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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人生(之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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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节目回访（图）
节目回访 《老兵》播出后，激起了全世界华人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打电话或寄钱慰问仵德厚老人。半年后我们带着大家的重托，再次看望了他。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李先生，他拜托我们给老将军带去两万港币。我们把它换成人民币了。 仵德厚老人起初不肯收下这笔捐款，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他才勉强接受，随即就给我们写了一个收条。但是，他说“愧不敢当，受之有愧，这么多钱”。 仵德厚：自从凤凰台发表了以后，全世界都来（电话），英国都有电话来，都是无名的爱国者，加拿大有电话，马来西亚也有电话，印度尼西亚都有电话来，可以说我简直成了新闻人物了，整个传遍了全世界，这个确实了不起。我对凤凰台确实没东西来感谢，请大家接受我的鞠躬，以答谢国内外华人对我的关怀与厚待。 陈晓楠：其实当初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老人的儿子曾经私下里跟我们说，老人现在身体状况非常不乐观，每天没什么精神，话也很少，他们甚至担心他过不了这个年，但是一年以后的他，让我们非常惊讶，虽然还是一副标准的农村老汉的打扮，可是神情言语之间分明是多了好几分精神，老人一直在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有哪些人给他打了电话，哪些人来了信，甚至还有几个来自海外的观众，千里迢迢的找到村子里去看他，和他聊了好一阵，还有人给他寄来了医药费，还有人说要给他的夫人修坟，不过，其实老人说这些他都不那么需要，只有一件事情让他看得很重，那就是当地的政府得知了消息之后，特别组织了一些小学生来听他讲当年抗日的故事，看得出来，这件事才真的让老人觉得兴奋莫名。 2004年初，仵德厚用枯藤般的老手，一笔一划地写了一个简短的回忆录，复印了一叠，送给那些对抗日战争、对他感兴趣的来访者。 有如下一段文字：“武汉战役是我在军人生涯中最残酷的经历，有几个‘最’：一是我指挥作战人员最多的一次，共七个营的兵力；二是战斗日期最长的一次，35天；三是最激烈、最残酷，也是伤亡最多的一次。全团2800人中撤出战斗的仅有300余人，还包括炊事兵、担架兵和卫生人员；四是消灭日寇最多的一次，在我们阵地前沿，有3000多日本兵丧命。在友军接防我团阵地前，我们没有放弃一寸阵地；五是最残酷的一次，日军使用了毒气弹。由于防毒面具不多，许多战士在掩体里就失去了战斗力。”
第一部分乞丐父亲（图）
王绍臣 1950年生，四个孩子的父亲； 年轻时曾当过兵，复员后本想回到家乡做一番事业； 1983年，在一场车祸中失去右腿，并欠下了几千元的外债； 1989年，为了还债、为了供孩子上学，一直在深圳乞讨为生。 陈晓楠：十多年来，这位四个孩子的父亲一直生活在大街上靠乞讨为生。如果你生活在深圳的话，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从他的身旁走过，你的眼光是否曾经在他的身上停留过片刻。其实说到乞丐，该去该留，何去何从，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各种各样激烈的观点也在相互碰撞。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让大家都能满意的答案，或许本来就不应该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答案，因为每一个人，哪怕是每一个乞丐，他们背后的故事也都不尽相同，所以今天我们将要给你讲述这成千上万故事当中的一个——王绍臣的故事。 每天晚上六点钟，王绍臣都会来到深圳市的繁华街道，找一块地面平整、行人较多的地方停下来，开始乞讨。他熟练地摘下自己的一条假肢，露出那残存的半截右腿，随后弯下健康的左腿，依靠双手的帮助慢慢坐在地上。然后，他小心翼翼地铺开自己书写的黑纸白字的求助信，一张张摆好自己孩子的照片、大学录取通知书、学生证，以及关于自己的报道。接着，他戴上老花镜，开始在地面上写粉笔字，展示自己的书法，一招一式和书法家真有几分相似。最后，拿起那把破旧的二胡，他拉起了自编的那首歌曲，随着弹奏哼唱起来，辛酸的歌声中有种令人揪心的酸楚。 在深圳繁华的夜色中，王绍臣的身影与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可他并不在乎，在那里独自忘情地弹唱着，眼神中充满了忧伤，当有路人从面前经过向他的钱罐里放进钱币时，他会深深低下头，对帮助他的人表示感谢。
第一部分为了还几千元的外债（1）…（图）
54岁的王绍臣，年轻时曾经当过兵，复员后本想回到家乡做一番事业，然而，1983年的一场车祸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为此他失去了右腿，也丧失了劳动能力，还欠下了几千元的外债。 王绍臣：当时欠了国家贷款，包括涨利（息），还有借了私人一部分钱。那个借钱肯定是亲戚朋友比较好（借）的，（但是）当我处在困境的时候，他们逼我要账，逼得我老婆掉眼泪，逼得我也掉眼泪。 王绍臣说不是自己不愿还钱，而是家里真的没有钱，连饭都没得吃了，哪里能还上那几千元钱呢？但是，人家三天两头上门来催债，还叫孩子们当面骂王绍臣一家“少人钱，不给人钱”。性格倔强又有骨气的王绍臣不想再这样被人看不起了，万般无奈之下，他选择乞讨。 王绍臣：越在你困难的时候，（你）少（他）的账，（他越）怕你还不起他。我讲，怕我还不起你，我又没死掉，我死了的话，还有小孩还，我不少你的。我赌气了，要还账。同时，我自己感觉到人家的舆论和眼光，事情明摆着，我原来接触的亲朋好友，对我也疏远了，但是我也不去接近他，为什么，我感觉到我在人家面前不是往日的王绍臣，今日的王绍臣是残疾了，少一条腿，到人家跟前是矮一点。 面对家中窘迫的状况，面对整日上门逼债的村民，王绍臣一人走出家门，和同村的几个外出捡破烂的村民做伴，开始乞讨，来维持家里的生活。但是，放下一切尊严，张嘴向别人要钱，伸手向别人乞讨，对于倔强的王绍臣来说，同样非常难。在广东开平，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对路人开口说出“请帮个忙”那四个字的时候，他感到自己低人一等。路人的毫不理睬和冷漠态度，让他浑身不自在。别人不给，他也就不想要了。一整天过去了，王绍臣一分钱也没有要到，也一天没有吃饭。第二天，他去了广州，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第一部分为了还几千元的外债（2）…（图）
王绍臣：我一分钱也没要到，一天没吃饭，后来第二天我说我到广州去，说广州好，我就把他们丢开了，我自己从开平到广州去了。到广州去以后，那里要钱要饭的也很多，那些打工的小姐，吃剩的饭菜、快餐盒，他们都去抢。我也不好意思，后来我也没吃。我就在广州待了一天，转了一天，也没要也没吃。后来我从广州北站爬货车，三四天才到家，到家以后，穿得脏，（衣服）烂得（不成样）。我老婆大哭一场，我说我不出去了，出去这么难，要不到钱，要不到饭，要饿死了。 四五天没有吃过几口饭的王绍臣回到家里的时候，兜里只剩下两毛钱，饿得哭了起来。他没有想到出去要饭也会这么难，宁可饿死，自己也不想去了。但是，转念一想，自己死了没关系，孩子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老婆怎么办？欠人家的债怎么办？这样下去，一家人都没有出路。在家琢磨了一个月之后，王绍臣决定再次出去乞讨。他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拉下了脸皮。这次，他果然见到了成效。 王绍臣：一个乞丐坐在地上，被人数落，或追着人家讨钱，那个脸皮也是慢慢磨炼出来的。我刚出来的时候，这个脸皮子拉不下来。回家过了大约有一个月，又出来，那一次出来两个多月，两个多月搞了两百多块钱。（别人）给点米我也背着，给我吃的，我也背着，给我钱，一分，二分，五分的，我也背着，晚上回来（同伴们）聚在一起，问你要了多少钱，我（说）要了两块，要了二斤米。第一天我记得最清楚，有三斤米，有八九块钱，跑了一天。 说到第一次乞讨的成果时，王绍臣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好像一个辛苦耕种的农民看到了自己丰收的麦子。也许从那时起，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相信以后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我们还是想知道，从难以启齿开口到第一次要到钱的欣喜，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他到底是怎么过的心里那道坎儿。朴实的王绍臣没有过多描述自己的想法，只是说他第一次尝到了甜头，他要干下去，因为他要还债。 王绍臣：主要是能进到钱了，我能拉开脸面了。当时我能要到钱，一个月几百块钱，一年呢，几千块钱，我这样算，反正是少（欠）一点账，不论是少（欠）公家的和私人的（账），是躲不了的，早要早还，晚要晚还。
从1989年到1993年，王绍臣每天早出晚归，花了四年的时间用乞讨来的钱，还清了家里几千元的外债。还上钱以后，他觉得自己的腰板终于可以挺直了，但是对于他来说，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第一部分为了孩子能继续读书（1）…（图）
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好的教育，如果条件允许，就一定要让他们上中学、上大学甚至出国接受最好的教育。王绍臣也不例外，期望孩子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他把自己后半生的希望寄托在几个孩子的身上。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他就会努力供孩子上学。在还清了所有债务后，他继续着乞讨生涯，每日风吹雨打，为的就是给孩子们攒学费。 那时候，他的三个子女在上初中，供养三个读书的孩子是相当不易的。王绍臣尽管感到压力，但他还是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最终他决定——还是走那条老路，去广东。 王绍臣一年也就见子女一面，而且每次见面，话并不多，尤其不会提起他在外面的事。长时间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默契。由于种种原因，栏目组没能采访到他的子女，所以我们无从知道，子女对父亲这种选择的看法。对于子女的学习和生活状况，王绍臣所知甚少。他只留意什么时候该寄钱了，该寄多少钱。只是，每当提到这个乞讨这个话题的时候，他总是坚定地说：“我的情况他们知道，我不说，他们也知道。” 最先知道父亲情况的是女儿王敏。起初父亲出去挣钱的时候，她不知道父亲是到街上去乞讨。但是直到有一次，她到深圳看父亲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王敏今生也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父亲坐在地上，摆开摊来，拉着二胡唱起那首令人心酸的歌曲：“每逢佳节倍思亲，儿在深圳想我的母亲。我在深圳没有亲人，为了子女把书来念，我背井离乡来求人。父亲的歌声如泣如诉，撕扯着她的心，泪水一下子模糊了她的双眼。王绍臣看着女儿也不禁悲从中来，一时间老泪纵横。 当儿女们了解到父亲如此含辛茹苦地供他们上学后，学习更加努力，决计不辜负父亲对他们的期望。2002年，儿子王龙、女儿王雪荣分别考上了贵州大学和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实现了父亲让孩子上大学的梦想。但在王绍臣收获喜悦的同时，又深刻地意识到，高额的学费将再次压在自己的肩上，为此，他决定将乞讨之路继续下去。 王绍臣：我平时对孩子说的话就是，路在你脚下，靠你自己走。我挣钱给你，培养你，是我做父亲的责任，但是你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人人都有望子成龙之心，（这）也是你（父亲）的责任。我就这么说，我从来在孩子面前不说，我挣的钱不容易，我只嘱咐说在学校里要吃饱，要吃好，不要考虑钱的问题，这不是你考虑的，你搞好学习就行。 陈晓楠：有没有想过他们不读书，你不干这个了？ 王绍臣：没想过，他们也要读，我还支持他们，在我本人有能力的范围之内，我尽我的力量来供。如果我的力量达不到，我再想别的办法，求哥哥拜姐姐借账，借贷款，来供他们读书。我有能力来还，没有能力，将来他自己还。我考虑的就是在这个社会不识字不行。字（他们）现在是识字了，还要拿文凭、出国，这是关系到小孩前途的问题。
第一部分为了孩子能继续读书（2）…（图）
两个上大学的孩子非常理解孩子的父亲，但又没有其他的办法，除了尽量争取助学贷款外，他们趁放假回家的时候，尽量分担一些家里的农活。打水、喂猪、浇地、锄地、做饭，只要是能帮得上忙的，他们都要干。 王绍臣：一次在家锄地（孩子）累昏倒了，抢救到医院，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是晕了，热，太热了，中暑了。人家对他妈说，就你使（唤）小孩子厉害，都用他让他干活。（其实是）小孩子想去干，他理解你。 孩子们深知他们的读书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他们实在很懂得体谅父母的艰辛与劳苦。但我们也很想知道，在学校里面，孩子的同学是否了解他们家中的情况，他们在精神上是否有一些顾虑和负担。 陈晓楠：周围的同学知道你们家里的情况吗，他跟同学说过吗？ 王绍臣：恐怕不知道。我登（上）了报纸后，带给他看，他看了报纸，他就没给人看，锁在抽屉里头。我说，你给班主任知道了吗，他说我也没给他说。你看，我也不想他跟别人说，跟别人说，我恐怕同学对他转变看法，这个我很能理解这一点。 陈晓楠：如果说，儿子没跟同学介绍你，没跟老师介绍你，你会不会怕，儿子心里觉得好像不是为自己的爸爸感到自豪，会吗？ 听到这样的问题后，王绍臣的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他低下头稍许沉默了一会儿说， 他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多次听到别人说他是“伟大的父亲”，对此评价，王绍臣说“我不敢当，我只是尽到我的责任，做父亲的责任”。 看得出，王绍臣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如果不是为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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