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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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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性别及地区差异以及在意大利的贫穷与盎格鲁－撒克逊解放者的强大之间的差距而言，相比北方不是那么严重。
在当今的意大利，至少在一些群体里面，鼓吹有必要原谅和忘记社会共和国的罪过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相信，当时的意大利人，包括二战以后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内，很多都认为墨索里尼是值得理解和尊敬的，并且选择为他而战。“内战”时期，道德不受任何一方垄断，意大利人相信，与入侵的代表自由民主的盟国（以及他们的共产主义朋友）相比，忠于萨罗共和政府更能体现出对国家荣誉的承诺。
抚慰过去是很好的，这对于坦白自己的过错和承认自己所犯的大量无法避免的罪过很有好处。然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只是纳粹德国的傀儡盟友，而德国这个在现代国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国家仍然在继续灭绝欧洲犹太人，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对意识形态上的或种族上的敌人进行着大屠杀，直到1944年，仍在日益迫近的失败中遐想着胜利的蜃景。佛朗哥只是个“半法西斯分子”，但他的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胜利后，可能已经屠杀了10万国民，将另外30万人永久流放。此外，其余的人也在饥饿中挣扎，整整一代人的自由受到了压制。如果纳粹在二战中取得胜利将会是何种情形？即使不管墨索里尼“真正的”意图可能会是什么，他难道就不会做出一系列恶劣的“合理结论”了吗？1944年1月，乔瓦尼·真蒂莱之类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的确在文章中迫切要求意大利从这位让国旗重新升起的领袖身上重拾民族精神，并且要求对反法西斯主义者给与“无情的惩罚”，但他的这些言论同当时全世界都处在战争中这一背景是分不开的。他的一些同事，如通过实行20年的法西斯统治而聚敛了大量资金并因此而声名狼藉的阿尔登戈·索菲奇，现在也不再痛骂法西斯主义体内生长的、必须被彻底无情切除的腐败“脓疮”并要清除它“最后一滴腐败的血液”了。可以想像的是，乔瓦尼和索菲奇以及其他支持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正在为他们的政治对手鼓吹一种可怕的结局，而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这么做。他们或许相信，和平将会像以往那样不言而喻地带来妥协，但他们不了解纳粹同盟的本性，在坚持这种传统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时，他们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了死神。
毫无疑问，直到1945年春天之前，游击队的数量还很少，尤其是他们本身的动机也并不是太纯；毫无疑问，抵抗力量也有自己的凶手；毫无疑问，英美的轰炸机也在意大利城市上空疯狂地空袭，而盟军武装对待被解放出来的意大利人民所做出的文明行为也只是摇摆不定的；毫无疑问，取得胜利的美好想法最终未能在1945年成为现实。然而，如果另一方获胜，包括东山再起的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胜利，将会把欧洲、世界以及意大利本身带进黑暗的时代。
1944年至1945年间，墨索里尼很少考虑这样的前景，可能是面对的困难太多了。毕竟，无论是在1940年，还是甚至是在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之时，他都没有说明发动战争的目的。作为一个傀儡独裁者，在处死了自己的女婿和其他同事之后，他原先的优先地位才得以继续下去。尽管盟军向崎岖的亚平宁山脉挺进的速度很缓慢，但他所控制的领土却在不断地缩小。1943年10月1日，那不勒斯陷落，之后，罗马和佛罗伦萨也相继于1944年6月4日和8月11日陷落。如何解释德国人留给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独立的含义是个棘手的难题，对于他们来说，意大利边境也是攫取的对象。德国人的心思是，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在1918年以前是由哈普斯堡帝国统治的，他们想从1943年9月起让这两个地方“暂时”收归德国管理。墨索里尼装模作样地向他的官员们抱怨说德国人没有和他商量，并且要求让意大利人自己来管理意大利。实际上，希特勒，这位独一无二的德国“领袖”，仍然赞成由墨索里尼在法西斯意大利重掌权威。戈培尔的说法似乎更合乎逻辑：要“恢复”“德国”对“他们”曾经统治过的领土的控制权，并且敦促德国收回整个威尼西亚地区。不久之后，这位纳粹宣传部长在日记中草草地记下了他和同事长久以来的想法：“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共和国是如此的软弱无力，谁来担任墨索里尼内阁的部长职位都无关紧要”。对于绝大多数纳粹头领来说，墨索里尼更像个傀儡，而并非独裁者。
正是在这种被德国藐视的氛围之下，1944年4月，墨索里尼前往萨尔茨堡附近的克莱斯海姆城堡与元首进行了两人之间的第16次会面。掌管萨罗政府正规军的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发现墨索里尼很紧张，并且说话总是绕圈子。4月22日的讨论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墨索里尼也争辩说他的臣民正在意大利建造一个真正的政府。不管多么的不可信，他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坚持己见，包括让德国改善意大利战俘和移民劳工的生活条件，这些人从1943年9月起实际上就被德国当作奴隶劳工使用。同样，他怀疑希特勒是否能够解释清楚德国对的里雅斯特以及其他意大利边境领土的真正意图。“巩固意大利共和政府符合德国的利益”，他急切地恳求道。但是，希特勒却反常地保持了沉默。鉴于战争还在继续，墨索里尼又谈到了令他感到困扰的战略上来。他告诉希特勒，英国才是轴心国真正的敌人，难道就不能说服苏联接受它以前的边界，从而把整个战场转移到西方吗？
墨索里尼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己想与斯大林达成妥协的想法，这暴露出他对于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理念的认识的肤浅。同时，这也暴露出墨索里尼对于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德国领导人思想中的狂热有着深深的误解。1944年，德国正在东部战场打着一场真正的战役，这是整个二战中最为重要的一场战役。为了自己民族的小小的利益，一位意大利领袖热切地希望纳粹能够脱离这场战役，这完全是痴人妄想。
然而，尽管墨索里尼的表现极为拙劣，但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让元首接受了他的一些想法。而其他德国人也许还在评论着墨索里尼作为谈判者的无能，并把他跟维希政府的总理皮埃尔·赖伐尔相提并论。之后，两人就加强意大利军事防御能力的方法又进行了一些技术性的讨论，希特勒也针对盟国的一些“不合常理的”特点以及轴心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发表了一番评论。此时，元首恢复了一些往日对这位意大利领袖所持有的敬佩之情。他坦率地表明，他已经决定要“坚决地”“依赖”墨索里尼了。
作为恢复领袖威望的一个象征，元首还允许领袖到由德国提供训练帮助的意大利圣马可师兵营参观。他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自己的士气也暂时受到了一些鼓舞。回到意大利之后，他立即公开发表了他所谓的与元首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并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用惯用的比喻评论道，战争“对于人民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测验”。在测验中，一个国家不一定总能取得成功，它“有可能会输得很漂亮，也有可能会赢得很糟糕”。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到前线看一看，他的乐观主义就会受到打击。
在与元首的会谈中，墨索里尼坚持认为罗马是“意大利的精神中心”，应当尽一切力量守卫这座精神之城。但是到了7月，当元首和墨索里尼准备进行最后一次会面时，罗马这个永恒之城已经陷落了，这个事件促使墨索里尼可怜兮兮地问一个法西斯同党，这是否意味着罗马人民已经把他遗忘了。1944年，想在意大利找到一群兴高采烈的人是很困难的。在乘火车去往位于东普鲁士的希特勒总部的途中，墨索里尼还停下来向正在接受纳粹专家训练的意大利士兵们发表了讲话。他试图用种族主义鼓励这些年轻人（还有他自己），但是，他的种族主义对于任何纳粹听众来说可能都还不够纯正。他宣称，“在30个世纪的历史中，罗马城中从未出现过非洲人，但现在它的城墙已被那些野蛮粗劣的种族亵渎了”，意大利的“多种肤色的敌人”应该意识到，最终的胜利是不属于他们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军队，正如正在听他讲话的士兵一样，将会是他们真正强硬的对手。
不管他的或是听众的士气是否受到这些情绪的鼓舞，人们都不大愿意接受的言外之意是，意大利移民先前所寻求的伊甸园“美国”，现在却是他们真正的敌人。这是一个必须认真进行思索的问题。格拉齐亚尼曾经在演讲中谈起公元9年被阿米纽斯摧毁的瓦鲁斯古罗马军团，与他相比，墨索里尼的演讲至少更有针对性，但他却意识到自己正在谈论一场“德国人”消灭了“意大利人”的战争。
第1部 躁动青春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3）
1944年的夏天，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乘火车旅行是很不安全的，墨索里尼一行不断因炸弹袭击和铁路故障而被耽误。因此，当意大利人看到机车停在铁路旁待了一个小时却还无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感到奇怪。终于，火车艰难地到达了目的地，墨索里尼下了车，元首裹着毯子，伸出左手而不是右手来欢迎领袖。在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的有意安排下，墨索里尼迟到了。德国保守派中的左翼打算暗杀希特勒（他们打算利用外交方式与西方势力结成反对斯拉夫共产主义的强大战线，这和墨索里尼所期盼的战争模式正好相反）。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饱受打击的独裁者之间要想进行严肃的谈话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场的翻译为后人描述了房间里受到炸弹袭击后的景象，这两位老人就好像在无可奈何地等着戈多的到来，希特勒坐在一个翻过来的箱子上，墨索里尼坐在一把摇晃的椅子上。不出人所料，希特勒此后最感兴趣的就是描述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发誓一定要让失败的刺客死得很难看。他宣称，他躲过这次劫难表明上天正在拯救他，并将帮他取得最终的胜利。墨索里尼用些陈词滥调表达着他的震惊和悲痛，但看到希特勒此时没有了原先的傲气，他心中却在窃喜。从东普鲁士回去后，他对一个法西斯记者说，“我们并不是惟一遭到背叛的人”。两位独裁者最后一次马马虎虎地对前线战况评论了一番。希特勒强调佛罗伦萨是他的“梦想之城”，一定要守住。墨索里尼则再次请求把那些在德国的意大利军队派遣到意大利南方。这次，心烦意乱的希特勒立刻表示同意。虽然元首做出这个小小的让步，但回到意大利之后，墨索里尼仍然找到很多理由和德国大使鲁道夫·拉恩争论不休，因为意大利共和国已经不再拥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了。
5个月以前，墨索里尼还很期望与他的这位德国保护人见上一面。这次，他显然很明确地告诉拉恩他不想听到的是什么。墨索里尼提到，“许多意大利工业家正张开双臂等待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接着他又补充道，更多的工业家对于9月8日意大利放弃德国联盟是负有责任的。他暗示此时正是压制和规范这些社会力量的时刻，也是让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这一名称中的“社会”真正变为现实的时候。同样，此时也可以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创造一个大众的和“革命的”基础，他在1943年7月25日之前就想这么做，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在那几个月里，有关“社会主义化”的谈论很多，墨索里尼也很高兴能够借用1919年的法西斯主义，他当时的计划中包含着推进社会平等的激进计划。毕竟，墨索里尼曾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现在，他在某种程度上又重新使用了年轻时代使用过的词汇，他甚至有些感激那些讨论让意大利朝着左翼方向发展的同事。布鲁诺·斯潘帕纳托是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始终和墨索里尼在一起的一个记者，30年代期间，他又到处宣扬要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间寻求意识形态的调和。他后来说：“社会主义化不是即兴创作，不管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中都应当极其严肃地对待它。”
斯潘帕纳托在文章中有意赋予法西斯主义一段合法的历史，这也为战后新法西斯主义创造了政治空间。正如1919到1920年间所表现的那样，在意大利社会共和政府时期，墨索里尼自己的社会革命路线也是摇摆不定的。但无论如何，他的权力以及想要摆脱德国控制而独立的想法对于形成真正激进的政策来说犹如杯水车薪。相反，时常出现的情况是，墨索里尼不断退缩，避免正面作答，他期望在第一天安抚一个谈话者，第二天再安抚另一个。因此，他对他的一些新精英们说，与恢复常态的要求相比，任何社会变革计划都是次要的，应结束暴力，恢复民族尊严。在其他一些场合，他催促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化。由于发现实现灵活平等社会的承诺存在矛盾，他指示他的官员不必要求那些向共和国提供财政资助的人具有党员身份。墨索里尼可能也是为了使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他为此而付出的努力，或许可以用他在1944年8月作出的那段辛酸的评论作为最好的总结：“任何人都会犯轻信的错误，不论他处于何种阶级或智力水平，这是很惊人的事实。”他继续说道，在任何竞赛中，“谎言总会战胜事实”。这也难怪，在这之后不久，他自己的这些胡言乱语就变得一目了然，他告诉一个忠诚的法西斯听众，意大利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化具体体现为“具有人性的、意大利的、可实现的”社会主义形式，但不知何故，这种形式却避免社会均衡。
在花言巧语和制服的下面——墨索里尼要求身着制服，以避免出现“民主社会懒散”的现象——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在一条道路的边缘蹒跚而行，这条道路不是社会革命，而更像是无政府状态。武装力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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