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韵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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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王奉召入宫，皇帝招手命他跪在御榻前面，说了好久好久的话，声音极低，定罪一事，亦就宽免。连陈嘉猷等八人，亦无任何罪过——猜想皇帝已将继承大位的皇子，必须年纪较轻，体格壮健这两个条件，告知了王。　　　　
　　　　及至皇十四子胤祯封为郡王，受命为抚远大将军，特准使用正黄旗纛，等于代替御驾亲征。满朝文武，皆知大命有归。如今安藏一事，已经收功。恰又欣逢登极六十年，意料中将会诏告天下，立皇十四子为皇太子，谁知一无动静，而且众臣上表，三月十八日万寿，请准朝贺，皇帝亦复不评，心境这样之坏，是为了什么？王认为是皇帝对皇十四子深感失望，仍旧想立“二阿哥”，而苦于无法自我转困，因而再度上奏，请释放二阿哥，话说得相当激切。接着又有广西道御史陶彝，纠合同官十一人，包括陈嘉猷在内一起上奏，与王所作的请求，完全相同。　　　　
　　　　这一下，激起皇帝的震怒。前后两次，事出一辙！头一次可以原谅他本心无他；第二次明知故犯，绝非偶然。在皇帝看，是王有意不让他过几天舒服日子，存心捣乱。其情可恶，其心可诛。再也饶不得他了！　　　　
　　　　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痛责王，植党希荣，而且提到他祖父王锡爵的罪过，他说：“王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泰昌在位未及数月，天启庸儒，天下大乱，至崇祯而不能守。明朝之亡，锡爵不能辞其咎。”　　　　
　　　　对王锡爵的指责，大致是不错的。明末的史实，在当时信而有证，神宗万历十年八月皇长子生；十四年正月皇三子生，他的生母郑氏立刻进封为皇贵妃。皇长子之母恭妃王氏，诞育元子，而未进封，显然无宠。从来帝王之家，母以子贵，而子亦以母贵，皇之子之母既然得宠，便很可能以幼夺长，被立为太子，所以宰相申时行等，上疏请立元子为东宫。皇帝拒绝，他的理由是皇后年纪还轻，尚未有子，倘如现在立了东宫，将来皇后生了嫡子，又将如何？　　　　
　　　　以后数年，便常有请求建储的争议，到得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从家乡省亲回朝，便全力推动此事。皇帝支吾其词，想出各种办法来拖延，最后计穷力竭，迫不得已在万历二十五年立皇长子为太子。此时共有五个皇子，除皇子封为福王以外，其余三子封为瑞王、惠王、桂王。　　　　
　　　　万历四十九年七月，皇帝宾天，即为神宗。皇长子于八月初一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哪知这个皇帝资质下愚，在热孝之中，荒淫无度，以致即位十天，便得了病。有个鸿护寺丞李可灼，私下进了一服丸药，自称是“仙丹”，其实是由妇人经水中提炼出来的红铅，乃是一种壮阳的春药。皇帝服了一丸，觉得暖润滋畅，胃口大开，非常舒服。哪知再进一丸，到了五鼓天明，呜呼哀哉！这天是九月初一，在位刚好一个月。　　　　
　　　　这就是当初宫闱“三案”中的“红丸”一案。这个庙号光宗的皇帝既崩，皇长子即位，是为熹宗，宠信魏忠贤与乳媪客氏，搞得宫闱秽乱，丑不可闻，确是明朝亡天下的一个大关键。　　　　
　　　　康熙皇帝的意思是，倘非王锡爵极力主张立太子，则神宗虽然偏爱福王，但废长立幼，亦知臣下必然反对，不致贸然行事。这样到了临终之前，择贤而立，明朝的气运又当别论了。　　　　
　　　　“王莫非以为我是明神宗，没有主张，可以听任大臣摆布的昏君吗？”皇帝疾言厉色地，“我本来没有杀大臣的意思，哪知大臣自取其死，我也就无可如何了？你们传旨给王，叫他明白回奏！”　　　　
　　　　皇帝很少有这样震怒过，也很少以处死来威胁大臣，因而举朝失色，甚至没有人敢拿笔砚给王，仿佛这样一做，就会被误认为王的同党，牵连获罪。　　　　
　　　　王就在宫门待罪。听侍卫传旨，要他回奏，却连纸笔都没有。思量面奏，又惮于天威，怕言语失误，反为不妙，迫不得已只好老实说了。　　　　
　　　　“无纸无笔，无从回奏，可否赐我方便？”　　　　
　　　　那侍卫于心不忍，替他找来一张纸，一枝笔，一锭墨。王便伏在阶石上，用些唾沫将墨濡湿了，拿笔蘸了一蘸，写了一篇简单的奏疏。　　　　
　　　　他说：“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为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须发为白。臣愚，信书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　　　　
　　　　写完，由侍卫捧着呈上御前。皇帝看他自己承认是个书呆子，心里的气消了些，不过，最后一点，却还须细查——唐朝设御使台，所以御史称为台臣。王自辩，不曾嗾使陶彝等十二御史奏请建储，这话是真是假，当然要查。　　　　
　　　　查明王的话不假，同时建议同一事，只是巧合。其时王大臣议奏：王及陶彝等十二人，应革职，从重议罪。皇帝考虑下来，作了一个情理法兼顾的决定。　　　　
　　　　“王跟陶彝等人的奏折，都说是为国为君，如今青海、西藏一带，正在用兵，如果是忠君，就应该有灭此朝食的决心。这十三个人，可以暂缓议罚，照八旗满洲文官的例子，一律改委为额外章京，发往军前，交抚远大将军差遣，效力赎罪。”　　　　
　　　　在文官来说，这等于变相的充军。十二御史，尚在中年，王年将七旬，鬓眉苍苍，一旦到了大漠荒寒之地，必死无疑。因此，皇帝又作了一个权宜的处置，命王的长子，正在当翰林的王奕清，代父从军。王家兄弟很友爱，老二奕鸿正在澎南做粮道，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认为老父获罪，长兄出塞，自己何能恬然居官。所以变卖了自己的产业，与奕清同行，成了一段佳话，号称“十三忠臣一孝子。”


第二章人乐有贤父兄（1）

　　　　“安藏”的目标，可说已完全达成了。封号为“宏法觉众”的第六世达赖喇嘛，已在九月间坐床；拉藏汗的旧人康济鼐被封为贝子，掌理前藏后事；颇罗被视同蒙古、青海的台吉，掌理后藏后事。同时有上谕：留蒙古兵两年，戍守西藏，以防准噶尔再度入侵。　　　　
　　　　但是，皇帝既未大赏将士，又不令抚远大将军班师，确是对胤祯抱着极深的期望，有他的一番打算。　　　　
　　　　皇帝是想到孟子上的几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让胤祯在穷边极塞，苦寒荒凉之地，磨练个三年五载，不但“吃得苦中苦，可为人上人”，而且习于军旅，多经战阵，遇到外患内乱，才能从容应付。　　　　
　　　　当然，能够收服准噶尔，做到真正的统一，版图之内，尽皆臣服，是胤祯足以继位的一大资格。即使武功上差一点，可是领兵出塞有三五年之久，这番辛劳是其他皇子所不曾经过的，光凭这一点，选取他继承大统，亦可使他的同胞手足，无话可说。　　　　
　　　　因此，皇帝在三月间命平逆将军延信、副都统吴纳哈，领兵进驻西藏。五月间命胤祯驻兵甘州，渐次部署远征准噶尔。不幸地，就在这时候，先后发生了两处变乱。一处是在山东，有个盐枭叫王美公，聚众作乱，自封为“大将军”。这场变乱，形同儿戏，很快地为官兵扑灭了。　　　　
　　　　另一处比较严重，发生在台湾南部，有个原籍漳州府长来县，移居凤山的朱一贵，是洪门天地会的首脑之一。虽以养鸭为生，但任侠好客，很有些前明志士、山泽英豪、奇僧侠客，出入其门，酒酣谈兵，意兴极豪。　　　　
　　　　其时承平日久，吏治日坏。知府王珍是个贪官，苛征暴敛，民怨沸腾。康熙五十九年冬天，格外寒冷，兼以地震，失业人多，谣言四起，于是起事的机会成熟了。　　　　
　　　　领头起事的是两个客家人，但用朱一贵的名义号召，一时远近宣传，声势浩大。四月十九正式竖旗，先占冈山，后攻凤山，连破清兵，五月初一占领台南府城，知府以下的文武官员，纷纷上船逃回福建。总兵欧阳凯阵亡，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诸罗县城亦为北路军所占领了。　　　　
　　　　到得五月初四，朱一贵称王建号，但民间却送了他一个“鸭母帝”的称号。下置国师、太师、将军、都督、尚书内阁科部、巡街御史等官职。“新贵”仍拿戏班子里的行头穿在身上，招摇过市，后面跟着一班顽童，拍手嘻笑，了无尊严可言。　　　　
　　　　反清复明的大业，一开始便成了笑柄，因而有一首民谣：“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称‘永和’，六月还康熙。”永和即是朱一贵所定的年号。　　　　
　　　　当时福建的水师提督叫施世骠，是施琅最小的一个儿子，领兵驻扎在厦门，从难民口中得知朱一贵作乱，一面飞函省城告发，一面率师出海，直航澎湖。　　　　
　　　　等到在省城的闽浙总督满保，星夜赶到厦门，逃在澎湖的台湾府道等官，亦已有详细报告送来。满保檄调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委以平乱的全责，会同施世骠共领兵八千、船四百艘，扬言分北港、鹿耳门、打狗三道攻台，其实专攻台南的鹿耳门。事先大发布告：“大兵登岸之日，一概不许妄杀。有能纠集乡壮，杀贼来归者，即为义民，将旌出功。”这一通露布，抵得上十万兵。一时盲从之徒，纷纷歇手了。　　　　
　　　　当然，起事之人中确有心存明室的忠义之士，但更多的是贪图非分的富贵。为了那些空中楼阁，自我陶醉的名号，“客庄”与漳泉两州的人，由口头龃龉，演变成自相残杀。而蓝廷珍会同施世骠，只七天工夫，便攻入安平。此时间闽粤两派，械门正酣。　　　　
　　　　朱一贵倒是条汉子，兵败被擒，昂然不屈。辗转解到京里，刑部官员问他，以一匹夫，敢谋大逆，所为何来？他平静地答说：“想复大明江山。”　　　　
　　　　这一场叛乱在六月间就平定了。但处置善后事宜，却颇费周折，直到年底，方始大定。于是康熙六十一年开始，皇帝又专注在征准噶尔一事上了。　　　　
　　　　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胤祯是前一年十月奉召入观的。在此以前，特命年羹尧陛见，让他兼理陕西的军务，官称由“四川总督”改为“四川陕西总督”。回任之时，特赐御用弓箭，慰勉备至。朝中每一个人都看得出，皇帝要重用年羹尧了。　　　　
　　　　但是重用年羹尧的用意，皇帝却绕了几个弯子，才让年羹尧知道。先是跟德妃说，由德妃去告诉皇四子胤，再由胤关照年羹尧。　　　　
　　　　“阿玛跟我说，年羹尧是四阿哥门下的人，他最听四阿哥的话。”德妃跟胤说，“十四阿哥跟四阿哥，情分不比别的阿哥。年羹尧如果尊敬四阿哥，对十四阿哥就得另眼相看，格外出力帮十四阿哥。这话，阿玛让我告诉你。”　　　　
　　　　胤听得这话，心里难过得很，但表面上声色不露，“阿玛的意思，儿子怎么不知道。”　　　　
　　　　他说：“不用阿玛跟娘叮嘱，我早就告诉过年羹尧了，无论如何要帮十四阿哥成此大功，不然就是对不起我！”　　　　
　　　　于是胤召宴年羹尧，而且邀了许多陪客，筵次谆谆叮嘱，务必善辅抚远大将军，平定西陲，上释君父之忧。那一片至诚，令人感动不已，都说十四阿哥何幸而得一如此友爱的同母胞兄。　　　　
　　　　但到了密室秘会，却又是一副嘴脸了。他问年羹尧：“第十四的，你看他怎么样？”　　　　
　　　　“王爷是问十四阿哥的武略，还是带兵御将？”　　　　
　　　　“都问。”　　　　
　　　　“是！”年羹尧想了一下说，“武略无所表见，带兵有恩，御将不严，一言以蔽之，不足为忧。”　　　　
　　　　“不能这么大意。他是大将军，用正黄旗纛，大家本来就对他另眼相看。再拿着国家的钱粮，收买人心，怎么说是不足为忧？”胤又加一句：“千万大意不得！”　　　　
　　　　“王爷的大事，奴才决不敢大意。不过——”年羹尧欲言又止地。　　　　
　　　　“说啊！”胤催促着，“此时此地，有什么好顾忌的？”　　　　
　　　　“奴才在想，谋大事总要里应外合才好！奴才不知道内里有什么人在替王爷出力的？”　　　　
　　　　胤为人极其深沉，听年羹尧问到这话，先就想到他为什么要问这话。“里应外合”四字虽不错，但操纵的关键，必须握在自己手里。年羹尧只要外合，实在不必问里应是什么人。　　　　
　　　　因此，他就不肯说实话。“现在还没有，”他说，“不过我在留意。”　　　　
　　　　“依奴才看，‘舅舅’倒是好帮手，王爷不可不假以词色。”　　　　
　　　　胤心里一跳。他说的“舅舅”隆科多，正是自己出全力在笼络的，不过自觉形迹异常隐秘。而如今年羹尧忽然提到此人，是不是行事不密，有什么迹象落到了外人眼中，不能不问一问。


第二章人乐有贤父兄（2）

　　　　于是，他声色不动地问：“何以见得‘舅舅’是个好帮手？”　　　　
　　　　“‘舅舅’在奴才面前提起王爷，他说，十几位阿哥，照他看，只有四爷顶了不起。”　　　　
　　　　“喔，我是怎么了不起呢？”　　　　
　　　　“奴才不敢问。”　　　　
　　　　“为什么？”　　　　
　　　　“奴才在王爷门下，如果太关心了，岂不惹人疑心。”　　　　
　　　　“好！正该如此。”　　　　
　　　　“如果王爷觉得奴才的话有点用处，奴才倒还有些话想说。”　　　　
　　　　年羹尧的那些话有用处？胤在想，自然是劝他笼络隆科多，做个好帮手这句话。于是他点点头说：“你有话尽管说！说错了、说得文不对题都不要紧。只当闲聊。”　　　　
　　　　“是！奴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把话说错了，王爷一定矜怜奴才的一片诚心。”　　　　
　　　　作了这段表白，年羹尧提出他的建议：隆科多现任古称“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职掌保卫京师的全责。所管的事务很多，而最重要的是肃清奸宄。如果隆科多将这个差使干得有声有色，便能获得皇帝充分的信任，参与一切机密，这对胤是非常有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如今各王府多招纳奇材异能之士，王爷韬光隐晦，不肯随波逐流，自然是见识远大之处。不过奴才在想，舅舅手下倘也有几位杰出人才，一则可帮舅舅把差使当得更漂亮；再则缓急之际，亦可转为王爷所用，诚为一举两得之计。不知王爷意下如何？”　　　　
　　　　胤听得句句入耳，怦然动心，而表面上却还不肯认真，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