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声的故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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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自己的轻便马车可真是件高兴事，尽管我们小孩子并不常乘坐它。这匹马名叫达吉，是照爸爸海军里的一位朋友的名字起的，那人叫达克贝特·米勒。马由爸爸亲自照料。　　　　
　　　　　　为了改善我们的伙食，也为了增加点乐趣，爸爸还买来小鸡——九只母鸡和一只公鸡。见我们这么喜欢小鸡，热中于找鸡蛋，爸爸又特地给我们买了三只矮脚鸡——一只公鸡、两只母鸡。矮脚鸡下的是小蛋，可把我们乐坏了。　　　　
　　　　　　每天我们都要跑去看看，给它们喂食。爸爸把鸡养在一个小木屋里，就挨着我们的“旅馆”，他还做了些小盒子，好让它们把蛋下在那里。每天早晨他都要去捡蛋。一天早上，那里只剩下两只母鸡，蛋都碎了。怎么回事？地上有几根羽毛还有一小摊血，连外头的地上都有。谁把鸡给偷走了？他是怎么进入鸡舍的，这人又是谁呢？　　　　
　　　　　　爸爸围着鸡舍打探了一番，想从地上寻出些蛛丝马迹，从而找出盗贼。那天下午，他带着我们爬上屋后那座树木茂盛的山坡采蘑菇。下山的时候，他看见家里的一只鸡躺在地上被落叶半遮半掩着。接着，我们看见了一只又一只。这个留下部分赃物的小偷到底是谁？可能是只动物。是人的话，一定会把它们吃个精光。　　　　
　　　　　　于是，爸爸做了一个大大的木制陷阱。他远远地在陷阱的另一头放了一块鸡肉。有动物进来，踩到陷阱的那一头，门就会在它身后放倒。爸爸把这个机关放在鸡舍门口。　　　　
　　　　　　接下去的两天平安无事。什么也没发生。但到了第三天，贼被逮到了。那是一只硕大的灰色野猫。我以前从没看见过野猫，都看呆了。　　　　
　　　　


第二章战后时代（3）

　　　　　　一天，采尔湖发生了一件比偷鸡贼更激动人心的事。镇上要放电影了！在1919年这可是件了不起的稀罕事。广告说电影这玩意儿就是一张动物和人都能在里头活动的画，就跟真的似的。这怎么可能！但放电影的人吹嘘说这可是真的。　　　　
　　　　　　我真想去看电影啊！但只有八岁的鲁珀特可以去。我得呆在家里，因为我“太小”了。鲁珀特回来后我就问他电影的事，他证实那些画确实是会动的。几年以后我在维也纳才平生第一次看到了电影。　　　　
　　　　　　在基茨施坦霍恩，我们的教室设在阁楼上。屋顶下斜的地方挂了条帘子，用来遮挡放在那里的家里的大衣箱和手提箱。我们把这块地方叫做“北极”。施图茨·冯·耶迪那上门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玩各种各样无法无天的游戏，这些游戏大多是由施图茨带来的！什么军事演习，北美印第安人，警察捉强盗——所有的游戏都是疯狂胡闹、大呼小叫，但我们从来都没有相互打着或是伤着。有时我们藏在用教室里的家具搭成的“屋子”里；有时候又成了被假象中的绳子捆绑着的犯人。我们任意发挥着想像，倦了的时候，我们就点一个想像中的和平烟斗　抽抽。　　　　
　　　　　　吃饭铃响起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收拾一下了。帘子后面那块黑漆漆、吓势势的地方，也就是放箱子的地方，再也不会出现我们假想中的、匪夷所思的战斗了！我们把家具摆好，洗干净手，下楼到起居室等着吃饭。施图茨来看我们的那些日子，是我们在基茨施坦霍恩最开心的时候。他的造访使我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了愉快的插曲。我崇拜施图茨。　　　　
　　　　　　我们住进基茨施坦霍恩是1919年的事了。我们那位亲爱的保姆已经走了，一位新保姆取代她照顾约翰娜这帮“小不点”。我们几个大的管她叫“龙人　”。当然，当着她的面，我们还是称呼她“Frä；ulein”（小姐）。她是个非常严厉的人，稀稀拉拉的头发直直地梳到后面，在后脑勺处绾成一个小小的发髻。龙人总是穿一身白色的护士服，声音低沉，言谈举止都是军人那一套。　　　　
　　　　　　龙人喜欢小约翰娜，不大喜欢海德薇格。她经常拿走海德薇格最心爱的娃娃莉泽作为惩罚。小约翰娜睡觉的时候，这位保姆就叫玛丽亚、海德薇格、沃纳这几个时常同她较劲的小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一张长椅上，然后等约翰娜醒了，他们才能去睡。我的妹妹玛丽亚至今仍对这种安排感到迷惑，但她最近跟我讲的一个故事或许能让人弄明白怎么会有如此特别的一个规定。　　　　
　　　　　　有一回，龙人很可能是去看小床上的约翰娜睡得好不好，而一时把玛丽亚、沃纳和海德薇格晾在隔壁的游戏室里。突然，她听到“砰”的一记巨响还有一个小孩的尖叫声。她冲进边上那间屋，看见海德薇格连同她的高脚椅一起摔倒在地，正哭呢。那是沃纳想证明一下他的力气，把高脚椅给推倒了。保姆抱起海德薇格，她吓坏了，但没伤着。她把沃纳狠狠训斥了一通，叫他一定得上妈妈那儿挨顿打。　　　　
　　　　　　与此同时，偷听到这番教训的玛丽亚，连忙跑出去拿她娃娃的小枕头，趁龙人一个劲儿地在哄那个哭哭啼啼的小孩子的功夫，把它塞进沃纳的短裤后面，以减轻他挨打的疼痛。已经为挨揍做好准备的沃纳被保姆押送到妈妈的房间，保姆便把他留在那儿了。从来不打骂我们的妈妈问清了事情的经过，还发现了那个小枕头，被玛丽亚的好心肠感动不已。接着，妈妈和颜悦色地与沃纳讲了一番道理，在把他送回到龙人那儿去之前，还让他在自己身边呆了一会。　　　　
　　　　　　为什么妈妈会雇这样一个人来照顾她的小不点们？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在那个保姆需求量非常大的年代，没别的人好找了。　　　　
　　　　　　两个大的，鲁珀特与我，也好不到哪去。因为湖这边没有学校，我们得呆在家里受教育。来自德国北部的齐默尔曼小姐成了我们的家庭教师。很快地，我就明显意识到她不喜欢鲁珀特而喜欢我。她永远也不懂该怎样做一名教师；因为她不理解孩子。她总是给鲁珀特准备着一根教鞭，尽管在我看来，根本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要实施那种惩罚。她还派他的妹妹，也就是我，去监视他，不让他做什么出格的事。这个责任对我们兄妹间的友谊可没什么好处。我记得，我努力要他“走正道”，而从鲁珀特那里得到的回报就是，“你少管闲事。”　　　　
　　　　　　除了教鞭，这位老师还给鲁珀特准备了一堆讽刺挖苦的话，逮着机会就取笑他。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经历！我们从来没有在父母面前告过她的状。我们认为她是不会受到责备的，因为她是大人，而且还管着我们。　　　　
　　　　　　老师还拼命想教我数学。学除法那段我印象最深。我才六岁，根本就听不懂她在对我说什么。因为我老也掌握不了除法，她就骂我懒。我不知道鲁珀特能不能被她教会，但估计没有。　　　　
　　　　　　我记得自己曾在一间陌生的屋子里，站在一位陌生的夫人面前，被问了好些我答不上来的问题。我想我当时应该是在一间教室里，在做一年级末的测验。不消说，我没及格。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跟着齐默尔曼小姐上过课了。她走了，说什么还跟着外婆住的十八岁的琼阿姨需要一名老师。这是上帝的保佑。齐默尔曼小姐对我们最大的贡献就是又推荐了一位家庭教师，幸运的是，后来的这位还真是个出色的老师。弗雷克曼小姐来自德国不来梅。她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决心要尽可能地把我们教好。　　　　
　　　　　　在战后这段动荡的岁月里，食物和别的所有日常必需品都非常匮乏，有像弗雷克曼小姐这样的人真是福气。举目奥地利，战争的阴影仍未从民众的心头散去；君主制到临时政府这一变化又带来了不安与混乱。连旅行也变得异常困难。我的父母一直在寻觅一个永久的住处好买下来，但总也找不到适合我们这个大家庭住的。于是，又一个权宜之计酝酿出来了。　　　　
　　　　


第二章动荡的岁月（1）

　　　　　　6　动荡的岁月　　　　
　　　　　　我们在基茨施坦霍恩住了大约一年半的样子。日子过得平淡无奇，上课，散步，无非是日常的那一套。1920年夏天，冰河融化了，湖水涨得老高，漫进了厨房，差不多要漫到我们家的炉子了。存放在厨房里的所有食物都不得不搬到楼上，老鼠也开始出动，啮啃一切可吃的东西。外婆再一次向我们开放埃尔霍夫的餐厅，既然过去路也不远，我们就在那里搭伙。路上得经过一片草地，那里总有一头公牛在吃草；于是，家庭教师坚决不准我们穿鲜红色的衣服去外家。　　　　
　　　　　　那段日子爸爸和妈妈一定伤透了脑筋。约翰娜还是个小毛头，家里的六个孩子总得有个地方住，而基茨施坦霍恩的底楼却是一片汪洋。这时候，妈妈最小的弟弟博比　·怀特黑德，把他在克洛斯特新堡的一处房子让给了我们，那地方紧邻多瑙河，距离维也纳半小时火车的路程。　　　　
　　　　　　博比舅舅的这处房产名唤“Martinschlö；ssl”（马丁的小城堡），曾是奥地利皇后玛丽亚·特丽萨（1717—1780）的夏宫。里面的条件好极了，有门房间，暖房，果园，还有一个花园。庭园中央，也就是主楼与附属建筑之间，有一个圆形的玫瑰花坛。　　　　
　　　　　　对于我们一大家子来说，这实在是个好地方，尽管食物仍然短缺，我们却可以在这里自己种水果、蔬菜，养鸡，养奶牛，泔脚可以用来喂猪。爸爸的勤务兵弗朗兹·施蒂格勒和他妻子玛丽都来自农民家庭，非常乐意帮我们照看这片田地。战争期间他们曾在普拉帮我们看房子，所以我们很熟。除非爸爸和妈妈能找到一处合适的房子，要不博比舅舅的这个房子都快成我们的家了。但他们何曾想到，妈妈居然没能活着见到一家人住进自己的房子。　　　　
　　　　　　“马丁的小城堡”是不带家具的，于是，我们的父母决定把他们留在普拉的家具都搬过来。不过，这件事做起来可没那么轻松。爸爸是不能进入普拉的，因为那里如今是意大利领土。身为前奥地利潜艇的一名舰长，他已经上了黑名单，如果在意大利出现就会被逮捕。于是决计由妈妈到普拉跑一趟，把我们的家具运回来。　　　　
　　　　　　我还记得十一月的那一天，妈妈戴上她的黑手套，整了整帽子，让黑色的网眼面纱遮住了脸庞。她与我们一个个吻别，嘱咐我们她不在的时候要乖。妈妈带上了她的贴身女仆佩皮娜同行。在普拉，施蒂格勒出大力，帮忙把家具和行李装箱，再货运回克洛斯特新堡。整个过程耗时六周。　　　　
　　　　　　爸爸从基茨施坦霍恩我们暂时的家赶到克洛斯特新堡，等家具运到了，好给妈妈搭把手。我们小孩子应邀到妈妈的表兄家过圣诞节。在弗雷克曼小姐的保护和出色的引导下，我们全部六个小孩，连同一个保姆和一个女仆，登上了开往圣珀尔滕的火车。　　　　
　　　　　　关于这次旅行，我唯一还记得的是过边境时发生的一件事。我们坐的是二等车，两条面对面的长椅组成的一个隔间，四个大人坐一排正好。位子是蓝色或者是绿色的。头顶上还有铁架子，用来放行李的。我们需要两个隔间才能安顿好所有人。保姆和还是小毛头的约翰娜在边上那个隔间里。　　　　
　　　　　　途中有一站上来一位太太，一身黑，戴着帽子和面纱。她问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隔间里和我们坐一块儿。家庭教师一定是应允了。这女的便同我们说起了她垂死的祖母的事情。　　　　
　　　　　　到了边境，卫兵照例上来检查行李。他们瞧见这位太太，就问她是不是跟我们一起的。她又同卫兵讲起了她快要死的祖母。有个军官起了疑心，便叫她站起来。她哭了起来。卫兵搜了她的行李，把她带走了。后来听说她是在走私黄油，把黄油扎成一小包一小包，像皮带一样系在腰间。卫兵搜她身的时候发现了。不用说，她没有回来同我们坐在一起。　　　　
　　　　　　到了圣珀尔滕车站，有个车夫赶着一辆两匹马拉的敞篷马车向我们兜生意。车子的两边各有一排长椅。马车走在一条脏兮兮的石子路上，像是怎么也走不到头似的。乘了那么久的火车，我已经倦了，但坐在颠簸的马车里，新鲜的空气和新奇的环境一路上又让我兴奋起来。　　　　
　　　　　　我们的目的地是戈德艾格城堡，那里住着妈妈的表兄阿道夫·奥尔施佩格和他的妻子加布里埃尔，还有他们家七个同我们年龄相仿的小孩。老大卡尔·阿道夫，只比鲁珀特小一岁。在这座美丽的城堡里，我们很快就变得无拘无束了。加布里埃尔舅妈张开双臂，用她的吻和微笑欢迎我们的到来。她亲自带我们看为我们准备的房间，又领着我们走下宽大的楼梯，穿过长长的、铺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的走廊，来到餐厅，我们将要在这里与这家人共进晚餐。　　　　
　　　　　　一切都是那样新奇与不同。那么宽敞，比我们以前住过的地方要大得多了。走廊是那样长，天花板又是那样高。孩子毕竟是孩子，没过几天我们便习惯了这个新环境。　　　　
　　　　　　我还清楚地记得1920年的那个圣诞节。我很吃惊，小孩子居然被允许去帮忙装饰圣诞树。我们用五颜六色的纸做成彩链，用绵纸把糖包起来，再用剪刀把两头剪成流苏状。我们感觉很新奇，因为在外婆家，我们得等到圣诞夜的钟敲响，才可以进入装饰一新的大厅。　　　　
　　　　　　和在埃尔霍夫一样，我们在戈德艾格城堡也唱《平安夜》。也有礼物给我们，但感觉气氛不像过去在外婆家那样激动、雀跃了。也许是我们长大了一点。还有，参与布置准备活动多少也减了几分惊喜的感觉。　　　　
　　　　　　我们在这座美丽的城堡与我们的亲戚共度1920年的圣诞，而爸爸和妈妈已经布置好了“马丁的小城堡”，就等着我们回家了。圣诞节后不久，也就是1921年1月13日，这天是星期五，我们告别了可爱又慷慨的亲戚和这座美丽的城堡。又坐上了两匹马拉的马车，车夫把我们拉到车站，我们登上了回克洛斯特新堡的火车。出了站，走了二十分钟的山路，我们终于来到了马丁斯特拉斯的“马丁的小城堡”，真高兴在新家与我们的父母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