪决。执行处决任务的是一个行刑小分队，他们都是年轻的意大利人，但另外有3个纳粹党卫军在一旁监督。在被处决的5个人当中，最著名的是科尔泰拉佐伯爵加莱亚佐·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照相机镜头旋转记录着死刑过程，齐亚诺转过身来面对着枪手，他这个最后的姿态要比他一生中大部分的行为更有价值。6个月前，盟军开始把目标指向意大利本土并迅速逼近西西里岛，法西斯防御军队士气非常低落。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7月24日至25日，齐亚诺和其他18名法西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投票反对墨索里尼继续担任意大利的作战总指挥。正是由于这种背叛行为，齐亚诺、埃米利奥·德博诺、卢恰诺·戈塔尔迪、乔瓦尼·马里内利和卡洛·帕雷斯基如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说，他们的血将被用作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的圣餐。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成立于1943年9月，继续在意大利北部实行法西斯统治。墨索里尼此刻坦率地承认，这次处决“具有政治意义”，而并非单纯的司法处决。
齐亚诺是科斯坦佐·齐亚诺的儿子，1930年4月24日，齐亚诺与墨索里尼的大女儿埃达结了婚，婚礼豪华而奢侈。科斯坦佐·齐亚诺曾担任法西斯的交通部长、海军将领，是战斗英雄、民族主义者、里窝那的管理者。他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而他的投机生意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巨额财富。结婚以后，加莱亚佐·齐亚诺成为法西斯最阔气的年轻人，被认为是墨索里尼的指定接班人。他曾任驻华外交官，又相继担任了法西斯文化部长和外交部长，1943年2月开始担任驻梵蒂冈大使。齐亚诺是他那个时代的雅皮士，如果他不在办公室，那就很可能在优雅的海滨胜地或是罗马阿夸桑塔高尔夫球场找到他——他正是在阿夸桑塔遇见埃达的。齐亚诺深得罗马这个永恒之城里的年轻女贵族们的青睐，据说他与她们上床的频率甚至比墨索里尼臭名远扬的性征服纪录还要高。
齐亚诺有时穿着法西斯的黑衫并配上法西斯敢死队的吓人的装束（他实际并不是敢死队的队员，加入法西斯党的时间也没那么早），也尽力让自己的演说不比别人的差（尽管受到尖嗓音的限制）。在这些场合中，他宣称自己是“法西斯革命”的仆人和真正的信仰者。1939年11月4日，他在以法西斯主义者的身份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维托里奥威尼托区纪念日的爱国活动（即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周年纪念庆典）之后，便前往高尔夫球俱乐部打球。在那儿，他向其他法西斯头目（朱塞佩·博塔伊、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和埃托雷·穆蒂）表示，他衷心希望英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纳粹德国，并且清楚地解释道，英国值得取得胜利，因为它代表着“高尔夫球的最高水平、威士忌和舒适的生活”。
不管多么瞧不上齐亚诺的轻浮草率，博塔伊还是在1943年7月25日和他一起投了票。1944年1月以前，他一直四处躲藏，等待时机加入法国的外籍军团从而抹去自己的法西斯记录。穆蒂死了，他是在1943年8月企图躲避皇家官员逮捕时被射死的。当时，人们普遍呼吁把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政府设在加尔达湖附近的市镇，但是帕沃利尼却支持把它设在萨罗。据一位很富同情心的历史学家称，他做出这种选择最根本的动机是对墨索里尼的崇敬。当然，到1944年1月的时候，这位来自于佛罗伦萨、其阶级和文化背景可与齐亚诺相媲美的帕沃利尼已经转变成一个“超级法西斯主义者”，并高声宣称他的昔日旧友最终应该受到惩罚。
然而，墨索里尼试图反对这样的报复行动。齐亚诺与埃达的婚姻情况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夫妻俩的生活里或许充斥着赌博、酗酒甚至毒品。但是，在1943到1944年间的危机中，埃达证明了自己对自己的男人、两个儿子的父亲、她始终深爱着的丈夫是忠贞不渝的（她这时仍然亲切地称呼他“公鸡”）。她质问、威胁、斥责自己的父亲缺乏家庭责任感并且残酷和怯懦。面对着自己最喜爱的女儿，这位领袖低下了头，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改变齐亚诺的命运。另一位来访者看到了一个看起来“疲惫沮丧”的人；这位萨罗共和国的领袖用手努力压着胃部的痛处，他想解开衣领，好像呼吸有点儿困难。
但是，埃达的歇斯底里在她的母亲拉凯莱·圭迪那儿却不怎么管用。拉凯莱始终看不起齐亚诺，在她看来，这位拥有至上特权的少爷太腐化了，居然打高尔夫球。尽管拉凯莱做了20年意大利统治者的妻子，但她很珍惜自己的国母形象。她朴素、节俭、见识广博，对丈夫忠贞。1943年，她知道有人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她的忠贞后来发展成了对上流社会的妒忌和敌意，她相信人终有一死，而那些叛逆者应该受到惩罚。作为家族中真正“坚强的人”，她要让其他人认为她是从来不哭的。那些像帕沃利尼之类的在萨罗共和政府后面摇摆不定的法西斯主义分子，不论出自何种动机，都对拉凯莱表示称赞。博洛尼亚大学校长戈弗雷多·科波拉认为，新政府表明了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他写道，新政权必须用鲜血来巩固，而不应像“犹太教教士、共济会会员和女人”那样喜欢妥协。
毫无疑问，德国盟友和萨罗共和国的庇护者们对这种观点拍手称道。他们处决齐亚诺有着特殊的原因。自从1939年春天起，这位当时的外交部长就已经对纳粹主张的世界秩序持怀疑态度，直到最后关头才极不情愿地同意意大利参战。纳粹分子很坚决地认为，齐亚诺以及其他那些落入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手中的同伙应该被处死。他们必须去死，这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应受的惩罚，同时也被当作是对意大利到目前为止在战争中遭遇的令人羞辱的失败的补偿。换句话说，他们必须算清这笔账，因为在法西斯政权中，“一切都是为了政权，没有什么可以反对政权，没有人可以游离于政权之外”，“极权主义”一词就是产生于这个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已被证明是空洞和虚伪的。尽管没有人说得如此直白（目前为止意大利编年史还没有对此事进行过多的评注），但是毫无疑问，齐亚诺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替罪羊，墨索里尼才是一个失败的极权主义者、一个失败的法西斯独裁者、一个失败的民族领袖和一个失败的为纳粹－法西斯新秩序而战的战士。
1944年，那些曾经指责墨索里尼制造了所有灾难的人不再讨论这位独裁者的罪过和缺点，因为萨罗共和国的宣传已经在为新的困难时期塑造一个新生的墨索里尼了。即使在今天，一些历史学家也断言，自1943年9月以后，墨索里尼勇敢地把自己当成意大利人民的盾牌，抵御德国联军的愤怒以及持续战争的恐怖。但是，血肉之躯的墨索里尼却忐忑不安地住在加尔尼亚诺的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他远非一位英雄人物。他生病了，疲惫而沮丧，家人也在他周围争吵。他的大儿子维托里奥软弱但又自命不凡，曾被墨索里尼称做“白痴”，但此时他却迟到地对高等政治显示出极大兴趣，并且得到了他的堂兄维托的协助。聚集在这个地区的还有许多与墨索里尼关系更远一些的亲戚——一位历史学家竟列出了200人。正如一位观察家讽刺地评论道，墨索里尼对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只有在他们不侵犯他的工作空间时才是如此。然而，对于所有放弃法西斯主义的人来说，处在死亡阵痛中的法西斯主义通过小墨索里尼们和圭迪式的人物向人们表明，家庭这个机构并没有成为牺牲品而落入“极权主义”的控制之中。
在心灵的深处，拉凯莱或许想知道贝尼托是否还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她忙碌着，给来访者留下的印象是勤奋、专心地操持着家务。她告诉一位官僚，丈夫存在的问题是他相信任何与之交谈的人，可是她却谁都不相信。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因丈夫和克拉雷塔·佩塔奇仍然保持着关系而诅咒他。1943年8月到9月间，墨索里尼把他这位最后的、愚笨的但自己又离不开了的情妇短暂地关押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把她安置在一座名叫奥索里恩的别墅里面，那儿曾经住过一些修女。埃达最后一次回家是在1943年12月26日，她尖叫着说，战争失败了，他们都完全生活在错觉当中，他们不能让加莱亚佐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牺牲品。然后，她离开意大利去了瑞士，从此再没见过她的父亲，也再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好听的话。相反，她还声称自己是“叛徒和盗贼”的妻子，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只有两个最小的孩子，罗马诺和幼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并因此而智力低下的安娜·玛丽亚没有让墨索里尼太恼火。二儿子布鲁诺在战争期间的一次空难中丧生，他的遗孀吉娜·鲁贝蒂也住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她很受墨索里尼的喜爱，这位领袖可能是更钦佩她有胆量公开嘲笑那些认为轴心国能打赢这场战争的人。
第1部 躁动青春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2）
1944年1月，墨索里尼还试图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最严重的是，当他故意让齐亚诺走向死亡的时候，他是怀着万分的懦弱在逃避现实。在处死齐亚诺等人的前夜，这位领袖胆怯地故意躲避着以自己的地位所能够允许的宽恕他们的机会。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清楚，目前纳粹德国和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只有看到别人的鲜血才会感到满意，尤其是他女婿的鲜血。他也可能意识到，一旦做出这种牺牲，他们就会原谅或是忽视他明显的无能。这种动机无疑使他在事后更加渴望从友好的来访者那里得知女婿和昔日同事被处死时的详情。然后，在确保对自己的利益毫无损伤的情况下，他可以虔诚地表明，他们不该遭此下场。更为可怜的是，墨索里尼还试图把自己拒绝干预此事的责任怪罪到旁人身上，悲哀地说他在1月10日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元旦那天他就因发烧和胃痛卧病在床）。还说是其他人充满敌意的阻挠使他没有听到他们恳请宽恕的请求。他还亲笔给齐亚诺的母亲写了封信，强调他自己是多么的孤独。当埃达表示他的这些痛苦的说辞不足以让她信服时，墨索里尼怀着十足的自负向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宣布，“命中注定我要遭受所有人的背叛，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即使在1945年3月，他仍然在谈论着自从齐亚诺死了以后他所忍受的“残酷和长期的”“痛苦”。处于自我困扰之中，墨索里尼试图躲避一度包围了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的灾难现实，拒绝面对周围积聚的复仇情绪。
挑选与之交谈的人爱听的话说是他的习惯，墨索里尼在女婿被处死之后这样主张，“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继续前进了，我们一定不要让任何事情挡住我们的去路，而是要继续前进以取得合理的结果”。1944年1月到1945年4月，意大利的历史的确是经受了一段痛苦的经历，意大利半岛北部成了二战前线的通道，同时也陷于复杂的内部争斗与残杀之中。相反，“被解放了”的南方在盟军和王室的联合统治下，就其所经历的民族传统阶级暴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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