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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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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文学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比较体察社会实况。他们在霍光的支持下与桑弘羊展开的辩论，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不同的治国政策。经过这次辩论，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贤良、文学活跃一时。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类专卖。“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22 王莽改制
因改革而断送自己命运的王朝，在历史上极为鲜见
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
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马的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
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这样，他还不满足，公元8年，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王莽当政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打出《周礼》的旗号，宣布实行改制。公元9年，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8口而田过一半（900亩），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实质上是复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使用了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种货币，称为“宝货”。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货币贬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王莽集团对人民的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
王莽还实行了“五均六管”，即在全国几大城市里设“五均司市”负责管理市场，平衡物价，收税和贷款；实行盐、酒、铁器官卖；钱由政府统一铸造；收山林、池沼和农商、手工业税，表面好似有益于民，实际是王莽集团的又一次变相搜刮。王莽所用“五均六管”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张长叔等人，都有家资数千数万。这些人有了特权，便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币制改革已给商业带来严重的创伤，百姓更是一贫如洗。贫苦农民无处谋生，就连上山打猎、放牧，以及捕鸟、捕鱼、养家畜、养蚕、纺织，甚至缝补、算卦都要上税。
除此之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长安去服劳役的人一次竟达10万之多。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更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他还托言古时皇帝纳120女致神仙，将民间女子大批选入宫中，供其淫乐。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23 赤眉绿林起义
推翻新莽政权，是赤眉绿林起义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赤眉绿林起义是爆发于西汉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有的成为地主豪强的佃农，更多的则完全被排挤出生产领域，成为辗转沟壑的流民，甚至沦为奴婢。
由于封建统治动荡不安，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为汉祚已尽，王莽借机篡权。王莽为缓和社会危机，实行托古改制。
由于托古改制措施损害了贵族、官僚、地主的利益，激起了社会经济的大混乱。加之王莽法禁烦苛，滥用刑罚，又对边境少数民族无理用兵，结果民怨沸腾，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
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最后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公元18年，山东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莒县东北）集合饥民百余人起义，占据泰山，附近农民纷纷响应。不久樊崇的同乡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等都率领群众参加，起义队伍猛增至数万人。他们以泰山为中心，转战山东，到处捕杀官军，没收地主财物，严惩恶霸地主。
樊崇领导的起义队伍，都是纯朴农民。他们没有文书，没有号令，也没有旗帜和标识，领袖和普通老百姓平等相处。其中职位最高的人被称作“三老”，其次是“从事”，再次是“卒史”。这些都是原来对乡闾小吏的称呼。他们互相之间以“巨人”相称，表示地位平等。他们约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作为起义队伍的纪律。
这支起义军屡败王莽的地方军。王莽派太师王匡，率大军前往镇压，被打得落花流水。为了和王莽军队区别开来，他们把眉毛涂上红色，因此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纪律良好，当时流传的歌谣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起义武装和王莽官军的爱憎。此后赤盾军活动于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诸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声势越来越大。
在赤盾军起义的同时，全国农民起义军还有铜马、大肜、五校、高湖、檀乡、五楼、富平、获索等二十余支。其中力量最强的一支，是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与王莽太师同名）、王凤领导的队伍。他们以绿林山为基地，因此被称作“绿林军”。
公元22年，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一带发生了传染病。
绿林军决定分散转移，由王匡、王凤领一支人马，向北攻占南阳（今河南南阳），号称“新市兵”；由王常，成丹领一支人马，向西攻占南郡（今湖北江陵），号称“下江兵”。不久，平林（今湖北随县北）人陈牧也聚集一支队伍响应，号称“平林兵”。
正当绿林军不断发展扩大的时候，一些地主阶级分子也乘机混入。如汉朝皇族、破落地主刘玄参加“平林兵”；南阳大地主刘秀率家兵响应，号“春陵兵”。绿林军组织成分复杂了，领导权逐渐被地主阶级分子所篡夺。
公元23年五月，绿林军已发展到10万人。他们推选刘玄为皇帝，建元更始，王匡为定国上公，设置三公九卿，建立了革命政权。接着，王凤指挥八、九千农民军，英勇杀敌，里外夹攻，打败了王莽围攻昆阳（今河南叶县）的42万大军。
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9月，绿林军攻入长安。长安城内百姓乘机暴动，打进皇宫，处死王莽。有人把他的舌头割下，因为他说尽了骗人的谎话。“新”朝的罪恶统治结束了。
刘玄政权建立不久迁都洛阳。第二年又迁至长安。在刘玄迁都洛阳时，赤眉军领袖樊崇亲率起义军首领20多人去洛阳，表示对更始政权的信赖和支持。就在这时，刘玄这个没落贵族的地主阶级本性也开始暴露出来。他日夜在后宫饮宴，先后将农民将领申屠建、陈牧、成丹等人用计骗进宫中杀害。
樊崇为了团聚部众，离开洛阳。刘玄又派军队攻打王匡、张卬等及绿林军一些农民出身的领导人。农民军和刘玄集团矛盾尖锐起来。
与此同时，混入绿林军的另一地主阶级分子刘秀，到河北发展自己的势力，于公元25年六月建立了东汉政权。
赤眉军在樊崇等率领下，分兵两路向西进发，所过之处，给封建统治势力再一次扫荡和打击。公元25年正月，进军弘农（今河南灵宝南）。这时，义军已扩大到30万人，樊崇把起义队伍进行了整顿，分万人为1营，共30营。这年六月，赤眉军进至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这时由更始政权中逃出来的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向樊崇劝说立宗室。农民军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樊崇从队伍中找出来姓刘的70多人，最后以抽签的办法，选出15岁的牧牛娃刘盆子为皇帝，年号“建世”，国号“汉”。皇帝有了，下一步当然要设立文武百官。
按地位和作用，樊崇是赤眉军领袖，威信最高，因此丞相一职应由樊崇担任。但樊崇不识字，不能看、批公文，只好由初识几个字，能读懂《易经》的徐宣作了丞相，樊崇作御史大夫，逄安、谢绿分别做了左右大司马。
在郑县（今陕西华县北），革命政权就这样组成了。9月，赤盾军开进长安，更始帝刘玄投降，被农民军处死。
赤眉军进长安后，经过整顿，纪律严明，各营闭门自守，长安附近治安良好。以前因避王莽之祸或躲更始政权骚扰的长安市民纷纷回来，“市里且满”。但赤眉军不知道怎样管理夺到手的政权。长安的地主阶级看到赤眉军政权不同于更始政权，不代表他们的利益，都把粮食隐藏起来。赤眉军在长安1年多，粮食断绝，不得已撤离长安，向西北就食。当时车甲兵马“众号百万”，所过无敌。他们走到陇县西北的番须山谷中，正遇上天寒大雪，战士衣薄，很多人冻饿死去，只得退回长安，准备东归。这时赤眉军人人想家，军心涣散，出长安时只有20万人，一路上又散去不少。公元27年初，赤眉军在崤底、宜阳一带，被刘秀用重兵包围，被迫投降刘秀。
同年夏，樊崇，逄安再次起义，旋即被镇压。
赤眉绿林起义推翻了新莽政权，给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使得西汉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得到暂时的缓和。但是，在新的封建统治者所布下的陷阱里，这一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终于失败了。刘秀窃取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经过10年时间，先后削平地主割据势力，重建了统一的东汉封建王朝。
24 白虎观会议
儒学经典与谶纬迷信的钦定结合
白虎观会议是汉章帝时（79年）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在白虎观讨论儒经的异同的一次会议，会后，章帝命班固把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典籍公布，影响深远。
自西汉初年叔孙通制礼作乐以来，儒家思想渐渐开始得到重视，汉武帝时期，采纳经学大师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经义为汉治法，攻读儒经成了经师们荣显的专门行道。但汉武帝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当时有名的儒家学派，皆为其在大学设一讲座，谓之学官。充学官者，并不只是《诗》、《书》、《易》、《礼》、《春秋》五经。然而，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汉书？儒林传赞》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鉴于当时诸经分派分支太多，对经义的解释也各有差异的状况，宣帝乃“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制决”史称石渠阁（未央殿北藏秘书的地方）奏议，这成了封建政权第一套完整的法典。西汉末年，哀、平之际，儒家哲学内部发生经今，古文派之争，刘歆于皇家图书馆秘室中发现的古字体《春秋左氏传》、《毛诗》、《易礼》等在王莽时代被立为学官。自此以后，经今、古文二派斗争激烈，你消我长。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东西结合起来，完成了东汉国教的形式，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性质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到了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把西汉宣帝、东汉光武的法典和国教更加系统化，这就是所谓的“白虎观会议”。
章帝建初四年诏引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云：五经章句繁多，议欲省减。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樊奏以，先帝大业当以施行。于是，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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