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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K-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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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前的这个礼拜五，两个头脑严肃的年轻人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开车到了纽约，在纽约港港务大楼，他们神情厌恶地穿过大厅里那些成堆的酒鬼、流浪汉、妓女和拉皮条的人群，到存包处事—个提箱。这两个小伙子是神童，刚满二十岁就做了物理学助教并且参加了学校的一项高级研究工作，他们一点一点偷窃了一些实验材料和适量的钚元素，最后用这些东西做成了一个微型原子弹，他们伪造修改了实验报告，所以并没有人注意到少了东西，小提箱里放的正是那颗原子弹。
从十二岁起，亚当·格里斯和亨利·蒂勃特就被看作是智力超群的天才。他们满腹经纶，没有一丝恶习，从他们的父母那里接受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了对人类应负的责任，这种认识特别加强了他们对人性的一些丑陋面的憎恶和鄙夷，诸如酗酒、赌博、玩女人、吸毒和贪食等。
他们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视着世界上邪恶的东西，他们为核武器的扩散而感到担忧，人类的命运危在旦夕，他们决定要挺身而出阻挡这种可怕的灾难。因此他们就造了一个只有半吨量的微型原子弹，这样他们可以把这颗原子弹放置到某个地方，以此来警告当局，并向他们显示一个人的发狂举动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他们把自己深思熟虑的计划看作是独一无二的和神圣的，但他们并不知道，由政府指命的一个高级专家智囊团已经预测了这种情况，并在一份心理调查研究报告中把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列为人类孩子时代潜在的危险之一。
在纽约，亚当·格里斯和亨利·蒂勃特还把一封警告信寄给了《纽约时报》社，他们的信中解释了他们的动机，并要求在把信转交给有关当局之前先公开在报上发表。为了制作好这封信，他们花了很长时间。不仅在措词上斟酌再三，以防止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恶意的举动，而且更费事的是他们从各种各样的报纸上剪下来一个个的单词、字母，然后粘在一起拼凑成了一封信。
炸弹定时在下个星期二，到那时信件已经转交给当局，并由他们把它找出来。这将给世界各国的头脑留下一个记忆深刻的警告。
在罗马，也是在复活节前的这个礼拜五，特蕾莎·凯瑟琳肯尼迪这位美国总统的女儿，结束了她在欧洲浪荡的生活，准备起程回国，陪伴她的父亲往在白宫。
她的秘密勤务局的特工小组已经为她做好了旅行安排。按照她的指示，他们为她订好了复活节这个礼拜天从罗马飞往纽约的机票。
特蕾莎·肯尼迪今年二十岁，过去几年她一直在欧洲学习哲学，先是在著名的巴黎大学，后来又到了罗马的一所大学。在那里她和一个激进的意大利学生谈过一次颇为认真的恋爱，在她这次回国之前，他们刚刚断绝了关系，双方都感到了解脱。
她爱她的父亲，但是作为总统的女儿，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公众的注意，不能随便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使她感到恼火。她曾信仰共产主义，还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她倡导人类要有兄弟姊妹般的爱。话说回来，个人自由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她倒是从来没有为自己拿着基金会的钱随意挥霍而感到愧疚。
出于一种奇怪的心理，她抱着人人平等的信念拒绝了一些作为总统女儿享有的特权，也很少到白宫去看望她父亲，也许下意识里她因为她妈妈的死而疏远了爸爸。在她母亲患病而濒于死亡的时候，她的父亲却整日忙于竞选，捞取政治资本，这是不能原谅的。
母亲去世后，她决定到欧洲去放纵一下自己。不过，根据法律条文，她作为总统的直系亲属享有受到特工保护的特权，她原本打算自动放弃这种特别的保护措施，但她父亲央求她不要这样做，弗兰西斯·肯尼迪告诉她，他不能承受万—她发生什么意外的打击。
由二十多特工组成的一个分队三班轮流，全日监护着她的安全。无论是她下饭馆，还是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特工们都不离左右。他们租了与她同一个公寓的房间，弄了一辆通信车以便在街上跟踪她。她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而且她必须把自己每一天的日程安排提前告知这个特工小组的头头。
特工们都象是长着刚腼孔：一半是她的仆人，一半是她的主人。当她把一个异性伙伴带回公寓的时候，特工们用电子窃听设备甚至能听到他们交始合欢的声音，有时也着实能吓一跳——先是如痴似醉狼嗥一般，后来渐渐竟没了一点声音，这时特工们就紧张地扬起脑袋，象捕捉耳边的风声一样，警觉地听着耳机里的动静。特蕾莎拒绝了最高级别的近身保卫措施，她自己驾驶汽车，步行时也不要特工陪伴在身旁，而且还不让他们住和自己相邻的房间，她坚持要特工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是让他们竖起一圈不易察觉的保护墙而已，这样能给她留有一块自己私生活的天地，但这样的安排也带来不少尴尬场面，有一次她上街买东西，想打个电话却没有零钱。她以为身边的那个假装买东西的男子是她的保镖，就靠近那个男子说：“你能给我点零钱吗？”他迷惑地看看她，十分吃惊。她意识到她一定是认错人了，这人不是她的保镖。她放声大笑，连忙道歉说明原委，那人给逗乐了。爽快地给了她几个零钱，“既然是肯尼迪小姐，当然乐于效劳。”他开玩笑地说。
象许多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一样，特蕾莎·肯尼迪天真地相信人性本善的学说，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她为自由而奔走，抗击世道的不公，即使在日常生活琐事上，她也从不犯鄙俗小气的毛病。小时候，她就曾把自己攒的零花钱捐给了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
作为总统的女儿，在许多事情上她常常感到左右为难，她赞成合法堕胎，支持左翼激进组织，为此常遭到她父亲的政敌的攻击和辱骂。
就是在谈情说爱的事情上，她也天真地寻求平等相处的关系，她喜欢绝对的坦诚，憎恶任何欺骗行为。
在旅居国外的这几年里，她也吃过几次苦头。有一次在巴黎，她漫步在街头，欣赏着这个大都市的风采，差点遭到几个躲在一座大桥下面的流浪汉的强奸。还有一次是在罗马，当她给两个乞丐掏钱的时候，他们试图抢走她的钱包，幸好这两次她都被警觉的特工救了出来。但是这些有惊无险的遭遇并没有丝毫改变她的人性本善的信念。她相信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良知的明灯，没有一个人能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深刻体会到男人对女人的控制和压迫，但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男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是如何互相残杀搏斗的，她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会以最残酷无情的手段倾轧他人。
她的特工小组的头头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阅历很深，只是现在老了，不能再为那些大人物做保镖，就被派了这么个简单的差事。
他对特蕾莎的愚鲁无知感到很吃惊，试图开导开导她。他泛泛地给她讲了一些人世间残忍恐怖的故事以及他干特工这么多年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他讲这些的时候比平时要袒露得多，反正他也干不了几天了。
“你还太嫩，不了解这个世界。”他说，“处在你现在的地位，你要尤其小心，你总是太天真，以为你对别人好，别人也就对你好。
不是这么回事儿。“就在前一天，她开车捎了一个搭车的男子，使得那家伙以为她对他有意思，就想动手动脚。特工小组的头头迅速采取了措施。当那个搭车的男人刚要摸她的大腿时，两辆特工的车把特蕾莎约小轿车逼到了公路旁。
“我给你说个故事。”头头说：“我以前给政府里最聪明和最好的一个人做事，搞一些秘密活动，有一次他粗心大意中了别人的圈套。这是一个恶棍，他本来可以轻易把我的老板干掉，可是他卖了一个人情，不知什么原因把老板给放了，说‘记住，你欠我一笔帐。
’后来我们花了六个月时间追捕这个家伙，最后把他给逮住了。我的老板不容分说就干掉了他，根本就没给他讨价还价的余地。你知道为什么？老板他自己这么对我说，这小子觉得他挺能耐，象个主宰别人的上帝，这样的人让他留在世上实在太危险。而且我的老板是一个根本不讲什么人情报恩的人，他说那家伙自以为是的恩赐不过是个诡计，下次再与他打交道，说不定就会吃亏，你当然不能轻信他的诡计。”
弗兰西斯·伊克斯维尔·肯尼迪能当选为总统实在是美国政坛的一个奇迹，一半是靠了他自己非凡的体力和智力，另一半也是靠了肯尼迪这个名字的神奇魅力。尽管他只做过一届参议员，但他还是顺利地坐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
他是1963年遇刺而死的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一个远房侄子，但并不属于目前仍然活跃在美国政坛的肯尼迪家族。实际上，虽然他只是一个远亲，但是在整个庞大的家族内，只有他承袭了他的两个叔叔约翰和罗伯特。肯尼迪的超凡出众的神奇航力。
弗兰西斯是一个法学方面的神童，他二十八岁时就做了哈佛大学的教授，后来他开办了自己的法律事务所，积极参与在公共管理和私营经济两个领域的法律改革。他的法律事务所并不赚多少钱，钱对他并不重要，因为他有一大笔遗产。但是他在法律方面所做的工作确实给他带来了全国性的声誉，他鼓吹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增加对穷人的福利，他热心帮助那些伸手无援的人。
在他竞选总统期间，肯尼迪带着自己的主张横扫全国。他倡导美国人民应该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机制。什么才能使文明得以延续？他问他们，是执政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政府必须保障公民的安全；使他们免于遭受犯罪的威胁和物质贫困，必须保障每个公民能以任何合法的手段追求个人幸福。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要求被统治者遵守社会法律，推进文明的发展。肯尼迪还提议，作为这个神圣的社会契约机制的一个内容，美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应当通过全民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由国会、最高法院或总统来做出裁决。
他发誓他将消除犯罪、消除贫困，他以为贫穷是滋生犯罪的土壤和根源。他应允将由联邦政府及其社会安全和福利部门推行一项全国性医疗保健计划，以保障每个人在工作退休以后能过上一个舒心的生活。
为了显示他追求和实现这些理想；并且抛弃荣华富贵的生活。
站到老百姓一边的决心，他在电视上宣布他把自己价值四千万美元的家产捐赠给美国财政部。这件事做得很漂亮，全国每一个电视台都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这个经过严格法律程序的财产转交仪式。弗兰西斯·肯尼迪的高大形象在选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穿梭飞往各个大城市，他的车队甚至升到了一些乡村小镇上，每到一个地方，他的美丽的妻子和女儿总是陪伴在他的身旁，更给他增添了不少风采，他完完全全征服了公众的心。他在电视上三次与共和党候选人公开辩论时也是所向披靡，他以他的机敏睿智和朝气勃勃的形象彻底击败了对手。公众对他如痴似狂，从来没有哪个总统在他执政伊始受到过这么热烈的拥戴。然而使他可以征服世上万事，却对变幻莫测的命运无可奈何，就在他举行总统就职典礼之前，他心爱的妻子死于癌症。
尽管亲人的死使他感到悲痛欲绝，他还是实施了执政的第一步计划。在竞选期间他就做出了一个勇敢的举动，他提前提名了他的私人高级助理班子，以取得公众的认同。他提名一个黑人人权活动家阿德布拉德·格里为高级助理之一，推举他做总统与国会之间的联络人，负责协调国内事务。他还挑选了一名妇女做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件，而且还把她列为高级顾问之一。其他一些阁员提名倒没有什么新意，只是沿袭传统。正是靠了他这些得力助手的帮助，他取得了施政以后的第一个胜利。他成功地修订了一些社会安全保障的法令，从而使每“个有工作的人在退休之后都有足够的钱维持晚年生活。为实施这个计划，他增加了对美国的一些大公司的税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很快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死敌。
这初步的胜利之后，肯尼迪看起来就愈来愈失去了当初锐不可当的势头。他原先作的那些承诺，诸如在重大国事问题上举行全民投票，以及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医疗保险计划等，都遭到了国会的抵制，肯尼迪自己对国会在他前面竖起的坚如磐石的墙越来越失去了耐心。
尽管肯尼迪和白宫的总统班子竭尽全力地拼搏，还是令人绝望地发现他们的计划一个一个地被挫败。
在他总统任期最后一年里，他意识到他在这一场搏斗中几乎已全线崩溃。这使他恼羞成怒。他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对的，他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他捍卫了道德的立场，而且他的行为都是理智的，是为了美国的生存和发展，但是现在看来，什么理智和道德在美国的政治竞技中都不值一钱。
肯尼迪总统等到给他的顾问班子的成员都上茶以后，才开口讲话。
“我不打算再竞选连任。”他平静地说，看了看副总统，接着又说，“海伦，我希望你能准备竞选总统。”
他们都目瞪口呆，只有海伦·杜波里朝着他微笑。在座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微笑是她最厉害的武器之一。她说：“弗兰西斯，我觉得倘若你真要做出不竞选连任的决定，那么也应当在我不在的时候和你的顾问班子全盘磋商一下。不过在我走之前，我想说一下我的意思。我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体有些灰心丧气，但即使假设我能当选，我也不会比你干得更好。我认为你应当耐心一点，你的第二任期一定会更富有成效。”
肯尼迪总统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海伦，你跟我一样明白，美国总统往往在第一任期比在第二任期更能施展影响。”
“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这样，”海伦·杜波里说，“不过在你的第二任期我们也许能弄一个不同的众议院。另外我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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