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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窗烛话-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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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那时就住在新街靠西陵一路的巷口不远的一排僻静的平房里，一个旧时的小院，粉墙红瓦，咿咿呀呀的门窗，地面没有很好的硬化，有些高低不平，门前有一块空地，晴天的时候，太阳从窄小的空间洒下来，照着我们年轻而红润的面颊。那时，因为距离近，我经常出入他家，吃过他家的饭，尝过他家的那种裹着鸡蛋，油炸的糍粑。他父亲就有着文人的气质，家里有一些唐诗宋词的藏本，还有一些古典文学，主要是《牡丹亭》，《西厢记》，还有《雷雨》，《杨乃武与小白菜》之类的剧本。我还曾借过他家的一本胡云翼编纂的《宋词选》，好好的抄了一大本，那本抄本现在还保存着，可见当时珍贵得不得了，由此也慢慢喜欢上了“人比黄花瘦”的诗情画意。
东明下乡回城以后就踏上工作岗位了，我们一帮狐朋狗友曾经结伴到过他供职的肉联厂去玩过，站在臭烘烘的圈栏旁，欣赏他宰羊的技术。不过望着他杀气腾腾的气势、有些笨拙的动作，总感觉有些滑稽，有些不可思议的感觉。后来，他终于走进了办公室，放下了手上的屠刀。在肉联厂面临衰败的关头，他又理智的转到了油脂公司，再次东山再起，只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
在我的印象中，他后来一直在忙忙碌碌的出差，天南海北的讨债，也在不停的搬家，从新街搬到西陵一路，再就是酱品厂宿舍，再就是油脂公司的宿舍，结婚，离婚：工作，下岗，运气一直不太好。我们深谈似乎不太多，都是和朋友一起集体活动。各自成家立业以后，相住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交往也就变少多了。不过，我永远欣赏他身上那与生俱来的文人骚客的气质。
天命五十 24．郭会计
一九七一年，我参加了工作。是母亲去找的时任东方红公社的韦书记，那时，韦书记与时任市妇联主任的母亲，还有商业局的王局长并称这座城市的三个女强人。母亲的理由是“找个地方见见世面，锻炼锻炼，能干什么就干什么。”韦书记就安排我进入了竹器厂，担任政治宣传员。除了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训练课和理论辅导班以外，就是时不时的给公社的广播站写稿件，时不时的办一期专栏，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每天下午下班以后，或者晚上七点，就在那间用摇摇欲坠的天井改成的竹器车间，也许是到处沾满面粉的制面车间的小仓库里，给那些大字不识的工人师傅（大多数是些中年男人和他们的女人）读报，讲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毛主席经常发表的最新指示传达给他们，还教他们唱毛主席倡导的《国际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组织我们厂不多的一些年轻人（大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招工进厂的）唱当时风靡一时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肖华的《长征组歌》，好参加公社的文艺调演。
竹器厂就在历史悠久、并不宽敞的新街的中段，进门是一排平房，依次是办公室，门房，大仓库，左边是竹器车间，一栋很大、很老的建筑，中间还有一个破旧的天井，右边是制面车间，一台很陈旧的制面机，是粮食局加工厂退役的，产量不大，周边的饮食店要碱水面，居民要清水面，需求倒很大，一天两班，轰轰烈烈的，还自备了发电机。向右转，有一间破烂的食堂，烧的燃料就是篾黄和竹子的边角废料，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竹器小作坊，一个猪圈，一个浸泡竹子的水池，长满了跟斗虫，当时我家里养了一些金鱼，就经常到这里来捞饲料。
后来在食堂的对面，还建了一排很简单的两层楼，只不过那已经是竹器厂的末日来临前的最后辉煌了。穿过制面车间，走过一个空坝，后面有一个高高的仓库，以前是用来堆竹子的，楠竹，桂竹，山竹，水竹，每到冬天，这里就堆得满满当当。再向后走，有一座平房，那是制面车间新建的，是打算作干燥面条的炕房的，可惜，电用不起，煤耗费太大，一天都没用过，就一直将那些面条晾晒在空空的场坝上。最后面，是一个干枯的水池，青石砌成，四四方方，我厂用围墙将其围在了自己的范围之内，曾经做过堆放竹器的仓库，也有过雄心壮志，当然知道这是一处著名的古迹…——墨池书院，计划就不了了之了，只是不曾想过若干年以后，修复这里的古迹的呼声竟会如此强烈。
办公室里有两排办公桌。五张办公桌，靠墙的一边是出纳，家新，阎姐都干过；对面是郭书记的桌子；靠窗的一边是瘦削的郭会计，对面是我，侧面是精明的王厂长。郭会计是原国民党的一名小官吏，解放后曾经在民政部门工作过，打成右派以后被贬到这里劳动改造，先是在竹器车间编包装篓，后来提升到办公室当会计，竹器厂的前后几个领导私下都说他是我们公社里会计水平最高的一个。
郭会计写得一手好字，我后来办墙报就是请他写的标题；他的算盘打得啪啪响，做账的水平一流，公社系统内的不少工厂常因为账目难题而请他去破解，也就有了不小的名气，就和当时在鞋厂工作的祝会计成了绝代双雄，我就是从他那里学会做流水账，学会成本核算，学会收支平衡的。
我刚进厂的时候，由于我的革命干部家庭的背景，也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郭会计在我面前显得很拘束，说话轻声细语，办事小心翼翼，后来混熟了就随便多了，开始谈论工作，谈论家事，也谈论国事，不过都是国际上的事罢了，对于共产党的事，避而远之，他会对我谈旧上海的一些影片，旧中国的一些历史，也会请我到他的家里做客。他的老婆没有给他生儿育女，抱养了一个瘦小的女孩，心疼得了不得。郭会计身体不好，总是咳嗽，吐很浓的痰，却总是抽两毛钱一包的《圆球》，我还过去的总是《红菊》。
拨乱反正以后，他的右派份子得到了平反以后，先在公社里呆过一段时间，还是回到民政部门工作，我们那时都忙，也很少见面，就慢慢断了联系，不过他恢复名誉以后不久就病逝了，但是他总算熬到亲眼看到了这一天，比起那些早早就不在人世的人们而言，还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
天命五十 25．王厂长
王厂长，一个矮小，瘦削而精干的女人，一个风风火火、性格直爽的女人。从我进厂起她就是这个厂的厂长，而且经历了各种变迁，终于坚持到了最后的这个厂的厂长。头发有些花白，布满皱纹的脸上总显得很镇静的样子，眼光有点狡猾，从早到晚总是劲头十足，夏天一件白布衫，干净而简约。傍晚的时候，从山里开来的货车上竹子堆的满满的，高高的，停在新街不宽的街道上，全厂职工不管是干什么的都得一齐出动，卸车，搬运，码堆，到竹子成功的码放到仓库以后，天早已黑了，月亮早就出来了，大家累得筋疲力尽，可是还没有吃饭，“都回去吧。”王厂长搓了一个湿毛巾擦擦脸，对大家说；“今天就不学习了，明天还有一车竹子呢。”
说来也可怜，王厂长自己的独生子已经参加工作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竟使他撒手人寰，加上她前后嫁过两个男人都死掉了，就有些风言风语的话在流传，这对王厂长的打击太大了，后来她从自己的弟弟家里过继了一个女儿。她的弟弟的家在离雾渡河不远的岔路口，有一年我到山里采购竹子，还到过她弟弟家，长长的河滩，肥沃的良田，她弟弟是抗战时逃到那里去以后就没回来。记得我刚进厂的时候，那个姓郎的小丫头经常拖着我到她位于环城北路那间土墙的家里去玩，也喜欢跑到我家去玩。
当时厂里不少人都说我是王厂长的干儿子，平心而论，她对我的确不错，只是不知是什么隔阂在我们之间，我们只是在厂里，在工作的时候配合很默契、有些互相帮助而已。认真想想，私下里我们走得最近的一次大概就是因为当时厂里生产形势不错，有了一些积累，想把食堂对面的一间竹棚改建成一栋两层楼。我妻子的大哥闻讯赶来，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农村建筑队，想承建那个项目。那时也很简单，下班后，领着大哥到了王厂长的家里，提着鸡蛋，还有水果，加上大哥的自我推销，仅此而已，就把那栋两层楼的工程给接下了。那栋楼还没竣工，两厂合并的风声就传开了。
竹器厂一直是王厂长负责，后来先后调来过两任书记。都姓郭，前者是一个跛脚，但个性很要强，与王厂长经常闹矛盾，就遭到了我们的集体反对，后来就调到服装厂去了；后者也是个很精明的女人，整天带着几个人拖着从印染厂买来的各种布头到中水门或者是镇川门一带去叫卖，不与王厂长争权，就落得大家相安无事了，后来调到纸箱厂去了，也是很谦逊的。只有王厂长一直坚持到两厂合并，那是公社的决定，给了她一个公司副经理的头衔，但那只是一个称谓罢了，她依然管理着竹器厂，而制面车间一合并就被砍掉了，新街的地盘被化工机械厂卖给财政局进行抵债，竹器厂就搬到珍珠路中段，那家厂原来的一个又大又高的车间里继续生产。
那时，竹器厂已经风雨飘渺、日薄西山了，厂里就只剩下王厂长和我这两个管理人员和十几个计件工人了。我越来越频繁的出差，借着采购竹子的借口，游山逛水到过不少地方。王厂长已经将绝大多数的工作移交给了我，还公开说我是小王厂长，她上班的任务就只剩下与人聊聊家常，说说闲话，最后就光荣退休了，她离开的时候，正是输送机械公司开始走下坡路，西陵竹器厂已经夕阳西下的时候。
她应该心满意足了。
天命五十 26．俊友庆丰
庆丰的确长得很英俊，黝黑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两道剑眉宛如画出，笔挺的鼻梁，有轮廓的面庞，齐整的牙齿，性感的嘴巴，结实的下颌，加上优雅的举止，低沉而带有磁性的嗓音，真是一个美男子。
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到处做零工，那时，西陵街道办事处所管辖的区域里有许多厂家，棉织，床单，毛巾，线厂，袜厂，纺织配件，电池，粮食加工，他就在其中不停的变换着。转眼之间他就进了最开始的西陵劳动力管理站，也就是后来的劳动服务公司，位置就在现在的北正街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很快的，那间简陋的平房门前又多了一块招牌：西陵房产管理站，庆丰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当时的办公室很简单，不过就是几张桌子，几把椅子，顶棚是篾席搭成的，上面再糊上报纸，办公室里也许还有一对当时最时髦的黑色人造革沙发，我们就坐在上面谈心。
他家就在新民街口的一栋一直感觉马上就要倒塌、却摇摇欲坠但有惊无险的两层楼上，楼下是一家居委会，踩着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可怕的，快要断裂般的声响的楼梯上楼，有两间陈旧而极普通的房间，一间是他父母的，他母亲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织带厂的书记；另一间是属于他和他哥哥的，那倒是记忆犹新的，我不知为什么总是和他在外面见面，很少在他家里去，但只是不多的几次却印象深刻，夕阳从蒙着塑料薄膜的窗外射进来，撒在那张胡乱堆放着被窝的床上。
时隔多少年以后再次相见的时候，庆丰已经是一家房管所的副所长了，正在和人严肃的谈工作，见到我进去，他咧嘴笑了，叫着我的名字，站起来，迎上前，还递上一支《白沙》的香烟。
天命五十 27．永嘉人光催
光催是浙江永嘉人，永嘉的乡下人，和那里的男人一样，很小就离家闯荡江湖了。做过不少的生意，弹得一手好棉花，新疆、东北都去过，天南海北也跑了不少地方，后来在江南的农村找了一个女人，行动就不那么方便了，就落脚在这座城市，依然干他的本行，只是当时弹棉花的生意时有时无，也有些经济危机，就拜当时在另一家竹器厂工作的项老头为师，学起了篾匠，加之那时那家竹器厂在改革的大潮里摇身变成电热电器厂了，他们师徒就来到我厂混口饭吃。
光催长相丑陋，高高的额头，尖嘴猴腮，厚厚的嘴唇，是一个典型的浙江人，穿着倒很讲究，西服，皮鞋，领带，一笑就眯缝着眼，咧着嘴，露出发黄的板牙，说一口不流利的普通话。他勤快，聪明，很快就凭着精湛的手艺在我厂站稳了脚跟。他后来告诉我，其实他在家就学过篾匠，这次只是重操旧业罢了。他就坐在竹器车间靠天井的地方，用他那把又薄又长的篾刀将竹子破开，把厚厚的竹子端口破开一道口，一端用牙咬着，一端用手牵着，于是，在手与嘴之间，刀与竹之间，篾条被细细的分开两层，薄薄的，黄黄的，在从天井洒下的阳光中跳跃着。
郭会计调走后，给竹器车间的工人们安排生产，记账，计算计件工资就变成我的事了，慢慢的，我就知道了一些其中的奥妙，比如有些活既容易做又能拿大钱，就会有人向你献殷勤，你可以把那些活给他做，他会很高兴的请你抽烟，喝酒，见到你一脸的笑容，还能够有求必应。光催就是这样的人，他很聪明、实在，手艺也不错，也很讲朋友义气，我经常顺水推舟地把一些技术活交给他做，最多的就是豆干格，每个月总有几百元的收入，他也会记得你的好。我还曾经请庆丰帮忙给他在西坝老街搞到一套房管所管辖的房子，虽然位置偏僻，但却是他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一直相处得不错，在厂里我们是朋友，我还带着他一起出过好几次差。那年上海爆发甲肝，在我的坚持下，我们还是饶有兴趣的逛了九曲桥的城隍庙和繁华的南京路。广州的大榕树下，波涛拍岸的珠江岸畔也曾留下我们兴致勃勃的足迹，而湖南桃源的郑家河那高低不平的青石板路上，则永远铭记着我们年轻而不可一世的身影，还有那些平凡的乡下女子，以及安乡的小鲁。
后来，竹器厂和另一家厂合并的消息慢慢传开了，厂里的工人也就开始惶惶不安了，虽然我依然把最赚钱的豆干格交给他做，但他和不少的篾匠师傅一样，已经有些心不在焉了，持续了一段时间，观看了一段时间，他还是决定离开。他依然去搞他的老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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