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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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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否神化了鲁迅？我以为没有，这是李敖，包括大陆的一些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制造的神话。至于“三个家”的评价，对鲁迅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其他细节问题
污蔑鲁迅是汉奸等等言辞，这在鲁迅生前就有了，并不是什么新鲜发明，不值一驳。鲁迅住在“且介亭”（半租界），是因为他确实处在一种不安全的威胁中。从北京到上海，他不只一次离家避难；３０年代的几年，实际上过着一种半地下的生活。
在北洋教育部领工资纯然是饭碗问题。至于李敖说鲁迅拿国民党政府的钱，是指受聘于国民政府大学院为“特约著述员”一事。大学院是一学术研究机构，并非行政机构。即使拿政府部门的钱，也是拿纳税人的钱，拿了再写骂政府的文章，又有何不可？
《鲁迅全集》的出版也是非常曲折的，连商务印书馆都不敢接受，最后是以非常民间的方式出版的。并非像李敖所说的那么轻易，甚至胡说得到国民党的帮助出版了。
至于李敖说什么在北大读过书的父亲告诉李敖的有关鲁迅不尊重学生的细节，更属荒谬，且死无对证。《记念刘和珍君》是许多人读过的，可以看出他对学生的爱护。
附记：本文为《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先生的采访记录，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０日发表于该报“花地”版。编集时，文字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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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鲁迅仍然走在我们前面（1）
２１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正值鲁迅诞辰１２０周年；时间的完整性，恰好给历来喜欢做纪念的古国人民以一个隆重纪念的契机。６５年前，一面绣有“民族魂”字样的旗幡，覆盖了鲁迅的躯体，从此，他被称作“民族英雄”和“文化旗手”而受到公开的颂扬；与此同时，必然地受到别一种势力的贬损与攻击。
鲁迅在景云里寓所中。（１９３３年摄）
关于纪念，鲁迅一方面抱虚无的态度，在他的遗嘱里，即清楚地写道：“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并不曾抹杀纪念的意义，看《坟》的后记可以知道。事实上，对于许多革命的先驱者和故去的朋友，他都留下了不少纪念的文字，从中发掘各各生存的价值，他们对于活着的人们的贡献。他特别看重的，始终是死者的精神。至于对鲁迅个人的纪念，也当本着同样的态度，才不致使之沦为无聊的即兴表演。如果不能彰显一个人的精神特质，不能在他的精神与不断展开的时代之间找到新的契合点，也就是说，如果他的精神不能转化成为民主化、现代化的资源，那么纪念将变得多余，而他的生命的意义，也将随同生命一起走向终结。
有一类历史人物，当他们的事业和声名建立起来以后，一直处于平稳的状态，作家艺术家尤其如此。还有一类，大抵是政治家和思想家，生前便受到质疑，挑战，围攻，甚至因此致死，盖棺犹未论定，与世沉浮，大起大落，始终毁誉不一。鲁迅属于这一类。这类人物处在社会的剧变时期，而且，他们作为或一阶段、阶层、集团的代表，积极介入现实斗争，致使他们的名字，最后成为不同的价值观念的象征性符号。当我们重新讲说他们的时候，其实意味着在理想的冲突中进行抉择，意味着在另一度时空里，表明与他们一致或相异的立场，意味着与他们同行或者诀别。历史是一种绵延。无论有人如何自命超脱，只要重新讲说他们，便无从回避现时代气流的冲击。
２１世纪是崭新的世纪，但是毕竟沾带了旧世纪的泥污和血迹。此时，鲁迅——一个充分西方化的东方人——向我们走来。由于纪念日的提示，我们得以集中缅想他，凝视他，沉思他的生命，以及文本中的一切。
纪念鲁迅，要求我们继承他的精神遗产中的最基本的东西。在他那里，革命精神是最突出，最感人的。这种精神，在文化人中间尤其罕见，难怪时人称他为“白象”。然而，无论是当年鼓吹革命的“才子加流氓”式人物，还是今天“告别革命”的超级学者，都把革命描绘得十分可怕。鲁迅却认为，“革命并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他有“大革命”与“小革命”之说，大革命是指无法避免使用暴力的斗争，小革命指的是渐进的改革或改良，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主张尽力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但当人民起而斗争时，他是赞成的，拥护的，决不会因为产生“污秽和血”，转而维护旧秩序。他指出，革命不会“止于至善”，改革是天天进行的。他是天生的改革派，整个一生，都在致力于社会的改进。他一再指出，中国人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要反抗他，扑灭他！”生存是第一位的，但是他又特别指出，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他痛恨苟活，强调没有发展的生存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生存，所以说：“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生半死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社会改革是通盘的改革，以人民为主体的改革。鲁迅十分关注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的命运，说要看“地底下”，就是看底层阶级。他是“民魂”的发扬者，但是，又反对一意地讨好大众，做“大众的新帮闲”，相反认为改革的主体同样需要改革。他在有名的《习惯和改革》中指出：“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针对报章上“反改革”的论调，他痛感国民的保守，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所以，他一直致力于“思想革命”，即“国民性”的改造。应当说，这是极富于战略眼光的。
“放”还是“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鲁迅是主张全面开放的，他说：“‘收起来’却是管牢监的禁卒哥哥的专门。”又说，“社会不改良，‘收起来’便无用。”所谓改革，并非关起门来改革，换汤不换药的改革，鲁迅就曾经说历史上王安石变法是半开玩笑式的改革。改革既是现时代的改革，就必然具有不同于过去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现代性”。什么叫现代性？简单一点说，现代性就是世界性。现代性需要我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就是鲁迅的有名的“拿来主义”。他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识，不自私。”接着，他特别强调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这里的“自”，即自家的传统，意思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开不出“现代化”的方子。关于五四，他就明确说是“外铄”的产物。要建立新观念，新标准，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改革已经成为国民的需要，那么，对于改革的人们，首先要求具有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严格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态度。鲁迅指出，一定要有“正视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何者为世界潮流？何者为中国特色？“倘看不清，就无从改革”。然而事实是：“外国人的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而且，在改革途中，我们往往“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为此，鲁迅不得不大声疾呼：“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面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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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鲁迅仍然走在我们前面（2）
说到现代性，鲁迅特别看重人的权利问题，也即个人在现时代的地位问题。如何实现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不能不成为改革的核心。换言之，所谓改革，说到底是人类自身的改革。早在青年时期，鲁迅便开始构筑他的“人国”乌托邦。如果说在五四时期，他对于主权与人权，民主与自由，社会与个体的关系的阐述还停留在人类文化学阶段，那么在介入女师大斗争之后，尤其在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之后，则明显转移到了政治学范畴，强调对基本人权的维护。其中，他认为言论出版自由是头等重要的。１９２７年初，鲁迅到香港做了两个讲演，一个是《老调子已经唱完》，一个是《无声的中国》。他指出，中国历史上“不能说话的毛病”一直延续下来，“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等于零的”；于是呼吁说，我们要发出“我们现代的声音”，“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经历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亲受了书报审查制度的暴虐之苦，在答《中学生》杂志社问时，他特别郑重声明：“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鲁迅多次自称为“奴隶”，他深知，奴隶与人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失去人所应拥有的一切权利，重要的是长期被奴役和被损害所形成的奴隶根性，已然妨碍了为自身和社会的解放而作的斗争。因此，他的言说，还有实践活动，如加入左联、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也都不仅仅在于运用现有的法律所许诺的权利，而是对未来的权利，其实是对人所固有的权利的自觉的争取。他知道中国多鬼魅，往往“改革一两，反动十斤”，所以主张韧的斗争。
跟世界上那些追求永恒的伟人不同，鲁迅惟愿自己的文字“速朽”，他说那是枭鸣，向社会报告的是大不吉利的事。这些文字产生之日，距今已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其中许多人物事件皆成陈述，但是有些现象不幸存留了下来。大约也正是为此，到了新世纪，改革也还在进行着。这时，纪念鲁迅，重温鲁迅，当我们感知他的思想的洞透力，就不难理解为何连并不怎么“左倾”的郁达夫竟也那么推崇他，说：“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又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作为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一个行者，鲁迅一直走在我们前面——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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