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贝-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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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沉在海底的古船，时时有种沉沉的睡意从天花板上压下来，压在脑袋上，使人迷醉，酒会越喝越多，沙发越坐越陷下去，经常可以嗅到麻醉的味道。不时有人喝着喝着就头一歪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然后醒过来，再喝，再睡一会儿，直到某处传来漂亮女人的笑声惊醒，总而言之，这其实是个非常危险的温柔乡，一个人想暂时丢失一些自我的时候就会坐车来这儿。

我总是碰到一些上海滩上有名的演艺圈内人、画家、音乐人、传媒佬，就算彼此都认识到了这儿也只是点个头，说声你好吗？马克坐在我的旁边，和吕安德用德语说着什么，那种语言把我从他们的世界隔离开来了。我自得其乐地喝酒，脖子仰着喝酒很好，我会想起梦中的一只天鹅，我在伤感而优雅的情绪中自我沉沦。

马克的手又不动声色地来向我的臀和腰问好，我突然看到我的表姐朱砂和一张熟悉的男人的脸走进我的视野。我瞪大眼睛，她和阿Dick亲密地拉手走进来，几乎在一秒钟的时间里，他们也看到了我。他们没有任何反常的表情，而是很快地向我们走过来。

马克认出了朱砂，叫她的英文名字，“嗨，Judy。”

朱砂新跳槽到了那家德资公司后，马克就是她的老板。听我介绍说朱砂是我表姐，马克露出惊奇的表情，“你们一点也不像，”他说，“但都是聪明迷人的女孩。”他露骨地恭维着，可能在这儿突然遇到公司的下属，而且还是他秘密情人的表亲，这使他没有心理准备。我可以想象他在上班时的另一种样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对职员说一不二，一切按规章办事，像上足油的高精度的机器，比如我住所墙头上德国钟就是那样分秒不误，性能可靠。

朱砂仿佛猜到了我与马克的关系，她对我微笑着，眨眨眼睛。我注意到她穿了件G2000削腰外套，亭亭玉立，像从巴黎春天广告招贴里走下来的模特。

然而吸引我注意力的还有件事，苍白英俊的画家阿Dick和我表姐在一起，手拉手，显然不是一般的朋友，他们一副热恋情人相，可马当娜在哪里？

音乐和酒精使人昏昏欲睡，我睡着了，等我醒过来，朱砂和阿Dick已经离开了，吕安德也想回他下榻的银河宾馆。马克对他说“先送你回宾馆”，他又回过头来，对我说，“然后再送你回去。”

我可能是真的喝多了，头靠在马克的肩上，嗅着来自北欧大地的花香和淡淡的狐臭，这种异国的性感体味也许是他最打动我的地方。车子经过银河宾馆放下吕安德，向我的住所开去。我顺从地伏在他怀里，他沉默着，窗外成片的街区和路灯掠过，我想我至今还不清楚在他眼里的我是什么样的角色，但没关系，他不会为我离婚不会为我破产，我也没有向他献出所有的光所有的热，生活就是这样，在力必多的释放和男女权力的转移中消磨掉日日年年的。

车子开到了我的住所，我承认我有些伤感，喝酒以后总是容易伤感的。他跟我一起下车，上楼，我没有说“不”。他开始脱我的衣服的时候，电话铃响起来，我拎起话筒，天天的声音。

他的声音遥远而清晰，话筒不时有静电的滋滋声和猫叫声，他说他住在靠近海边的一家旅店里，受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房价和食物都很便宜，一天的花销不会超过200块，去药浴桑拿房里也只有他一个人，他的声音听上去很愉快，他说小猫线团也很好，明天他打算去海滨游泳。

我想不出跟他说什么话，马克把我抱起来放在桌上电话边上，我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抓着他的肩，他的脑袋拱在我的肚子上，他的舌头隔着内裤舔我的阴部，弄得我酥痒无比，浑身无力。我尽量把声音放得自然些，问天天那儿的气温有多高，女孩穿什么样的裙子，有没有去过椰树林，没有什么人打他坏主意吧，人们看上去若无其事的，并不表示他们没有坏心眼——要看好钱物哦。

天天笑起来，说我是个比他还糟糕的怀疑论者，对什么都不信，凡事都往坏里想，骨子里对生命持有否定态度。天天的话像羽毛一样轻轻飘进我耳朵，然后融化了，我什么也没听进去，他的笑声使我觉得他适应陌生环境的能力比我想象的好，他的声音变成贝多芬琴键下月光般的音乐阻止了我内心的紊乱，我只感到一种快乐从脚底心涌上来，这种舒筋展骨的快乐是白色的，纯度为百分之百的牛奶的醇香，天天向我道晚安，在电话里他很响地吻了我几声。

我放下电话，马克把那东西射在我的裙子上，那么白那么多像百分之百的牛奶。

有一句话，“情永远需要禁忌”，禁忌犹如世上最好的春药，当有一天我在天天的葬礼上回忆起以前的很多事，我记起了这次电话经历，仿佛带着某种象征意味，仿佛在我身体里的不是别人而是天天，天天通过一根纵横万里的电话线来到了我身边，他的低语就在我耳边，他的呼吸声和笑声就在我的头脑最敏感的地方，闭上眼睛我第一次体验到天天给予我的清晰无比而又诡异无比的肉体的感觉，轻盈的、腐烂的、嘶嘶嘶的气流，一段无法与常人诉说的通灵般的洗礼，我一直对“通灵”一说有浓厚的兴趣，我也第一次领略到了身心交融的奇特通感，我决心对世上的宗教有所信仰，最重要的还是我隐约地被一种使人发疯的念头抓住，迟早我会有一个孩子的。雾蒙蒙的黑暗中轻风托起了金色的花，一个婴儿长着翅膀突然从暗中飞起，是这个男人或那个男人的，是这次或是那次。

马克离开的时候我发现了地板上的皮包，他初来中国时一直误读成“包皮”的那东西，我浑身乏力，可还是有兴趣翻一翻，里面有几张VISA，MASTER卡，四方俱乐部的贵宾卡，还有一张全家照，我这才发觉他不仅有个气质不俗、微笑起来很迷人的妻子，还有一个三四岁大的儿子，金色的鬈发，蓝色的眼睛，像他。

我睁大眼睛，摇摇头，他们看上去都很高兴，有些让旁人嫉妒，我亲了一下马克英俊的脸，然后想也没想，顺手从皮包里那厚厚的一叠人民币中掏出几张，随手夹进一本书里，反正他不会发觉少了这区区几张钞票，跟老外打交道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大部分时候他们像少年儿童一样简单明快，喜欢就是喜欢，没兴趣了马上会告诉你，同时也缺少心眼儿，不像有些中国男士一样时时心细如发。

我事后琢磨了自己这一小偷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我想可能是出于对那张全家照上快乐气氛的嫉妒之意，还有就是对我的德国情人微妙的惩罚，让他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下丢掉一些人民币，然后再一往情深地渴望着我吧，我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指望可言，也不负任何责任，情欲就是情欲，只有用金钱和背叛才能打击随时会发生的由肉欲转为爱的危险，原来我一直都害怕会真正迷恋上马克，再也离不开这份火烫、刺激、爽透的地下情。

半小时后，马克气喘吁吁地来敲我的门，我把那只圣罗兰牌钱包递给他，他亲吻我，把钱包塞进口袋里，然后微笑着转身匆匆跑下楼梯。

我在阳台上看见他重新钻进别克车里。车子很快一溜烟儿地消失在深夜无人的街头。

　十五、冷　冷　的　圣　诞

吴大维坐在皮转椅上不停地操着鼻涕，晚报上说一种甲三型病毒性感冒影响了本市，市民们应该注意卫生防止疾病，保证睡眠和食物营养，空气流通。我把窗子打开，坐在空气清新的窗口，尽量让自己坐得舒服些。

“我总是梦见一个房间，放着一盆太阳花，花枯萎了，然后种子飘散，长出更多的太阳花，使人恐惧，还有一只猫，它想吃花，跳起来的时候跳出了窗子，坠楼消失了，我一下站在房间门外目睹了这一切，心跳加速，还有个梦是讲一个盒于，我打开盒子里面有一只小一点的盒子，再打开还有更小的盒子，直到最后盒子都消失了，我手里拿着一本书，很重，然后我要寄走这本书，但忘了地址忘了寄给谁。”

吴大维和颜悦色地看着我，“你内心一直有恐惧，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出现的某种变化和自己的写作陷入困境，比如怀孕比如书出版的前景自我表达的焦虑，你渴望心想事成，但总有一些东西在卡着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些就来自于你自身假想的牢笼，冯马士·墨顿说，‘人世间惟一真正的愉悦，是从自我设置的监狱中逃出来，’说说你的感情生活吧。”

“不算太糟，但也不是完整的。”

“你在担心什么？”

“永远消除不了的虚无感，同时还有一种爱的汁液鼓鼓囊囊地盛在我的胸膛里，却无法释放，我爱的男孩不能给我一次完完全全的性，甚至不能给我安全感，他吸麻醉品，与世无争，抱着小猫去了南方，仿佛随时都会离开我，我指的可能是永别。一个己婚男人却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身体的满足，但对感情对内心的虚无感起不了作用，我们用身体交流，靠身体彼此存在，但身体又恰恰是我们之间的屏障，妨碍我们进一步的精神交流。”

“对孤独的恐惧才使一个人学会去爱。”

“我想得太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男人不会愿意与想得太多的女人交往吧，我还能记住我的梦并记录下来。”

“所以说人生并不简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重视自己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你己知道怎么做，用精神分析克服绝望，你不甘于平凡，你天生有魅力。”他的话很温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经常这样安抚女病人，自从找他做分析师后，我就不太在平常约他吃饭、打球，跳舞了，因为担心一举一动尽在他眼皮底下被时刻分析。

阳光照进来，一些浮尘像思想的微粒一样翩蹑起舞，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支着脑袋，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女性意识成长中觉悟了。我是不是一个有魅力的女性，我是不是有些虚伪、势利、呆头呆脑，生活中的问题连成一片，我要花一生的精力就为了能克服这股来者不善的力量。

圣诞节。整整一天没有人给我打电话。黄昏的时候天是灰色的，但不会下雪，上海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该下雪的时候下雪了。我看了一整天的影碟，抽了一包半七星香烟，无聊得透不过气来。我给天天打电话，没人接。给马克打电话号码拨到一半我就放弃了，今天晚上我的确是想和一个什么男人说说话，呆在一起的呀。

我烦躁不安地在屋里走了一圈，最后决定必须要离开这个屋子，去哪儿我不知道，但我在手袋里装了足够多的钱，我的脸也化过妆，我想今晚一定会有该发生的事发生。

我招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小姐，去哪儿？”我说，“先随便兜兜吧。”车窗外的街景充满节日气氛，尽管圣诞不属于中国文化，但同样给了年轻时髦的人群一个可以纵情狂欢的理由。不停看到有情侣双双对对出入于餐馆，百货公司，手里拎着购物袋，商店也在借机打折促销。一个又将充满泡沫欢乐的夜晚。

司机一直在跟我搭话，我懒得理他。出租车的收音机里此时正在放一段吉他的solo，然后主持人的声音嗡嗡地响起，说的是所谓北京新声中脱颖而出的一支乐队，然后很奇怪的，我听到了我熟悉的一个名字，朴勇。

几年前我还在杂志社的时候去北京采访过他和其他的乐队，当时我们手拉手在夜晚12点的时候走过天安门广场，他站在立交桥上说要向我表演行为艺术，他拉开拉链对着天空小便，然后他托住我的头亲吻我的嘴唇。这种粗放形式的浪漫使我好奇，但我担心与他做爱时他会要求在我身上撒尿，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的怪招儿，我们一直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并且很少联系。

朴勇的声音在电波里出现，他回答了主持人一个有关音乐创作的平庸的问题，然后他开始与一些听众交流。其中一个女孩问他，“中国有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摇滚”，另一个男孩问他周围的女性给了他怎样的音乐灵感。他咳嗽几声，用低沉性感的声音对着孩子们胡说了一通。我叫住司机，“在这儿等我几分钟。”

我说着下车走到路边的电话亭，插迸IC卡，很幸运地，我没费力气就拨通了电台热线。

“你好，朴勇。”我高兴地说，“我是倪可。”接着我就听到了一阵夸张而动人的问候声，“嗨，圣诞快乐！”他在电台节目里有所顾忌，没叫我“宝贝儿”。“今晚来北京吧，”他轻率而快乐地说，“我们在忙蜂酒吧有个Show，然后还有通宵的派对。”

“好的，在圣诞夜我会飞来听你们的音乐。”

挂上电话，我在电话亭外来回走了几步，然后果断地钻进的士，对司机说，“往机场开吧，越快越好。”

五点多就有一班飞机飞往北京，我在机场买到了机票，然后坐在候机厅旁边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我并不觉得特别愉快，只是觉得不再恓恓惶惶，六神无主，至少此时此刻我有行动的目标，我有事可做，那就是去北京听一场热闹的摇滚以度过没有情人和灵感的圣诞。

飞机准时起飞，准时降落。虽然我每次坐飞机都怕飞机从天上掉下来，因为这种又大又笨的铁家伙在稀薄的空气中总是很容易掉下来，但是，我依旧热爱坐飞机。

我径直去了朴勇的家，敲门，邻居说他不在。我徒然地在那个四合院里站了一会儿，决定单独去吃顿好好的晚餐，飞机上的点心我一口也没吃，北京的餐馆价钱比上海的稍贵，但菜的味道幸好不那么令人失望。我不时地被邻桌的北方男人打量来打量去，他们那种北方特征的眼神会使一个独身来此过圣诞的上海女性深感安慰，至少证明她依旧是个迷人女性。

忙蜂吧，一个历来以摇滚人云集出名的酒吧，有无数长发或短发的面有病容但屁股绷得紧紧的乐手，他们比赛弹吉他的速度也较量追求漂亮女人的手段。这里的女人（Groupie或称骨肉皮），都有好莱坞女星般圆圆的胸脯，至少在某一方面能吸引混在音乐圈里的坏胚子们（有钱、有权、有才、有身体等等）。

音乐很吵，烟味、酒味和香水味都挺重，穿过暗得像实行灯火管制的走道，我看到了朴勇。他抽着烟在串一串银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