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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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人，后来竟牵连到政治事件中，并投阁企图自杀，还留下一个恶名。

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这是什么道理呢？当然，和他的性格有关。前面所引“简易佚荡”，和他在《剧秦美新》一文中自称：“臣常有颠眴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奏美新一篇。”可以看出，他虽有高尚之心，好古而乐道，但缺乏操守之志。看到周围的人，升官晋爵，名利双收，他也就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献文一篇，取悦王莽。

这种情况，在“四人帮”炙手可热，不可一日之时，并不陌生。类似《剧秦美新》之作，也并不少，时至今日，仍从旧日报刊上，常常见到。那些言词的卑污，心态的可耻，较之古人，真可以说是“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

我读了扬雄这篇《剧秦美新》，虽不甚懂，感到也不过是一篇歌颂新朝新帝的应酬文字，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问题”。

就因为他歌颂的是王莽，所以永远背上了黑锅。

至于那些直接间接，委曲、婉转或借古谕今，或将今比古，向“四人帮”献媚献策的文章，戏剧，诗词，小说，多数将作为失误，用覆酱瓶。少数出自名人之手，以后是否被人写入本传，编入本集，就难说了。

从传记里看到，扬雄是个可笑的人物，也是个可爱的人物。他的著作，当然不会因为一篇“美新”，失去全部价值。

我还有一本他著的《法言》，四部丛刊本。

《法言》之十三为孝至。其文曰：“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愿家有老亲者，深思而力行之，这是孝的最高境界。扬氏著作，言词古奥艰深，然其切合实际，有见有识，类多如此。

三、颜说：“蔡伯喈同恶受诛。”

这是指他和董卓的关系。《后汉书本传》：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伯喈名）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虽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蔡伯喈为董卓逼迫，到他那里做了一些事，中间还曾想逃走。可是当董卓死后，他又为他叹了一口气，遇见了王允这种随便加人以罪名的“司徒”，就把老命送了。

《后汉书》的作者，在传后，写了一段“论”。对蔡伯喈一生的流离坎坷，不幸遭遇，三致意焉，是一段很有感情的文字。

蔡的事迹，还被编为盲词戏曲，千古流传。

文士依附权贵，凶多吉少，多有教训，蔡氏当明此义。既为所迫，迫者已死，即当离去。何以又坐在新的权贵面前，发出叹声？是感情冲动吗？

四、颜说：“刘桢屈强输作。”

《三国志本传》：

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

这个故事，蒲松龄曾写进《聊斋》。其实是件小事，也谈不上倔强不倔强。太子高兴，叫夫人出来和作家们相见，当然不是为了叫人们都伏下。如果都伏下，那又叫她出来干什么？刘桢可能少个心眼，没想到这是不能平视的，于是就获罪了。可怪的是，出面干涉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操。他当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这与后来王勃的遭遇极相似。

《旧唐书·文苑传》：

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一篇游戏文字，召来失业，高宗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以上，是指颜之推，用寥寥几个字，概括作家的生平行事，多有言过其实之处。

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固有其个性的原因，但还有历史、环境、所遇，多种原因。也很难分清主次。颜之推为了教育子弟，强调一下个人修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忽视历史与客观的原因，则使不幸的作家，蒙冤更深，对子弟的处世，也没有好处。

1987年11月28日

之三

一

《颜氏家训·文章篇》：

夫文章者……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行多途。

古时，宦途和文途是不分的。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做官。

封建王朝，长期以文章取士。唐宋以前，文学大家，都有官职。一边做官，一边写作。文章好，官声益隆；官越大，文章也更为人贵重。元明以后，渐渐有了不想做官，只想写文章的布衣、隐士。各人情况不同，也时有变化。观其主流，仍以做官为目的。

其实，做官、作文都好，主要根据自身的才能。做官、利民、教民的机会更多一些，效果也更大一些。但自从有了专业作家，为数虽甚少，却使宦途与文途时分时合。身在文途，自鸣清高，却不忘仕进；身在宦途，也不忘以文途为退身之路，失意之后，又拿起笔来。

这样，也就出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在近代形成了文艺理论上的一大难题。有的文艺评论家，瘁毕生之力，反复谈论，也没有谈出人人同意的结果。

这是因为时代和环境，在不断推移。

二

古时文人，并不忌讳政治。历代作家，没有和政治发生过纠葛或牵连的，几乎没有。他们以居官为荣，立功立言并重。古文之一大宗为碑、传、序。这些文章，都以官衔为重，求文者如此，撰文者也都把自己的官职爵位，堂皇地列于文前或文后，读者也不以引为不清高。

民国以后，最初，还是这样。虽然封建形式的文章，减少了一些，但文人不轻视官职，仍如从前。即如鲁迅先生，也直截了当地说：“佥事这个官儿，并不区区。”对彭袁大总统颁发的文虎章，也写入日记。

对官职的轻视，和对政治的反感，是在军阀混战，以及北伐战争之后，因国事日非，官场黑暗，使人民失去了信心，才出现的。

左翼文学兴起，最初，很强调政治作用，革命者以为当然，社会上却有些阻力。三十年代初，出现了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文学。所谓自由人文学，当时的理论家是胡秋原。他在上海神州国光社编辑刊物，提出的口号为“勿侵略文艺”。

即政治不要干涉文艺。在论争时，他还使用了国骂：“管你什么屁党鸟派”。

其实，当时的神州国光社，也是有政治背景的。胡秋原在文化界出名之后，不久就当上了十九路军发动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委员。后来又当上了三青团的中央委员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这样就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文人的言论、主张，和他的实际行动，常常是两回事。从文场进入官场，这是历代文人，无可争议的，一贯的醉心之路。这种道路，已经不是政治侵略文艺，而是文艺侵略政治了。

三

我们的文坛，在过分强调政治若干年之后，出现了反思，要淡化政治。因为政治体现在生活各方面，又提出淡化生活。

也有人进一步提出：文学的起源，不是劳动；文学的基础，也不是生活。比当时自由人的主张，更倒退了好几步。当时的胡秋原，还是崇拜普列汉诺夫的，写过一部很厚的唯物史观艺术论。

过去大谈政治的文艺评论家，现在绝口不谈政治了。甚至也羞于谈深入生活，不得已，则请作家们去贴近现实。贴近当然比远离好，就像恋爱一样。但如果只是到赞助笔会资金的工厂去参观一下，接受一点纪念品，和经理一同照个像，这种贴近，必然还是两张皮。

在作品中，政治可以淡化，生活也可以淡化，但作家的生活欲望，不能淡化。他的衣食住行都要改善，要现代化。住房，坐汽车，安电话，自己解决不了，还得给省长、市长写信求助。作品，希望得个头奖；团体，希望当个理事；室内，悬挂奖章、证书；机关，争取评上高级职称……这些都与政治有关，作家本身的政治，也淡化不了，而且，有越来越浓化之势。

作品品格的高下，不在作品里有没有政治，浓淡如何，而在于作者的用心。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通篇都是政治，却是千古流传的名文。

其实，你愿意谈也好，不愿意谈也好，浓化也好，淡化也好，政治是永远不会忘怀文艺；文艺也不会忘怀政治的。

四

欲提高作品格调，必先淡化作家的名利思想。但这是很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晋书·陆机传》：

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

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

陆机是东吴大将陆逊、陆抗的后代。但他不是一个将材，是一个真正的文材。他的诗文，不只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入仕晋朝以后，不能绝意于功名，以文材而领受大将之职，忘其所以，全军覆没，自己被杀不算，还牵连上两个弟弟。

所以传记又接着说：

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是知兰植中涂，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丹。

这都是自相矛盾的话，也就是事后静观的话，与当事人的处境心情，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些教训，不只在古代文书里，就是在陆氏昆仲的文集里，也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为什么事到临头，不能起作用呢？

这就是传记所叹息的：“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了。

当时，一般的文人，最初，也不过做极小的官，如参军、记室、舍人等等。这都是依附权贵的官，安分守己，还好一些，不然一遇政治变化，就会受到牵连。如日常在待人上，在文字上，得罪的人多，危险就更大。

五

官做得最显赫的，莫如沈约。这人，好像很有做官的才能，会弄点权术。《梁书本传》，有一段精彩的描绘：

时高祖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他日又进曰……高祖曰：吾方思之。对曰：公初杖兵樊、淝，此时应思，今王业已就，何所复思？……

高祖然之。约出，高祖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高祖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高祖命草具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项，高祖召范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云曰：公今知约，不异约今知公。

用简短文字，在谋划禅代的紧要关头，生动而活泼地写出三个做特大政治交易的人的嘴脸，不愧为史传杰作。最后所引范云的两句话，尤千古发人深思！《梁书》为唐姚思廉撰。

沈约虽以劝进之功，进爵三公，但结果亦不佳。

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

可见依附皇帝，也不保险。

在宦途上，最失败的，要算谢灵运。他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这本来很好，可以尽情游山玩水，安心写作了。他却不认命，以为不见知，常怀愤愤，言行不检，到处招摇，得罪官吏，最后，竟以莫名其妙的罪名，被弃市了。

1987年12月3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耕堂读书记（九）

读《旧唐书》

（一）《旧唐书》

《旧唐书》，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共三十二册，价七元八角八分，削价出售之书也。记得此书，六十年代初，购于天祥二楼，抱书出商场后门，路有煤屑，滑倒，幸未跌伤，兴致仍不减。

此书，前有明人杨循吉、文征明、闻人铨三序，皆述重刊之由，旧书之佳。末有清人沈德潜一跋，对于此书校刊经过及其源流特点，叙述简明扼要，抄录如下：

旧唐书成于后晋时宰相刘昫。因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崱�、崔龟从诸人所记载而增损之。宋仁宗朝，奉诏成新唐书，而旧书遂废矣。后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转多援据旧书，以新书中所载诏令奏议之类，皆宋祁刊削，尽失本真，而旧书独存原文也。二书之成，互有短长。新书语多僻涩，而义存笔削，具有裁断。旧书辞近繁芜，而首尾该赡，叙次详明，故应并行于世。

耕堂曰：沈德潜的这段话，是很有见解的，所论甚是。中国传统，异代编史，也是有道理的。时近，固然容易翔实，然遇有忌讳之处，则反不如过一个时期，容易下笔。但也不能时间过长，要适时为之。有些历史现象，时间太长，后代人就难以想象，只能靠传说，仿佛其梗概。例如“文化大革命”，虽只历时十几年，青年人就难以印证。有时，甚至说也说不清楚。所以，每一种史书之成就，多是既有当时官方记录，又有同时代私人的多种记载，再经大手笔，总汇成书，垂诸后世。

在文字上，也没有成法。“义存笔削，具有裁断”，固然不错。如果弄得过头，就会失去多数的读者。我觉得，如能多存史实，文字即使繁芜一些，对于后人来说，还是有好处。

人们读的是历史，要求多知道一些事情，记事详尽，文字又美，当然好。只求简练，减去内容，就不能叫做好史书了。

所以，笔削之说，常常是靠不住的。很多生动材料，存在于原始记录之中，后人笔削之时，常将一些灵魂性的材料，以各种理由删去，就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就爱读“繁芜”的史书。

史书一事，甚难言矣。司马迁一家之言，起自荒古，迄于汉武。其所据，有传说，有载记，有创意。要之，汉以前为笔削前人记载，定其真伪；汉以后，则为他家世职业所在。

然人际关系，语言神态，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