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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之声的故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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诎谕蚜苏庵终勰ァ！ �
次日一早，为全体宾客安排了一个家庭弥撒。因为场地的关系，弥撒是在那个我们才表演过静态真人秀的工棚里举行的。做弥撒的时候，从湖畔采尔赶来的神父还分发了圣餐。我不懂弥撒是什么意思，还以为他在发薄荷糖！既然每个人都过去领这块“糖”，于是我也跟着去。但还没走到神父跟前，就有人拉住了我，我被告知我是不能拿这块糖的。后来妈妈向我解释，我得再大一点才能得到他们手里的东西，她还说那不是什么薄荷糖。
两年后，1920年11月20日，外曾祖母在圣珀尔滕附近的戈德艾格她女儿洛里家去世。外婆赶去参加了葬礼。
齐默尔曼夫人告诉我，我得给外婆写封慰问信。我来到这个世界七年零半载了，还从来没有写过信。我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朦朦胧胧地知道死与进天堂有关系。既然她母亲都进天堂了，外婆为什么还要伤心呢？为什么我还要写信对外婆说，我很难过她的母亲去世了？她到天堂去了。外婆肯定知道。那么我又何必写信告诉她她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我还能告诉她些什么她不知道的呢？她可是外婆，要比我年长、聪明得多。
我想不起自己最后到底写了没有，抑或是家庭教师给我报了听写。但我分明还记得，这道让我写信的命令让我产生了这些联想与矛盾。但我相信，外曾祖母一定会安慰我这份苦恼的，如果她可以的话。但她在天堂里。我无从体会这种能改变事物意义的悲痛。
尽管，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拥有这等逼真的回忆似乎有些不同寻常，但是那个特别的圣诞节，还有外曾祖母的造访，这两个印象将伴我终生。
第二章战后时代（1）
5 战后时代
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士兵们乘着拥挤不堪的军列从前线归来。一些人归乡心切，甚至爬上了火车的车顶。但这些人没能回家，因为他们要么从火车上摔了下来，要么在火车钻山洞时，在隧道入口处被撞飞了脑袋。
奥匈帝国一片狼藉。匈牙利，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与克罗地亚都从奥地利分离了出去。伊斯的利亚与南蒂罗尔根据凡尔赛条约划给了意大利。奥地利皇帝卡尔一世和他的家人于1919年被流放。那段艰难的岁月样样都匮乏，食物、纺织品还有其他一些商品都日渐短缺。
奥地利的省际边界都被关闭了。任何人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去，一旦有走私食品的嫌疑，就会遭到列车员的搜身。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很难弄到。正因为如此，到了星期天或是遇上宗教节日，人们便成群地从城市涌到乡下看望他们在农场里的“亲戚”，为的是弄点蔬菜、水果、黄油、肉什么的。假如有人因hamstering（黑市交易）被抓住，食物就会被没收，或者被课以重税。经济如此萎缩，政府不得不印制应急货币，但它们毫无用处。
奥地利已是一贫如洗。可怜的人们在城市边缘地区分得一小块土地（Schrä；bergarten），可以种些蔬菜和水果。每块地上都有一间自己盖制的用来放工具的木棚，地与地之间用电线做成的篱笆拦着。
战后最初一段日子，人们吃狗、猫、野兔还有松鼠。他们还从别人家的池塘里逮鸭子和鹅。他们什么都吃就为了活命。面包外面是黑面包皮，里面是掺杂着木屑的玉米粉做成的馅。衣料里混着纸。绳子也是用纸做的，拧得很紧，但自然一打湿就会烊掉。
虽然我们有个手艺精湛的好厨子，但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不管她做什么，都硬得跟鞋子的皮似的——尤其是煮牛肉。大人吃完之后，我们小孩子还得坐上几个钟头，嚼啊嚼，嚼那些怎么也嚼不烂的肉。那个时候，盘里放什么，孩子就得吃什么，不管喜不喜欢，盘子没吃干净之前不准离开桌子。那些肉大人们似乎还嚼得动，但我们不行。连着几个钟头一直到下午，妹妹玛丽亚就像遭了大罪似的，与这块坚硬的牛肉搏斗着。
猪肉就更惨了。也许有人会说，“唉，有块硬梆梆的肉总比没有好。”但怎么嚼可是个大问题！猪肉不仅硬而且索然无味。我得鼓足了勇气，才能把一口猪肩肉送进嘴里。午饭后——这是奥地利的主餐，下午一点开始——我就坐在那里，嚼啊嚼，嚼啊嚼。当妈妈的女仆下午三点钟光景看见我还独自坐在餐厅里咀嚼，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对付不了那肉。她便问，“你能让我把这片肉吃了吗？”她指的这片肉，就是我嚼了又嚼又放回盘里的那片肉。我说，“好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她拿起肉便吃了，将我盘里剩下的肉也一扫而光，于是，我终于得以离开餐桌。我拥抱了她，感谢她这一无私的举动。
泡菜是另一种难以下咽的食物，因为它的气味实在太冲了。这与制作方法有关。只要是肉，都会被淋上洋葱汁，这也许又加重了这种气味。不幸的是我们当中有些人不喜欢洋葱汁。还有一种健康的却很难吃的蔬菜是红甜菜，是从外婆的菜园里摘来的。我们不爱吃，尽管大人告诉我们它们富含铁，这一人体健康必须的元素。还有黄甜菜（die Rucken），过去是喂猪的。可是没有可口的食物，你又能怎么办呢？你只好吃die Rucken。在那些日子里，沃纳曾这样祈祷，“Lieber Gott lass Mehlspeis wachsen！”（亲爱的上帝，请长出甜点心来吧！）
糖和面粉是爸爸带回家的礼物。在匈牙利，糖是用甜菜制成的。因为爸爸从部队回家要穿过匈牙利，他便能买些糖带回奥地利，过去，糖在奥地利可算得上是样体面的东西了。他分给外婆一些，余下的就留给我们。他还买来面粉——是真的白面粉，不是掺木屑的那种。纯白面粉在奥地利属贵重物资，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很难弄到的。妈妈把它贮藏在一个木箱里，慢慢地算计着取用。叫她丧气的是，没过多少日子，老鼠就在箱子的一角啃出个洞，毫不客气地享用着面粉，还把它们的粪便留在里面。怎么办？既然面粉这么珍贵，妈妈便与厨子一起将粪便从面粉里筛出来。我记得我目睹了这个过程，完成这项任务还颇费了番功夫。妈妈随后把弄干净的面粉装进铁箱子里。
一天早上，我听到妈妈说她得带沃纳上维也纳去，因为他得了“弓形腿”。这是战争年代营养不良的结果，他的腿必须得请一位专家来弄直。当然了，我也想去维也纳。我一定是打外婆那儿听来维也纳是多么得美丽、多么得叫人兴奋。妈妈说我不能跟着去，因为我的腿没毛病。“但是，”她说，“如果你乖乖的，不哭闹，等到你再大一点，就可以去维也纳和别的许多地方。”有了这个承诺，我便决定等待，一直等到什么时候我可以旅行了。妈妈哪里知道，她的预言许多年后居然成真了。
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们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接纳他们的家园，一个用和平与安全可以迅速医复他们身心伤痛的家园。实际上，他们回到了一个民怨沸腾的动荡的社会。没有工作，没有可吃的，没有可穿的。许多为了国家曾浴血奋战的士兵如今却披着毯子、拄着拐杖，挨家挨户地乞讨。那些沿街行乞的士兵与水手也在寻找小工做，赚点钱买烟或是别的什么他们需要的东西，要么就是买张火车票想办法投奔亲戚。我记得有个意大利海军曾上门询问我父亲，是不是有活干。他用意大利语吹嘘自己“forte come un toro”（壮得像头牛）。爸爸看中他的机灵劲，就雇他在园子里干活。他长着一头黑色的鬈发，只会说意大利。我们就叫他“Toro”（牛）。他呆了一段日子，后来又走了。
战后，奥地利海军解体了，由南斯拉夫和意大利接管它的船只。一些原本就是意大利人或者南斯拉夫人的海军军官愿意为新政权效力。但是对于爸爸来说，那是不可能的。无论胜败，他只效忠于奥地利。他还没到家，我们就被告知战争结束了。他要永远留在家里了，但是他很难过，大人们要我们好好地待他。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从一名潜艇舰长，到拖着五个小孩子的一家之主，爸爸的这一转变可想而知。爸爸回到埃尔霍夫后，就想尽快为我们找个房子。因为我们一直住在外婆家里。
为报答外婆，爸爸决定在我们离开埃尔霍夫前为外婆做点不一般的事。一直到一战临近尾声的时候，埃尔霍夫用的还是煤油灯，配着巨大的白灯罩。那时，在湖畔采尔附近的山上建有一座发电站，于是，爸爸就和弗兰克舅舅一起动手给埃尔霍夫接电线，迎接电灯的降临。外婆满怀欣喜地憧憬着这一幕：开关啪嗒一声，起居室和其他房间即刻灯火通明。大家也期盼着这一重大时刻的来临。
我们聚在起居室里观看第一只灯泡怎样点亮，可是当电源接通后，我们瞧见灯泡里只有一根细弱的玫瑰红灯丝。原来，有那么多人同时在开灯，而电厂又发不出这么多电。于是，煤油灯又被拿出来用了一段时间，直到电开始够用了。爸爸和弗兰克会接电线——却发不了电。
供电线路接好以后，就该搬出外婆家了。爸爸不想再麻烦慷慨的外婆了。他和妈妈在奥地利各地四处找房子，找一个适合一个大家庭住的房子。但总也找不到合适的。妈妈的哥哥弗兰克在毗邻外婆这处地产的地方倒有栋房子，原先是家旅馆。他便将这房子贡献了出来，直到我父母买到中意的。
第二章战后时代（2）
房子就在湖边上，足够我们一家子住了，还有厨子，两个女仆，家庭教师（给鲁珀特和我两个大孩子请的），保姆（照顾三个小的：玛丽亚、沃纳和海德薇格）。湖的对岸是座大山，这房子人称“基茨施坦霍恩旅馆”。基茨施坦霍恩建于战前，依水而建。为旅馆客人进出方便起见，那时，旅馆还造了一个码头直伸进湖，供汽艇上下客之用。战争年代，旅馆渐渐空置了，码头也年久失修，这之后，弗兰克舅舅买下了这处房产。
那时候，未婚女子是不能外出挣钱养活自己的。所以，妈妈的两个未婚的妹妹都与外婆住在一起。尽管身边有两个未出嫁的女儿陪着，外婆也不愿意我们离开她。她一直都忍受着亲人离去带来的痛苦。她的大儿子约翰，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试飞员，就是在为第一批投入到战场上使用的飞机进行的一次试飞中牺牲的。她的二儿子弗兰克，后来到湖畔采尔的旅行社工作去了。她的三儿子罗伯特，则住在匈牙利。
埃尔霍夫是为她的孩子们造的。没有了他们，对外婆来说，这里便毫无意义。眼下，她心爱的女儿阿加莎又要与她丈夫和他们的五个孩子离开了，这些孩子当中有三个可是出生在埃尔霍夫的。她无法想像要与他们分开，但现实终归是现实。变化就这么发生了，而我们几乎都没怎么觉察到。反正有一天，在离外婆的埃尔霍夫半英里的地方，我们又有了一个新家。
这时候又降临了一个新宝宝，差不多快生的时候，妈妈又回到了埃尔霍夫。约翰娜就出生在其他三个小冯·特拉普降临人世时的那个房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她躺在摇篮里，上面有个顶篷，精美的布帘上印着小花。保姆将布帘拉开，小宝宝棕色的大眼睛就露出来了。
两岁大的海德薇格瞅了瞅她的小妹妹，说，“Ich werd mit der Lute Kommen！（我要带根鞭子来！）”约翰娜哭了起来。海德薇格一定是从她保姆那儿听来的这句话！但约翰娜显然是不喜欢这腔调。有人把海德薇格领出了房间。
在埃尔霍夫和外婆住了几个星期之后，妈妈又回到了基茨施坦霍恩。我们一家住在那里的时候，鲁珀特有一次从通向原先那个码头的台阶上走下来，台阶有许多级，他走得快了一点，结果一个跟头栽进了水里。或许就是这起事故使码头得以修缮。
一天，来了些人，他们是被派来修码头的。要造一个新码头，众人必须要把沉重的木桩打进湖底。他们站在脚手架上，在桩子上面放了一个带六只把手的大铁块，当锤子用。开始干活了，他们唱起歌来，不是为桩子唱，不是相互唱给对方，也不是因为这天天气晴好他们有兴致引吭高歌，而是为了打桩时协调动作、劲往一处使。歌曲的节奏告诉每个人何时该提锤，何时该落锤。这些人干活的场景颇为动人。
我们一边瞧着，一边也学会了他们的歌，永远也忘不了。歌词是用平茨高当地的土话唱的。歌词大意如下：
Auf und z’am 一下一上
Der Tag is lang 日子漫长
Der Schaegl is schwar 铁打的
Von Eis’n er war 大锤是沉又沉
Da Lercha Kern 松木桩子
Er geht nit gern 纹丝不动
Er muass hinein 往下打呀
Durch Sand und Stein 穿过沙子穿过石头
Durch Stein und Sand 穿过石头穿过沙子
In’s Unterland 打入地底
HOCH AUF！ 拎起来呀！
这首歌的旋律没有被写下来。如果记下来的话，这歌恐怕会在美国一炮打响！但它早已烙在那些工人的脑海中，兴许已被他们唱了几千遍，在我们看着他们将桩子打进“地底”的时候，这歌也镌刻在了我们的记忆中。这首歌的节奏使得他们齐心协力地完成了他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拎起来呀！
汽艇已不再用了，而我们自己又没有船。于是爸爸买了一辆单马轻便马车，还有几条暖和的毯子，好让我们沿着湖进城的时候不挨冻。那马被安顿在我们房子的阳台的下面，爸爸在那里盖了间马厩。对于我们来说，能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轻便马车可真是件高兴事，尽管我们小孩子并不常乘坐它。这匹马名叫达吉，是照爸爸海军里的一位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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