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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文集-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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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铃和雪橇
由于个人遭际，我对宗教有反抗的一面，但是不能否认，在我孤寂的童年，宗教也有过吸引力。尤其圣诞树上那彩色的灯泡，墙间悬挂的五颜六色的纸环，以及在大风琴伴奏下的充满喜悦的歌声，都曾给过我莫大的快慰。我不愿人家强迫我在教堂里下跪，祈祷时硬逼我合眼，然而我还是很喜欢教堂那高大的拱顶，尖形窗上五彩缤纷的玻璃嵌成的图案和人物故事，更爱那肃穆的气氛。
小时候，有一次我曾溜进北京城东北角一座蒜头状屋顶的东正教堂。那里，礼拜时人人都手执一支火焰跳跃的蜡烛，希腊文的颂诗格外深沉悠扬。祭坛上点的檀香沁人心腑，身穿金线镶边的绛紫色祭披的神职人员忽而举臂向上祈求，忽而又向坛下的善男善女祝福，很觉新奇。
1935年进《大公报》工作时，报社近旁就矗立着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我常为它那铿锵悦耳的管风琴声所吸引。1939年初路经巴黎，我直奔闻名遐迹的巴黎圣母院。欧洲教堂和中国的寺院庙宇迥乎不同，廊柱间却同样缭绕一种与世隔绝、通向凌霄的灵气。
在所有歌曲中，我最喜爱的还是有着银铃和雪橇的《小城伯利恒》和《三个东方博士》，音调是那么轻快怡人。进大学之后，我逐渐迷上了莫扎特的《安魂曲》、海顿的《创世纪》和每年圣诞节必听到的亨德尔的《弥撒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向虽讲求理性，然而有时我也巴不得忘情于一种虚无缥缈的崇高感，听任十八世纪一位天才乐圣用大风琴的音符洗涤一下自己的身心，进到恍若悟人禅定的忘我境界。
我曾对用板子逼我成章成章地背诵《圣经》十分反感。然而我始终认为《圣经》本身则是一部了不起的大书。即便在挨板子时，我也仍能透过泪光欣赏其中动人的故事和优美的文字。我在羊圈里干过活儿，而《圣经》里，羊羔总在咩咩地、娇滴滴地叫着。这里，到处是出自日常生活的生动比喻：种子有撒在路旁的，也有撒在石头地上的。书中举稗子、面酵、撒网为例，又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并且说，一个尽管能讲万国的方言以及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就象鸣的锣、响的钹一般。这些形象化的比喻，在记忆中犹如一盏盏长明灯，永远不会熄灭。
《旧约全书》堪称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部包罗万象的文选——代表着整个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文选，不啻是把《诗经》、《离骚》、《左传》、《史记》和《三国》、《水浒》以及《三言二拍》都编到一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纪》。希伯莱人的伊甸园也是富于魅力的。在这里，赤裸的亚当和夏娃由于偷吃禁果，第一次有了原始人的性觉醒。这里有史诗，有情歌，有颂诗，也有一场接一场的战争纪实。布局周密，有条不紊。从中既可以窥见当时从宫廷到平民的风俗习惯，又可以看到古代的军事部署。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跃然纸上：厚道的约瑟、勇敢的大卫和英明睿智的所罗门。
还在初中时，我曾在宗教课上绘声绘色地讲述过《旧约》中耶和华考验亚伯拉罕的故事，随后把它敷演成也许是我平生头一篇小说：根据耶和华的旨意，亚伯拉罕将心爱的独子以撒带到一座山上去燔祭——用火烧死。我描绘了一路上亚伯拉罕的矛盾心情。孩子蒙在鼓里，还帮爸爸筑起坛，把木柴码好。接着，儿子才问起：“羔羊呢？”虔诚而又狠毒的亚伯拉罕不由分说地捆起无辜的儿子。刚要动手杀害时，天使发话了：不要害这孩子。于是，亚伯拉罕就用一只公羊来代替，献为燔祭。这个故事充满戏剧性。情节那么简洁有力，感情内涵又是那么错综复杂，超自然的结尾来得那么突兀。
1939年乘船夜间驶过红海时，我仁立在甲板上，觉得那一带的星斗特别低，仿佛伸手就触摸得到。遥望北岸那《圣经》描绘过的地带，我仿佛依稀望到骆驼群在沙漠上缓缓移动，恍惚间又有穿细麻布长袍的人们，吹号敲钹，欢欢喜喜地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帐幕。那个被放逐的民族为了生存所做的挣扎，以及被流徙的悲壮场面，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在绝望中，他们企盼一位救世主是极其自然的事，这种企盼给予了这个民族继续奋斗下去的勇气和希望。我从未踏上那片土地，但是由于反复读过《圣经》，我对它好像十分熟稳。
读《新约》时，我首先为耶稣那不同寻常的诞生所吸引。他生在马槽里，爸爸是个寒微的木匠。生下不久，就在希律王的高压下，被迫逃难。他不属于仗着炮舰欺凌旁人的民族，而是备受压迫的民族中的一分子。小时，我们几个淘气鬼曾编过一个顺口溜：
耶稣爱我一脸泥，
我爱耶稣没炕席。
这虽然是编著玩的，从中却看得出我们是把耶稣当作“自己人”看待，认为他是穷哥们儿当中的一个。后来他收的门徒，不是打鱼的就是扛长活的。所以对于耶稣本人，我非但不曾有过反感，而且还是感到亲切而同情的。
他的死又是那么悲惨，那么壮烈，那么不平凡。在客西马尼园与门徒决别的那晚，他对自己将遭受的酷刑是清醒的，也是无所畏惧的。文革时，每看到红卫兵用挂黑牌和喷气式侮辱知识分子，我就联想起耶稣被钉十字架前还逼他穿上紫袍，给他戴上荆棘编成的皇冠，肆意殴打并戏弄他的事。
对于《圣经》以及对于耶稣这一富有革新精神的历史人物，我非但从未反对过，而且深深景仰。至于十九世纪以来基督教在我国行医办学，向落后地区传播现代知识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受惠者，更怀有感激之情。近几十年来，基督教会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也起过并起着推动作用。
二、安娜
在谈我对基督教的看法之前，我必须先说明一个个人情况：我有一位四堂嫂，名叫安娜。她不但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还是位传教士，一位原教旨主义者。二十年代末，我未满十岁时，这位美国姑娘就嫁到萧家。四堂兄当时的家境比三堂兄略好一些，但过的也仍是紧日子。四堂兄倒真像个蒙古人，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又很聪明。他考上了山东齐鲁大学社会系。1926年介绍我参加CY，并直接领导我的李安宅（仁斋），就是他的一位同窗。
安娜如今已年近百岁，正在美国西岸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小镇安度晚年。她在中国足足呆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尼克松访华后两年，于1974年才被接回美国。
回忆自己同基督教的关系时，我无法把安娜略掉。因为尽管她始终未能说服我去皈依基督教，但她毕竟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并曾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而且在感情上，除了我念念不忘的那位大堂姐，在我父母双亡的童年，她也曾是我的半个母亲。
先得说说安娜和我们家族的关系。
我的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只生了我这个儿子。三叔原配生了一男一女。男的就是三堂兄，女的就是那位终身未嫁的老姐姐。安娜是我二叔家四堂兄（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的妻子。
萧家既然是北京东北城一个贫寒人家，四堂兄怎么会娶上一位美国媳妇呢？我也一直纳闷。可能彪形大汉的他，身上另有一种魅力。而且安娜还不是头一个看中他的美国姑娘。我记得在那之前，有个名叫寒尔玛的也来串过门。我也许是家里最早发现四堂兄和安娜定了情的。照外国规矩进人家的屋子，要先叩门。那时我是个愣小子，可不懂这一套。一回，我猛地撞了进去，看到安娜正坐在四堂兄的膝上。于是，我就觉察出她将做我的四堂嫂了。她还给我起了个洋名字：罗伯特，并说那是她在美国的弟弟的名字。
二十年代，白种的美国人嫁给黄种的中国人，那可是大逆不道！两个都是教徒，所以得在教堂里举行由一位牧师主持的婚礼。可是，全北京城他们就是找不到一个肯于豁出去为他们主持婚礼的牧师。美国领事馆大概也立即取消了安娜的国籍，听说她的胞弟在七十年代费了不少周折才使她恢复国籍。
我一直敬重安娜，佩服她冲破种族成见及白人优越感的勇气。为了爱情，她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这位四堂嫂使我晓得了什么是原教旨主义。不但《圣经》中所有的“奇迹”她都深信不疑，而且她动不动就跪下来向上帝请示。她丝毫也没能引起我对宗教的兴趣，然而她是位优秀的英语教师，既耐心，讲解又清楚。我们除了见面用英语交谈（每逢我讲错，她立即指出），我还经常给她写英文信。她改得十分仔细认真，只是在回信中从未忘记提到主耶稣。好在她并不像学校那么强迫我。她是那么真诚善良，多次问我；“领不领洗？”我只是摇头。她就无可奈何地叹息。她始终是我的好四嫂。
作为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洋媳妇，安娜够得上“贤慧”二字。她从未像旧社会许许多多在华的外国人那样养尊处优过。她真正分担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一个蒙族人家的疾苦。她刚结婚时，上有婆婆（四堂兄的继母），又有两位大伯和一位大姑。
安娜对我还有救命之恩。1926年，我因参加CY，一度被捕。是安娜托人把我营救出来的。我被软禁在学校期间，每逢星期天她必带几位教友来探望我。事先她可能已得到校方的默许。我们总是在门房对面的会客室见面。那些热心的教友，一个个夹着《圣经》和《颂主诗歌》。说不上几句，他们就打开《圣经》念上一段，接着就唱起颂歌。最后还闭上眼睛，祷告仁慈的上帝拯救我这个“迷途羔羊”。
一连来过几次后，安娜问我领不领洗。我依然坚定地摇头。当他们唱歌祈祷时，我却在惦念曾同我一起关在报房胡同的那些难友。其中竟有个比我还小几岁的孩子。为什么我被放出来了，而他却还关在里面？左不过是因为我有安娜和她去恳托的洋校长！上帝也只救那些有门路的人。
那些年，军阀正在混战。北京城动辄就戒严。她经历了北伐后的艰苦岁月，抗日战争期间，她们一家人又都困在沦陷的北平。她像旧式的中国媳妇那样孝敬老的，服侍同辈的，照顾小的（她生有一男二女）。除了操持家务，她还先后在好几所大学和中学教授英语，挣钱支撑那个家。
1946年，我由英国回沪，曾偕有一半英国血统的妻子格温去看安娜。一进大门，只见当时已鬓发灰白的安娜，正弯腰在院中一只木盆里洗着衣服。看到我们，她马上直起腰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迎了过来。转年格温决定同我分手时对我说，她原以为中国都是荷花垂柳，亭台楼阁，自从看到安娜那副情状，尽管这是生养自己的中国父亲的土地，她却不想再在这里呆下去了。
格温看到的其实还不是安娜的生活中最落魄的阶段。五十年代初，四堂兄一度失业，就去南斯拉夫驻京大使馆当上一名秘书。及至铁托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公敌，那位秘书也势所必然地进了劳改农场。他在茶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那以后，整个一家的担子就都落到这位美国媳妇身上了。
早在1949年，我就向当时的领导乔冠华坦白了自己有安娜这么个社会关系。我得到的指示是：不要跟她往来。于是，我一直没敢再去见她——其间，有六年我们和安娜一家人住得只相隔一条胡同。我就是凭这股子不越雷池一步的自我约束，几十年来没碰上更大的风暴，没被送入劳改营。1979年我才在事先得到组织上谅解的情况下，从衣阿华赶到洛杉矶旁的小镇惠提尔去看望这位老嫂嫂。1983年，她同女儿和孙女外孙女一起，往还乘四小时汽车，专程到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来看我和洁若。拥抱之后，年过九旬的她侧着头，泪汪汪地望着我，颤音问道：“仍然不信教吗？”我把她抱得更紧些，却坚定地回答：“仍然不信。”她叹了口气说：“我很失望，我曾劝了那么多人归主，但我没能劝成你。可我还是要感激你，因为你从来没有骗过我。”
我有时想：宗教信仰给了安娜以毅力。她未能把我劝入教，因而对我感到失望，却从未有过怨恨。
三、超自然的存在
在宗教问题上，我的焦点始终不曾纠缠在有没有神上，在小说《蚕》中，写到桑叶罄尽、众蚕奄奄一息时，我只是说：“啊，孩子们，你们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拥有一切的主人，便将命运交给我摆布。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大于你们的一个生物，忙得自己都顾不过来。”这就是说，即便有位上帝，他对世界上的饥荒也是束手无策的。这里，我并没从根本上否定超自然的存在，仅仅是说，即便有，它也帮不上什么忙。
西方有个笑话，说一次航海中，船遇到风暴，眼看就要沉没。这时，船上所有的人统统跪下来向上帝祷告，拯救灵魂。惟独有个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不肯下跪。然而其他人害怕一马构害一锅，由于他的异端累了大家，就坚持非要他跪下来祈祷不可。那人只好勉强屈了膝。他的祷辞是：“啊，上帝——倘若有位上帝的话；拯救我的灵魂——倘若我有个灵魂。”要是遇到那样的场合，我的祷文不会比那位怀疑论者更为肯定。
不。我所厌恶并反抗的，是强迫宗教以及为这种方式的宗教铺平道路的不平待条约。从个人来说，更直接，更切肤的，乃是学校里一些教内实权派对我的迫害。
还没接触基督教之前，我就对超自然的存在有过深切的反感。在一篇回忆性的短文中，我曾提到自己的一位远房姑母。她比我们还穷，简直揭不开锅，就来投奔我的堂兄。最初她当然很不受待见。显而易见，她一住进来，又添了一张嘴，而且没个头。
忽然，一天半夜里她在炕上折腾了一番，便硬说是大狐仙附了体。于是，她摇身一变，成了家中一位特殊人物，既能治病，又能保平安，行市一下子就涨了。她浑身好像镀了一层金。触犯她就得罪了大仙爷，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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