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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之声的故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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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牺牲的地方；另一些人则说它是德鲁伊特们 建造的一个古代历表。”
遗址整个儿是个谜。人们不知道巨石如何被弄来此地；这个地区并不出产这种岩石。伯蒂舅公推测那些石头是海运过来的。可我和鲁珀特则想知道在古代原始的技术条件下，这样沉重的东西又是怎么运输的呢？不管巨石阵为什么而存在或怎么样会形成，我们站在那里，惊异地望着它的时候，它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事物。甚至过了这么多年，巨石阵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奇妙的迷。
我和鲁珀特旅行结束回到萨尔茨堡，就到了为即将来临的新学年作决定的时候。鲁珀特进入因斯布鲁克大学。他先学习了商科，那是爸爸的意思。后来，他转学医科，那才是他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一天，母亲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进行问题轰炸，问我如何打算自己的人生。我被她的问题搞得晕头转向。我觉得她要我在没有得到任何指导的情况下立刻决定自己的未来。我对此没有一点准备，那时候我真的非常痛苦。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被希望离开家去工作。我喜欢语言和艺术，可怎样才能把兴趣变成谋生的职业呢？尤其，我对外面的世界基本没有了解和经验。
不久以后，母亲代我做了决定。她认为我有语言天赋，就安排我去法国作交流学生。我真的很期待自己的法国之行。我已经懂一点法文了，喜欢这种语言。但是，就在我启程前，我们被告知计划有所改变，那户法国家庭不能接待我了。
既然语言似乎是一条出路，母亲向我推荐了一个英语口译课程。我一直对英语感兴趣，从孩提时代就很熟悉这种语言，因为在埃尔霍夫时就听别人说英语了。我在萨尔茨堡上了这个课程，并以出色的成绩通过了考试。紧接着，有人给了我一份工作，在我毕业的那所高中教授英文。这条前途把我吓坏了。我不喜欢回到教室里面去。我肯定自己在一班年轻女孩面前会结结巴巴的，于是决定不接受这个职位。我从没告诉任何人有关这个职位的事儿，也从没有向口译班要求拿证书。我的理由是，如果母亲知道我拿到证书，还附带着这个工作机会，会强迫我去教书的。我觉得自己没有受过成为一名教师的训练。而且，我很害羞，知道自己没办法在教室环境里进行交流。
母亲安排我去给邻居的女儿做家教，因为我想不出其他的事情可干。这个十四岁的女孩明琪在滑雪的时候摔断了腿。她的父母非常富有，明琪的母亲马上要去非洲旅游。她把两个女儿，一个十四岁，另一个十六岁，留在乡间的别墅，同私人司机和掌管家事的厨师待在一起。我要住过去。我对这项工作没什么热情，可也没办法。
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明琪被送往维也纳的医院，因为她的腿需要做牵引治疗。我要和她一起去，在病房里给她家教。妈妈一些住在维也纳的亲戚给我提供食宿。
在维也纳期间，我去看望在克洛斯特新堡的外婆，只要坐半个小时火车再走一段二十分钟的上坡路就到了。当我到外婆家的时候，博比舅舅的妻子也在那儿。我们三个一起喝了茶。我太害羞了，没怎么说话，不过我很高兴又见到了外婆。
在这学年剩下的日子里，我试着教明琪学校里的所有课程。我尽力了，可当她意识到我并没有足够的知识胜任这份工作的时候变得不合作起来。十八岁那年，我回家了。
在家里，我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了个想法。我喜爱缝纫，可需要进一步学习。母亲给我报了萨尔茨堡家政学校的学习班。在那里，我学会了许多服饰的裁剪，包括我们穿的紧身连衣裙。那时候，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所学的东西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变得非常有用。这种训练使我学会了缝纫，并在未来的岁月里为女孩子们制作服饰，也包括我们在舞台上穿着的某些裙装。
我的另一个兴趣是绘画。爸爸一直都尽量鼓励我们发展自己的才华。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爸爸就意识到我喜欢绘画，他找了一位意大利水彩画艺术家给我开小灶。那位艺术家，苏萨特先生带着我需要的所有材料来到我们家，开始授课。我非常渴望开始学习，学会了画铅笔速写和有效地使用水彩。
几个月以后，苏萨特先生叫我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顺便到他家去拿他为我买的一支画笔。我告诉爸爸要顺路去老师家拿画笔，爸爸却叫我不要去。爸爸觉得苏萨特先生提出了一个不合礼仪的建议，就此把他打发了。我肯定苏萨特先生脑子里绝对没有任何不合礼仪的念头，只是想给我那支画笔而已，但爸爸对女儿的保护欲却非常强烈。然后，我就靠自己在艺术上努力了。我有一个良好的基础，我要感谢苏萨特先生实实在在的教诲，这后来成了我终生不弃的一项消遣。
一天，母亲给了我一本有关中国画的书。我对一个细节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中国的老师们十二年不允许学生画画，直到他们训练好了自己的眼睛，成就了观察的本领。为了在脑中印刻下值得绘画的事物的形状和轮廓，他们得不用画笔进行学习。通过这项训练，他们最后才能去学书画艺术。
当我读到这个方法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我要做的，从此就养成了这个日常的习惯，发展自己的艺术技巧。母亲建议我每当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就花五分钟在本子上画一个速写。树啊，花啊，教堂啊，风景啊，兄弟姐妹啊，我的本子上满是各种速写。后来，仍旧凭借苏萨特先生的教导，我把一些速写加工成了水彩画。
多年以后，当我们在美国旅行的时候，受到邀请参观一所幼儿园。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孩子们的艺术作品。我对孩子们制作的漆布版画印象很深，于是我想：既然小孩子可以做这个，那我也能。我买了自己需要的材料，开始剪漆布块，并把花样印在纱纸上。后来，我用这些艺术纸张制作了圣诞卡和问候卡。
当我对版画才思枯竭的时候，就又回到最初的爱好——水彩画——上来了，你瞧！第一次试笔之后，苏萨特先生的教导又回来了。我一幅接一幅地画水彩画。我画下了山川，静物，花朵，建筑。速写、绘画和版画成了我的娱乐。我因为喜爱而做所有这些事情。
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可是我在艺术方面接受的教育，和我学习的英语、缝纫课程一道，为我的未来做了出色的准备工作。
第四章与爸爸一起历险（1）
10 与爸爸一起历险
爸爸是个热力四射、经验老到的水手。在海军的那段年月里，他一有空就会去航行，带着他的母亲驾着帆船出海，让她透透海上健康的空气。当爸爸认为我们长大到能够享受巡航的乐趣时，决定在1932年夏天带我们去度一个特殊的假期。
那时意大利终于取消了黑名单，爸爸可以安全地回归他的“旧日领地”，他大半生都称那里是他的家。他计划沿着亚得里亚海海岸航行，给我们介绍那片土地，他的童年时代和海军生涯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爸爸决定为这次航行租用的船种叫双桅船。那是当地一种原始的货船，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造得很结实，船舱的上半部分装饰颜色明亮的条纹图案。巨大的帆大部分是鲜红色，橙色，或黄色。黑黑的船舱内部空间很大。在温暖的夏日，一些双桅船改装成旅游观光艇，可以不定期限地租用。爸爸租了阿基米德号，连同一整套说意大利语的船员班子，包括一个船长、一个水手和一个厨子。我们叫那个厨子“科戈”，他还兼任水手的职责。
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假期。那似乎会是一个美妙的夏天，充满了历险和美景。我们计划在的里雅斯特登上阿基米德号，沿着海岸向南航行，在威尼斯稍作停留，再返回的里雅斯特。我们要在那里坐火车去普拉，在某个小岛上露营几个星期，然后回家。
罗斯玛丽和洛丽两个小不点儿留在家里由保姆照看，这样母亲就能和我们一起去了。年轻姑娘雷娜特·罗斯是家里的一位朋友，她和一个名叫彼得·汉斯·鲍姆加特纳的十七岁的男孩子也受到了邀请。爸爸很高兴在已经很庞大的家庭以外再添上他们两位，我们总共十一个人了。彼得的父亲是萨尔茨堡音乐学院的院长。彼得在学校学习了意大利语，他父亲希望这次旅行能给他机会练习新近学会的语言。彼得肤色白皙，出奇得又高又瘦。为了避免被阳光灼伤，他戴着一顶白色的尼龙帽，帽沿宽得非同寻常。他的性格很好，可相当笨手笨脚。他仿佛还没办法使他那瘦长的手臂和腿脚协调起来。我们私下里叫他“做祈祷的螳螂”。
亚得里亚海的夏天温暖且会有一些小雨，所以我们不需要带很多衣物。我们打点了睡袋、吊床、厨具、折叠船 ，以及观光和去教堂时穿的替换衣服。我们背着自己的背包，出发去火车站，其实那就在我们艾根家的对面而已。
火车带着我们到了的里雅斯特，在那儿上了阿基米德号。我们的历险就这样开始了。红色的帆升起来，展开了指挥官骄傲的标志。回想起来，这些标志让我想起了宾夕法尼亚的“六角徽章”。船慢慢地离开码头，我们朝大海驶去。船员们和我们一一见了面，他们在整个旅途中都对我们——他们的乘客——和蔼可亲，像父亲一般呵护备至。我们被带到又大又空的船舱里去看下面的“卧室”。我们挂起吊床，把背包放在床下，可根本没有在那儿睡过觉。女孩子们换上了训练服，那是深蓝色的棉质针织宽松长裤和同样质地的长袖有领上衣。这些装束和今天的运动服相似。男孩子们穿着短裤和白衬衫，那是他们夏天的常规衣着。
船的甲板很宽阔。我们一弄清楚各种绳索，就被允许把自己的睡袋放在任何自己想放的地方了，并可以随意地在船上走动。起先，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看：看这儿，看那儿，看每一个地方。我们朝南航行，大陆在我们的左边，大海在我们的右边。几个小渔村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听到从大陆飘来了细微的声音。对我来说，在敞开的船上驶过水面是一种新鲜的感受，这里比我曾经做的任何一艘船都要宽广。空气清新，纯净，带着大海的气味。
夜晚温暖宜人，我们钻在睡袋里躺在甲板上，并没有待在下面散发着霉味的船舱里。在甲板上，我们能看到南方暗色的天空中星星亮闪闪地眨着眼睛。月光笼罩着整个天地。我听得见细碎的海浪轻拍着船舷，演奏着它们自己的音乐。
早晨来临，科戈拿出加了糖和浓缩牛奶的热咖啡和压缩饼干。新的一天开始了，母亲找出地图、小册子和书，查阅我们能去参观的名胜、古建筑和博物馆。她觉得这个假期应该是我们教育的一个补充。就个人来说，我知道自己很高兴能亲眼看看在高中里学过的那些古罗马文化遗迹。
我们每次上岸，母亲总要去买水果和好吃的新鲜意大利面包给我们改善伙食。当母亲忙着买东西的时候，彼得·汉斯就试着用学校里学到的意大利语和船员们交流。他非常惊奇地发现他们根本不懂他的意思，因为他们讲的是他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的某种意大利方言。
一个美丽的夏日午后，我们站在甲板上，观赏着阳光下波光粼粼的大海，突然有人大喊，“有人落海啦！”我们看见彼得·汉斯的白帽子漂浮在船后很远的地方。爸爸叫船长调转船头，因为有人落海了。可船长不知道该如何拐这个弯，于是爸爸马上接管船只，用满帆调转船头，向白帽子驶去。彼得·汉斯被拽上甲板，得救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突然落了水。他一直带着那顶大帽沿的白帽子真是件好事情。这一次，它救了他的命。
救起彼得·汉斯不久，我们在扎拉的海港抛了锚，那是爸爸出生的地方。下面是我的妹妹玛丽亚回忆录中的一段，讲述了在那儿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到岸边有一所白色的小房子。房子前面，码头挡住了大海，护着一艘小小的游艇安安全全地躺在里面。母亲的脑袋里有了一个绝好的主意。“我们为什么不租下这所房子，来过冬天呢？”她说，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不是出租呐。于是爸爸和母亲从阿基米德号上拿了救生艇，向那房子划去。他们敲了敲门，应门的老妇人看到两个陌生人非常奇怪。爸爸懂意大利语，就问是否能租用那房子过冬。这把老妇人惊呆了，她回答说，“噢，对不起，这房子不出租的。”我不大清楚后来谈话的具体细节，不过母亲可能施展了她的魅力。妇人和家里人商量过后走了出来，告诉爸爸说，“好吧，我们决定了，您可以租这所房子过冬。”于是，我们在那年九月份又回到了这里。
接着，我们离开扎拉港，继续向南航行。当天晚些时候，我们统统站在甲板上，爸爸发现远处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事物。那是一艘向南行驶的折叠舟，两个男人划着短桨。爸爸知道他们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他们继续朝那个方向前进，穿过了阿尔巴尼亚边界，那就可能会被当成间谍遭到逮捕和关押。另一个危险就是这条海岸有尖锐的岩石，某些就潜藏在水面下。折叠舟非常容易被刺破。
爸爸打手势让他们把小舟靠向我们的船。他们看懂了，驾着船靠过来，爸爸邀请他们上船。他发现他们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正要去希腊旅行。他们认为驾折叠舟比较经济，而且很有情趣。他们对等待着自己的危险毫无概念。爸爸发现他们一点儿都不会希腊语，也不懂向南旅行需要用到的其他语言。他们告诉爸爸说，“如果你把英语说得清楚明白，那么无论在哪里都会有人听懂你的意思。”这种错误的概念从此变成了我们家里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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