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空军战士-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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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近战交锋后很快就投降了。由于偶然的一起幸运事件，海军把我们的步兵送到错误的海滩，敌人的炮弹打不到那里。在特迪·罗斯福的率领下，先期上岸的几批步兵很快纠正了错误的行动，制服了死气沉沉的守敌，向内地推进，同控制重要据点的伞兵取得了联系。当天傍晚，有2万3千人登上了“犹他”滩，第4师向内地推进了6英里，伤亡很小（仅197人），令人满意。我们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犹他”滩。　　　　
　　　　　　然而，“奥马哈”滩简直是一场恶梦。直到今天，一想到1944年6月6日那里发生的事情，就会感到一阵阵痛苦。我曾多次回到那里，悼念死在滩头的勇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侥幸活到胜利之日的人们。那天，踏上“奥马哈”滩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由于担心敌人海岸炮的轰击，我们的攻击舰队在离岸12英里的海面抛锚。谣传中的海岸炮，部分在杜胡角，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法国情报人员报告说，这里有6门155毫米法国火炮，射程为2万5千码（约12海里）。我们派去两个别动营，由得克萨斯州牧场主詹姆斯·E·拉德尔上校率领，登陆攀上峭壁，摧毁这些火炮。拉德尔的士兵有接近岸边的驱逐舰的火力支援。他们的使命至关重要，要是使用得当，仅这6门巨型海岸炮就能使我们的进攻部队遭到致命打击。　　　　
　　　　　　冲向滩头　　　　
　　　　　　在开阔的锚地，我们完全处在海峡内恶劣天气造成的狂风恶浪之中。3—　6英尺高的浪头向我们的战舰和运输舰扑打过来。在漆黑的夜里，让登陆舰起锚困难重重，而且危机四伏。我们的步兵身负沉重的装备，爬进剧烈颠簸的舰只，很快就感到难以忍受：潮湿、寒冷和晕船。装载64辆攻击东、西滩头的两栖坦克的16艘坦克登陆舰，在海上剧烈地颠簸着，笨拙地移动着。负责把攻击西海滩的32辆两栖坦克送上岸的水手们机智地决定，因风浪太大无法在海上下水，把28辆坦克直接送上海滩。但攻击东海滩的32辆坦克中，有29辆在离岸2英里半的海上下水。除两辆外，其他都沉入海底，还有3辆直接送上海滩，一共剩下5辆。装备105毫米火炮的几十辆两栖车辆也多数沉没，结果只有一半两栖坦克和少数几辆跑车到达“奥马哈”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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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和空军在5点50分开始向海岸轰击。首先是从军舰上射出震撼人心的一排排炮弹。这次炮击足足进行了35分钟。炮击期间，约480架美国B…24重型轰炸机从6点钟开始，投下了1285吨炸弹。　　　　
　　　　　　海滩　　　　
　　　　　　历史学家莫里森认为，海军的轰击虽然时间短，但效果很好，可能把敌人的抵抗能力削弱了“一半至三分之二”。飞机轰炸的情况和轰炸“犹他”滩相仿，完全是徒劳之举。由于天气太坏，1285吨炸弹全落在“奥马哈”海滩的后面，杀伤了许多法国平民和牛，就是没有打着德国兵。　　　　
　　　　　　在正常情况下，“奥马哈”滩由德军第716守备师一个团守卫，这个团并不比守卫“犹他”滩的那个德军团的战斗力强。但是，第716师得到了第一流的第352摩步师的增援，该师有一个团守卫在滩头，另外两个团在距海滩只有几英里的贝叶。实际上，“奥马哈”滩上的第716守备师的这个团已经并入第352师。这样，我们在“奥马哈”滩所面对的是德军两个多团的兵力，许多部队是第一流的。　　　　
　　　　　　海滩上的防御工事和地形都很棘手。水下有精心布设的3道钢铁或水泥屏障，多数障碍物上还有水雷。低潮时（我们的进攻部队想在这时登陆），海滩本身宽200码，无遮蔽物。然后是一道低矮的防波堤，再往后就是沙丘和陡壁，有5道宽大的壕沟割开陡壁，我们打算登上滩头后，利用这些壕沟向内地突击。壕沟里遍布敌军炮位，而且在防波堤和绝壁沙丘之间的地带，埋有几千颗地雷。此外，德军狡猾地把炮台隐蔽在绝壁上，几乎可以向整个海滩射击。　　　　
　　　　　　82空降师的士兵正在作战　　　　
　　　　　　这样，“奥马哈”滩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西洋壁垒”。历史学家哈里森写道：“总之，德国人为进攻的美军准备好了他们在别处从未遇到过的最残忍的地狱。甚至连日本人在硫黄岛、塔瓦拉和贝拉流的防卫，也不能与这里相比。”　　　　
　　　　　　6点30分，杰罗第5军的第一批步兵到达“奥马哈”滩，多数都搞错了地方。这些突击部队包括查尔斯·格哈特第29师第116团和许布纳“大红一师”的第16团，还有经过特殊训练专门爆破敌人水下障碍的工兵部队。这些部队立即遭到敌人的机关枪、迫击炮和火炮的猛烈射击。有几十人死亡或受伤，许多人淹死在海里。虽然有少数人设法炸开了水下障碍物，打开了几条通道，但多数排除障碍的工兵却当场被击毙。无处隐蔽，匍匐在沙滩上和浅水中的人，无法还击，也无法隐藏在搁浅的登陆舰后面。大多数两栖坦克都被击毁。没有大炮支援，几个小时内，海滩上鲜血横流，连海水都染红了。　　　　
　　　　　　在某些方面，我们还算走运。诺曼底的德国空军已被消灭或被迫撤到远方的基地。我们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在攻击开始日，德国飞机对我们在“犹他”和“奥马哈”滩的行动，没有造成大的干扰。德国海军也未起到作用。奉命攻击我们的德军潜艇和快速鱼雷艇，轻易地被打退了。V…1和V…2火箭，这时还未准备就绪，未向我们射击。拉德尔的别动队（攻击开始日的英雄业绩之一）攀上了杜胡角的绝壁，发现那6门巨型火炮是假的——原来是电线杆子！后来，拉德尔的部队在后面的野地里，发现了6门大炮中的4门，用手榴弹把它们炸毁了。　　　　
　　　　　　陆战队的士兵正在射击　　　　
　　　　　　血染“奥马哈”滩的时间太长了。登陆后6个小时，我们才占据10码滩头阵地。直到主要指挥官上岸后，士兵们才开始向防波堤和绝壁等隐蔽物移动。这些勇敢的指挥官是第29师副师长诺曼·D·科塔准将（我的好友和我在本宁堡步校兵器系的同事），第116步兵团的查尔斯·D·W·坎汉上校和指挥第16步兵团的乔治·A·泰勒上校。　　　　
　　　　　　　　科塔冷静地在海滩上大步行走，下达富有感情的命令，给海滩上每个人树立了无所畏惧的榜样。泰勒向他的士兵喊道：“我们呆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死也要向前冲！”科塔喊道：“留在海滩上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死人，一种是等死的人。来呀！把魔鬼从这里赶走！”能够行动的人冒死向防波堤冲去。第18步兵团和第115步兵团又有几百名士兵从登陆舰上冲出来，跟在他们后面。到处都能看到勇敢的行为和英勇的士兵。几乎难以察觉的出来，我们的立足点渐渐地扩大了。　　　　
　　　　　　在这里，我得大大赞扬美国海军。同西西里岛战役一样，海军使我们免遭打击。12艘驱逐舰不顾水浅、水雷、敌人炮火和其他障碍，接近岸边，为我们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这些勇敢战舰的主炮成了我们仅有的大炮。许布纳的参谋长斯坦厄普·B·梅森后来写道：“我现在确信，是海军的炮火支援使我们到达岸边的。如果没有海军炮火的支援，我们肯定不能越过海滩。”吉·杰罗当天夜里上岸建立他的第5军指挥所时，给我发来第一份充满激情的电文：“感谢上帝为我们缔造了美国海军！”　　　　
　　　　　　在进攻开始这一天，我个人一直十分忧虑不安。我坚守在“奥骨斯塔”号上。我们与突击“奥马哈”滩的部队间的通信联络少到几乎没有。根据我们收听到的几份无线电报和观察员乘小船靠近海岸搜集到的第一手材料，我得到的印象是，我们的部队遭到无可挽回的沉重打击，占领海滩的希望甚微。就我个人的想法，我考虑撤离滩头，指挥后续部队向“犹他”或“不列颠”滩转移。切特·汉森记录了我后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总有一天我要告诉艾森豪威尔，最初的几个小时是多么的紧迫。”我为决定是否把部队撤下来而十分苦恼，但愿我们的部队能站住脚。　　　　
　　　　　　82空降师准备开赴诺曼底　　　　
　　　　　　他们总算勉强站住了脚。下午1点30分，我接到杰罗发来的振奋人心的消息：“部队牢牢地守住了海滩……正在向海滩后面的高地挺进。”我派我的参谋长比尔·基恩和切特·汉森到海滩亲自察看。他们的报告比我所预期的还要乐观。整个海滩的形势仍很严重，但我们的部队已占领了一两道壕沟，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内地推进。根据他们的报告，我打消了放弃“奥马哈”滩的念头。　　　　
　　　　　　夜间，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国海军胜利了。这时，我们已有3万5千人登陆，控制了一片长达5英里，纵深1英里尸横遍野的海滩。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取这块地盘，我们伤亡了近2500人（从未得到确切数字），我们再也不想把它交出去了。　　　　
　　　　　　我常常为派新组建的部队到“奥马哈”滩的进攻战中去打先锋而内心感到苦痛。这次派去的部队，是杰罗率领的第5军司令部和格哈特率领的第29师。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定派许布纳的英勇善战的“大红一师”去增援的原因。像在西西里岛战役一样，“大红一师”又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冲锋陷阵了。感谢上帝，该师正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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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听说60年前，当时的中国政府曾选派了20多名年轻的中国海军军官到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期间，他们不仅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还参加了二战后期欧洲战场的许多军事行动。后来，这20多人中有4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留在了祖国大陆，他们是卢东阁、郭成森、王显琼和黄廷鑫。几天前，记者在寻找他们的过程中了解到，卢东阁、王显琼两位老先生已经去世。84岁的郭成森先生也卧病在床无法接受采访。几经辗转，记者最后在杭州见到了黄廷鑫老人，听他讲述了自己在欧洲的那段难忘经历。　　去英国的路上，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海战　　浙江医院更像是一个疗养院，87岁的黄廷鑫老先生每天下午都要坐着轮椅，由护理人员推着到花园一般的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在享受宁静的时候，老人会常常回忆起年轻时戎马倥偬的岁月。二战期间，他作为中国送到英国学习的海军军官，曾在英国的航母上服役，参加过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一些收复欧洲大陆的战斗。在对记者回忆这段往事时，老人坐在单人病房的椅子上，头微微仰起，长寿眉下的眼睛出神地望着前方，似乎那里有一个屏幕，正放映着60年前的历史，让他清晰地看到了过去的一幕一幕。　　黄廷鑫的老家在安徽省安庆市。1936年，19岁的黄廷鑫从全省最好的中学安庆高中毕业，考取了青岛海军学校。他说，当时考军校，想法其实和现在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就是不想再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军校是给学生发生活费的。　　在青岛，黄廷鑫只读了一年书，因为日本侵略军打到山东，青岛海军学校内迁至四川的万县。从那以后，青岛海军学校就再没有招生，黄廷鑫是这个学校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原本，海军学校要读4年，最后一年到舰船上实习。但是，由于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都在打仗，黄廷鑫读了3年没有实习就毕业了。　　实习都没有军舰可上，就更不用说到舰上当海军了。于是，海军学校毕业的黄廷鑫又到成都上了陆军学校，成为黄埔17期学员。1942年，他快毕业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选派一些年轻军官到英国、美国学习海军。　　黄廷鑫还记得，考试地点在陪都重庆，送他们去国外学海军的钱是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由于日本人的封锁，国民党就算买了武器也运不进来，于是决定用这笔钱来培养海军军官。　　考完试，黄廷鑫在重庆等了整整1年，直到1943年的六七月间，他们去英国的24个人才出发，路线是先从重庆到昆明，然后从昆明乘坐美国人的飞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飞越喜马拉雅山时，景色的壮观和飞行的危险让老人终生难忘：“从天上往下看，整个喜马拉雅山就像一个冰冻的海洋，漂亮极了。但青藏高原上空的气压也变化无常。我们坐的是军用运输机，飞机忽地掉下两三千英尺，我们的头一下子都顶到舱顶上了。”　　最后，他们在加尔各答上火车到孟买，在那里等待商船组成船队，然后在舰队的护航下一同前往英国。当时，德国潜艇对反法西斯同盟国实行海上封锁，商船必须有海军舰队护航才安全。黄廷鑫他们坐的是邮轮，整个船队由1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护航。没想到，在地中海还真碰上了德国潜艇，黄廷鑫平生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海战。两艘驱逐舰脱离编队向潜艇进攻，一艘驱逐舰负责用仪器跟踪潜艇，锁定目标、发出指示，另一艘则发射深水炸弹攻击德国潜艇。战斗的结果是德国潜艇被打跑了﹝　　1944年冬，黄廷鑫在战舰上值更　　中国军人第一次参加海上实战，并在“北角战役”中立功　　1943年10月，这批中国军官到了英国的普利茅斯港，那里是英国的一个舰队司令部。很快，他们进了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编成一个“中国班”开始学习。　　3个月的短期培训结束后，中国军官们被分配上舰实习。卢东阁、郭成森去的是英国北海舰队的重型巡洋舰“肯特”号。当时，德国为了切断反法西斯盟军向苏联运送军火物资的海上要道，派遣其挪威海军基地惟一能出航作战的大型战舰“沙恩霍斯特”号巡洋舰，出海截击反法西斯盟军运输队。英国皇家海军得到情报，立即从大西洋驶向北冰洋，由3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14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10艘潜水艇组成的特混舰队打响了著名的“北角战役”。战役中，“肯特”号主要执行后卫和增援任务，在主攻军舰把“沙恩霍斯特”号打哑后，才轮到“肯特”号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