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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明朝当王爷-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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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航海家哥伦布虽然于1492年到达了美洲,但他没有到过中国,不可能使巴喇西产生与中国交往的愿望。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
在公元1500年以前中国人已到达过南美洲,到达了巴喇西,带去了国书和瓷器等礼品,当然还有航海图,并与巴喇西友好交往。那么,在15世纪能到达美洲的,只有郑和指挥的船队,也只有他的船队能代表明王朝往各国“开读赏赐”,而他最后一次航行是1431年出发的。
11世纪到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还没有大举入侵南美洲,南美洲还完全是印地安人的天下。巴喇西是印地安人的大国,物产非常丰富,已有相当发达的文明,这使得它有能力进行环球性的航海。巴喇西与中国明朝的交往,无论对中国、对印地安文明还是对人类历史,都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意义。
祝允明的记载为孟席斯的见解提供了重要佐证,问题解决了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找到直接证据,尽管很难,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研究郑和航海的有关史料时,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即使是最详细的《瀛涯胜览》和《星搓胜览》,也不是郑和航行的全部记录,它们的作者马欢、费信也只参加了其中的部分航行,有很多活动现在已知的文献中并没有记载。
因此,不能认为没有记录的就没有发生过;二、郑和航行并不是船队所有船只都一起行动,而是经常派出分队到一些国家去活动,有几次船队被巨风吹散,有些船就失踪了。
祝允明在另一部书《前闻记》中摘录了有关宣德五年郑和第七次航行的一些情况,可惜他没有全部照录,只是“漫记其概”。这次航行全部人员达27550名,规模庞大。
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开船,八年三月十一日到古里(在今阿剌伯半岛)。二十日“大舟宗船回洋”,很清楚是指挥船(“宝船”)返航,还有其他船继续往各处活动。在《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也经常说到“分舟”往某国的事。
至于船队飘散,也有记载,刘大夏就说宣德年间那次航行死了数万人。其实并不是都死了,有失踪的,有些船飘航到美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明朝的文献、档案,尽管散失了不少,但留存到今天的仍然浩如烟海,整理出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丰富的明朝文献中,是不是埋藏着有关中国人到达美洲的记载呢,有可能。但要整理全部明朝文献档案,按现在的整理速度,据专家估计大约还要100多年;
三、这一研究也有赖于美洲历史的考证与研究,这在中国史学界是个薄弱环节。由于美洲原住民的文明遭到了彻底的破坏,给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也不是无可作为。
例如,巴喇西使臣沙地白所携带的“贡品”中有玻璃制品,有“胡里丹”,如果能在巴西找到印地安人(或叫“印加人”)当年制造的玻璃制品,或考证并找到“胡里丹”,就有了新的证据。
郑和航海史的研究涉及很多领域,应该是综合性、多学科的研究,史料的搜集也应该在多个领域进行。对史料也要作综合性的思考,不能囿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希望对郑和的研究引发史学研究从观念到方法的突破。
书香闷递'转贴妙文' 当我们爱上严嵩
近来,翻看历史,看到王世贞所著的《明史:奸臣传》,心里很有感触,觉得严嵩简直不是一个东西,其子严世藩更不是一个东西。看过之后,很是郁闷。觉得泱泱大国,堂堂的大明朝廷,竟然任这瘦冬瓜来折腾,无论哪个方面,都是政府的失败。
国家权力沦落到这样的人渣手里,国家绝对要完蛋。但我仔细读过之后,觉得大明朝廷并没有完蛋,反而越活越新鲜,宛如缺氧的鱼掉进了水里。这就更加郁闷,再读之后,发现,严嵩一生,好像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的事情。
严公仆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是嘉靖皇帝(明世宗),接近二十年,不上朝理政时,严公仆为了皇帝的嘱托,加班加点,不嫖不赌地努力工作,几乎累得吐血。个人生活方面,爱情、家庭都不错,夫妻相敬如宾。私生活也非常检点,坚决不讨二奶,更别说三奶四奶,或者小蜜了。
工作时间内,也没配按摩或者佐笑女秘书,顶多配他自己的儿子,父子俩几乎“义务”为皇帝献身。纵观严公仆,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典型的,朴素的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由此可知,严公仆的健康成长与健康堕落,都是善良的政府培养出来的。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老严绝对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好干部,好同志。即使是:吃喝嫖赌,也是一心为公;贪污受贿,必然迫不得已。为朝廷,赤胆忠心;为国家,鞠躬尽瘁。
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居然成了大奸贼,大贪官,实在让人费解。在我把《明史》仔细翻过之后,我才觉得,历史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宛如没有信誉的小姐。
其实小姐也讲信誉:只要你付的不是假钞,小姐也不会给你假的肉体,即使年龄稍长,也是真正的碳水化合物,让你感受到基本的弹性与起码的满足。
仔细想想,觉得老严真有些冤枉: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任何为官的,都必须要遵守官场游戏规则。作为严公仆,当然不能例外。一个从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知道生命的艰辛与苦难。在科举考试的残酷道路上,摔爬滚打,好不容易才熬出了头。
熬出了头的严公仆,当然明白,革命不是请客送礼,革命就是请客送礼。特别是官场游戏的潜规则。任何人打破这种游戏,等到的都是凄惨的命运:不是被皇帝拿下,就是被同僚拿下,甚至被下人或者佳人拿下。这个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
严公仆为此,小心翼翼,为皇帝努力工作。——历来伴君如伴虎。为了伴好虎,严大人就不可能不说违心话。一说违心话,讨好了皇帝,却获罪皇帝身边,也想讨好皇帝的其他人。实质上,这都是为了争宠,进行的相互攻讦。朝廷之争,权力之争,历来你死我活,没有第二条道路。
为了自己活得好,就是为了让别人活不好,只有别人活不好,才能自己活得好,这是为官的根本目的之一。这在我们今天,也是绝对真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相互勾结,共同欺骗,达到双赢互惠。但人是唯我动物,本质上是自私的。
皇帝只有一个,大臣却有一大群。皇帝不用选择,大臣无法选择。宛如我们今天的企业:董事长只有一个,经理却有一大堆。一旦形成雇佣关系,经理没有选择,只能好好干;董事长可以任意选择:你不干就滚蛋。
为此,董事长吃定了下属,下属却不能吃定董事长。皇帝吃定了大臣,大臣却不能吃定皇帝:这就是权力,或者暴力。企业是董事长的,董事长说谁就谁。国家是皇帝的,皇帝说谁就谁。嘉靖皇帝与老严,实质上就是雇佣关系,前者拥有绝对权力,后者拥有被动抉择。绝对权力主动,相对抉择被动。
在此之下,老严开始了他的为官之路:审时度势,挖空心思。审时度势是智慧,挖空心思是心术。二者结合:为了出人头地,必须打倒同僚(能剥夺对方生命最妙)。要打倒同僚,既要认清自己,又要认清皇帝。
老严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心知肚明:讨好皇帝,是革命成功的唯一出路。犹如我们今天,讨好上司,是向上爬的唯一出路。事实上的严公仆,真正做到了这点。这当然是智慧的较量。也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更是权力与欲望极度膨胀之果。作为自然人,都是有欲望的,作为社会人,更是如此。
一旦掌握了权力,人的基本心态就发生本质的变化:有时几乎不是人,或者简直不是人。特别是拥有一般权力之后,总是挖空心思,不计任何代价地想拥有更大权力。拥有更大权力的人,在欲望与利益的驱使下,当然更想拥有更更大的,拥有更更大的,还想拥有超级大的。
而拥有超级大的,不遗余力想拥有绝对大的。这就是权力的贪婪,也是人性的贪婪。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人的欲望必然空前膨胀。特别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那种为所欲为,那种惟我独尊:这也是中国的历史。权力绝对化,导致集权者,自然心理与社会心理的极度畸形。甚至我们今天。
如前所述,老严在那个时代,难免不进入这种政治角色的追逐。在这种追逐当中,嘉靖皇帝是绝对让人恐怖的一个人,也就是说,绝对权力遭遇绝对暴力之后,就看谁的定力怎样了。
嘉靖皇帝在那个时代,努力继承了祖先的强权意志:用暴力说话。拥有绝对权力下的绝对暴力。一个国家在此前提下,没有谁不胆战心惊。因为暴力不知什么时候,就降临到头上。特别是大明政府,经历了刘瑾、魏忠贤等先进公仆的太监们,宛如虐待狂一般的美丽折腾之后,皇帝对权力的集中,控制,就更加强烈,统治的手段,也更加极端。
到了嘉靖帝之时,对权力的绝对拥有,是皇帝们的基本梦想。作为一般大臣,在皇帝绝对权力的感召之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基本地位,也不得不看重权力,这样,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权力网络,谁不遵守网络游戏,谁就率先淘汰。
我们知道,嘉靖皇帝(明世宗)是个随心所欲的人,性情变化无常,几乎没有人能够揣摩其心思。在这样一个皇帝手下供职,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笫三分册“明世宗”条下有这样的评说:“(世宗)刚愎自用,用法愈为深刻。”
世宗猜忌、多疑、嗜杀,冷漠。对自已的妻儿、侍婢、臣僚,一概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陈先生又说:“盖以多疑之人,行隔绝之政;以高高在上之智为愚,以察察为明之视为暗,则臣道不得不流入脂韦,不得不熟谙世故,不得不但恐抉剔,不得不俯首鞠躬。世宗之信严嵩,此即可推知矣。”
由此可知,大臣们在次前提下,要想把握住自己的人文良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再看一则资料:据《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曾说:“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
此言的意思是,当首辅的(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后果责任,要甘于背黑锅,勇当替罪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其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可知,皇帝刚愎如此,臣下之难可想而知。
在此前提下,如果没有超常的智慧,要想在皇帝身边周旋,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老严,经历复杂,综合素养也不错,最起码的,是一个标准的文人,或者知识分子。虽然,文人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不是文人,但二者有同一性。
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政府培养官员。漫长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官制度史。在此前提下,官员之间的相互倾轧,就成为一种必然。为了战胜对手,就必须要有非常手段——想方设法取得皇帝的信任,但作为一国之君,起码的智商是健全的,真正闭目视听的皇帝是少之又少的,所以,作为大臣,伴虎的难度可想而知。
从严公仆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可窥探到严公仆的自我与社会心理。老严揣摩皇帝心理,至少是成功的,这点,我们可以用如下事例为证:《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世宗宠信严嵩,有如此记载:“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
这段文字,我们可知,严公仆当时对皇帝的基本态度。正是如此,老严才使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对此,世宗心中有数。以至后来,世宗对严嵩多有褒奖。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等。
哪怕是令老严致仕时,世宗还在谕旨里说“嵩小心忠慎,”甚至致仕后的待遇,也比其他首辅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此事说明,薄情寡恩的世宗,对严公仆的确不错。
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明白,严公仆之所以如此,与他一心一意忠于皇帝有关,一心一意跟定主子,是做大臣的基本功。这在我们今天,仍然实用。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被说成是奸臣,实在有些勉强。
当然,我们不否认,严公仆这样做,肯定有他的基本动机,但看完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老严有背叛皇帝的任何动机,或者任何言行。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肯定是全民学习的榜样:一心一意跟党走,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政府,最起码也得评为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但老严对名誉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在老严看来,只有皇帝,才是生命中的唯一,只有对皇帝忠心,才是生命中唯一的价值。抱着这样的理念,老严在政治腐败不堪的时代,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实在是明智非常的。
这其中,我们不否认,当然有对权力的渴望。但纵观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严公仆有什么过分之举,甚至为其亲家在皇帝老倌面前求一个基本官职,还被皇帝老倌痛斥。由此可见,老严的弄权是不成立的。更不用说残害忠良。
国人的价值观念,由于根深蒂固受到“价值二元论”的影响。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常常采取非善即恶、非正即邪、非白即黑,冰炭不同炉,水火不同器的价值取向,因而往往扭曲事实。不自觉地颠倒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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