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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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所以在这些城市国家内出现的新兴工业，虽有由“外放分工办法”转进到工厂

制的趋势，其资本主义的体制不能算已成熟。马克思说及这些地区的“资本家生产

方式”，只“或断或续的出现”（详注＇42＇），不为无因。

给劳工低于生活费的工资，迫害劳工，值得有正义感的人士口诛笔伐，但是这

种种不仁不义之事，只要它们没有使整个组织垮台，或其运动停滞，就不能算是初

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致命伤。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理性的系统（rationalsystem），

端在其能继续发展。在这需要的条件之下，不能没有国家法治的维持。意大利大陆

上各城市国家的经验，则是无从产生一种政治体系，来继续培养资本主义之成长。

米兰在西班牙统治时代，政府组织抄袭西班牙的贵族型式，工业衰退，人口外移。

在奥国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段时期，经济已有复兴的趋向。政府收入增加，于是将以

前典卖承包与人的税收及产业赎回，资本家及商人得到大批现金回笼，但是这批资

金多用于购买公债及土地，投资于国际贸易。城中虽有纺织及冶金的基础，却没有

得到投资和扩张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形，布罗代尔特别指出，存积资本不仅是个数

量上的问题，而且需要继续成长的机会和环境。

有了以上各种背景，使我们觉得研究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时，专门注重工业资

本是不够的。即算考察得彻底，仍只成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

可以回头再检阅威尼斯的情形。她既没有农业基础又缺乏雄厚的工业，反能保持在

商业资本上不断的成长，而且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在内部造成有限制性的代议政治

（parliamentarianismoflimitedfranchise）（不过，用“议会”＇parlamento＇

这个字称呼立法机构，始自米兰），都替以后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创设了新例。

检讨威尼斯的资本主义体制，我们还是从资金流通、经理雇聘、和服务性质的

事业一体使用的三个原则（详第一章）比较容易着手。

在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时，威尼斯常不是各种方法与工具的首创者，但是她能

使各种方法与技术适用于本身的环境。即如在银行业开始活动的时间和活动地区的

范围上讲，威尼斯远不如佛罗伦萨，即较小的市镇如路卡和塞纳也较威城占先。可

是威尼斯的资金用于本地的商业，不在外国做投资生意，尤其不借款与外国王室，

在财政上支持他们的对外战争。这种稳健政策也与威城外交政策相始终。迄至15世

纪初年，威尼斯仍避免在大陆拓士，她只以各种方式保障商业道路的安全，向有关

各国获得贸易的特权和最惠待遇，与她在海上发展的侵略性和积极性截然不同。

欧洲中世纪以来，国王私人对国家财政负责，一到紧要关头，需要押当珍宝首

饰，向臣民借债又常有借无还，最妨碍信用之展开，威城无此种毛病。1171年因为

准备与拜占庭帝国交战，威尼斯曾向人民强迫借款，但是所欠15万银马克，代之以

公债、证券得以买卖。1262年又将所有公债归并整理，对证券付年利5％，这利息虽

低，但是百余年未曾间断。

威尼斯没有产生过巴底（Bardi）、帕露齐（Peruzzi）和麦迪奇式的银行家兼

财阀。她的新式银行如黎多银行（BancodiRialto）和信用通汇银行（BancoGiro

ofVenice）出现时，已分别是1587年和1619年，比之银行界先进，已经算迟。其

他小银行之产生，有如中国之钱庄，起先在黎多桥畔摆摊子，主要的业务不是放债，

而是转账。银行家持有大型的账薄，主顾口头传示，将存款转拨给交易的账户，免

于现款出进。照理主顾不能透支，银行不得记浮账，发空头借款，可是事实上如此

圆通周转的情事经常有之。威尼斯的好处是地方小，重要批发商和银行家也屈指可

数，所以很多事能以非正式的办法对付。如果有人做得过分，只要法庭禁止他到黎

多岛，就等于叫他歇业。

并且威尼斯的信用贷款不集中，更可以使私人借贷普遍展开。天主教不许高利

贷的禁令，也可以用汇票规避，如果银行或钱铺将应该接受汇款的日期提前或推后，

也可以同时将应付的数目减低或增高，次之则汇票可以买卖转让，因之也可以利用

为一种短期贷款的工具，通常为120天。一般威尼斯的借款，年利20％，有风险的借

款利息更高，但是由贷方承受风险。

合伙经商之称colleganza者开始最早，以后虽不重要，也没有完全断绝。其原

则是各投资者将货物信托与一个随船旅行的经纪，此人也可能是船员，凡获利他都

抽取1／4。一次的商运经常代表100以上的投资人，他们的股份可大可小。随船的经

纪也可能在10个以上。富裕的商人，也可以同时投资于很多个如此的合同，于是足

不出户，坐收多方辗转牟利之效。1255年威尼斯颁行的航海法规定，凡是商船总要

有一个货主或其代表为全船首长。熟悉航海技术的船长反成为首长的大副。船上又

有一个书记，带有公务人员的身份，对政府的商务委员会（ConsolideiMer－can

ti）负责。他对船上货物有极详尽的记载，必要时能拿出作证，凡是船上有违例的

情事，即使涉及船长也要提出报告。

随着时代的进展，这些组织也有不同的改革。以前合伙经商多是家人兄弟，通

常一个驻屯海外，掌管近东埃及希腊和黑海间的买卖，一个留守在威尼斯。1300年

后，商人已经无须随船来往，无亲属关系的人合伙经商的情形渐多，海外经纪也多

用雇聘，或者以抽佣金报酬，或付固定的薪水。合伙经商组织似有限公司者，所订

合同有时间限制，通常有效期为3年至5年。亦有组织一个集团包船或承包整个护航

队的船舱，接受其他商客的运费者。威尼斯政府在一般情形下不支持独占，总希望

商业的利益让全体公民均沾，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尤其是对方的外国已有政府专利，

例如在埃及购买香料，或在亚魁来办棉花，威尼斯商人遵今必须组织经营的财团

（cartels），集体和对方讲价钱。

复式簿记起先以为为威尼斯首创，现在看来热那亚出现更早。但是威尼斯商人

作了很多改进，如用阿拉伯字记账，将借方列在左端，贷方列在右端互相平行的格

式。14世纪威尼斯已经开始有海上保险，并及于船货。大概十字军东征之后，朝圣

的船只经常带信，威尼斯与各地商业消息之来往已无问题。14世纪以来威尼斯商人

又经常得到大批关于海外贸易的消息与价格。大概在15世纪之初，威城与西欧国家

密切接触之后，参议院每月派一个邮差由陆路传送公文，商人也可以付费托带信件。

威尼斯参议院有监督造船厂工作之职权，即使船只在厂外建造的，也规定它们

的尺寸，因为有时候政府需要出价收买。在多数情形下，参议院组织商船护航队。

各船出航入港有一定的季节。护航队的海军提督由统领会同四十人委员会委派。因

为其中有些商船尚为政府所有（货舱则已租赁与一般商人），所有船上的划桨手又

战时即参加战斗，所以商船队与海军船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1300年前后威尼斯的

造船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有杆之船尾舵代替了舷舵，蜈蚣船上的划桨手，三人成

为一个小单位，行动较前更为便利。威尼斯的护航队，一般官有民用，开始进出于

英伦海峡，往来于伦敦、南开普顿和布鲁兹（Bruges）等处。这些船只带来生丝、

棉花、樟脑、硼砂、麝香、食糖等物，而从西欧运回地中海则为羊毛、皮革、锡、

白蜡、钵碟、纺织品、黄铜器等等。史料显示，从北欧到南欧，水运费用和陆运费

用的比较，是1：20，可以想见这种航行利润之富，不过后来受英法百年战争的扰乱

而长期停顿。

威尼斯对其公民的管制可算严格，可是其种种规定无一不是替她的商业繁荣和

前途着想。和其他政治组织比较，她制度里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能算浓厚。这也就是

说，她不以创造程序、注重形式、满足官僚自尊心为目的。参议院以下各种执行机

构，大部分以委员会主持，也有很多政府方面的律师从中协助解答各种问题。

威尼斯的民法和航海法是狄波罗（GiaoTiepolo）为统领时，在13世纪前期

编纂的，后来根据商业习惯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又经过多次修正。从时间上看，这

创始仍在很多意大利大小城市之后。

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虽说可以溯源于罗马法，其中大多数条文是由于在意

大利大小城市中经过实际的运用，于11、12和13世纪之后成为各地的习惯法，又透

过法国，才被北欧各国接受。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法律对树立现代商业的信用制度

有极大贡献。汇票、提货单和信用状能够协商、转让、流通，在法律面前生效，已

经用不着说了。像“海损”（averagingloss），“海难救助之求酬权”（salvag

eclaims），“以船作抵押的借款”（bottomry，借方承担船的海上损失）和“船

货一起抵押的借款”（respondentia）等等条例，迟至17世纪在英国仍认为是“神

秘”，可是在意大利已经通行好几百年了。这后面几项措施在12世纪以来即成为

“间接保险”的工具。如此商人、船主、银行家和保险家都能预先计算损失，对于

借钱与贷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计对方冒险的程度，于是经商成为一种

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信用才能展开，于是剩余的资金此来彼往，

互相活用。皮永恩说欧洲信用制度起先完全是西南欧罗曼司语言国家的功劳，看样

子也是在意大利构造成功之后，才传到法国的香槟省。

不仅是中国的作家，连很多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能彻底体会到，商业大规模

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业之进出，不一定要货币亲自登

场。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赖于以农起家的资本家和商人间的鸿沟逐渐消失，社

会之间产生一种“架构上通贯的力量”（structuralcoherence）。这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社会中之内在物资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换，于是可以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韦

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calculablel

egalsystem）。虽说这系统也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在纸面上产生，它到底要与社会

体系符合，不能完全闭门造车。我们看到中世纪结束时英国尚且瞠乎其后的情形，

也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型国家，要树立一个类似的体系之艰难

了。

我们纵不能和其他城市比较，去衡量威尼斯对信用制度所作技术上贡献之程度，

其成为此间中流砥柱，应毋庸置疑。因为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没有一个如威尼斯牵

动如此多的商人，经营如此之久，而其组织设备如此之完善。威城被称为“科学统

计之出生地”。政府对稍重要商人的资本都加以调查，见于官方记录。接受商业诉

讼之法庭为curiadiPetizion。即是外来的商人与本地人订有合同，发生争执，也

可以提交此商业法庭判断。律师由官方指派，但是当事人自雇律师的也各听其便，

所有账簿和通讯都可以传送到法庭核阅。威尼斯旅外的商人则享有治外法权。

一个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则是15世纪初年她的财政收入，已超过每年150万

金达卡（ducats，每达卡含纯金3．55格兰姆，近于1／8盎司）之数。以现代的价值

计，约近于美金8500万元。当时中国的人口，为威尼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间。明朝

人所谓“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余石”，虽然无法折成今日的价格，也和150万金达卡处

于一个相类似的范畴之内。

关于威尼斯之衰亡，历史家至今还有各种不同的争执。传统的解释是1453年土

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失去了凭籍。1488年葡萄牙人又通航

经过好望角，兹后截断红海间制肉香料的交通，使远东的产品环绕非洲进入西欧。

也有些历史家认为这种过于简化事实的说法都有毛病。地中海的贸易并没有因这两

件事情而枯竭。葡萄牙人也没有完全截断红海间的来往。16世纪末期，威尼斯的商

业有一段回光返照的局面，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只有增加，没有减退。中欧的矿产也

增加生产，通过威尼斯去换取东南的物资。威城的银行也替北欧及意大利各城市转

账。威尼斯的商人更出现于很多前未履足的地方，如瑞典及波兰。

还有些人埋怨威尼斯不应当于1400年之后在大陆拓地，陆上的发展就是海上的

撤退，顾西则不能顾东。还有作家认为亚德里亚海岸的森林砍伐过度，影响以后威

尼斯的造船业。也有人认为威尼斯不应当让雇佣军作战。16世纪之后威尼斯的工业

虽有片面的发展，其主权则在外国人手里，威尼斯则因公债和军费累积过多，文艺

复兴期间，大量资金用于建筑，没有在产业上投资。也还有人责备威尼斯不能远瞻

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改变的局面，没有用她的力量作未来统一意大利的打算。

这些情形都有所称叙的理由，也代表见作历史，必有个别的见解。但是我们今

日在20世纪的末期，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阅威城发展之经过，以考察

资本主义的形成重心，则认为关于威尼斯的衰退很可以用地缘政治（geopolitics）

的观念解释。威尼斯之效率高是由于内部和谐，其能如此，也是由于地方小，结构

简单，所以她用商业组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