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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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帝建初四年诏引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云：五经章句繁多，议欲省减。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樊奏以，先帝大业当以施行。于是，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就是白虎观奏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作为这次历史性会议结果的集中体现者，是《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等。《旧唐书？经籍志》说它是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说它是班固撰。实则是班固作为史臣对当时的白虎奏议加以系统整理的结果。


　　《白虎通义》实际就是这次会议的记录。全书共分4卷，书中除征引六经传记外，杂以谶纬，将今文经学与谶纬糅合一起，体现出东汉统治思想的特点。


　　从《白虎通义》所引的经传来看，它是尽其杂糅混合之能事，将《易》、《诗》、《书》、《春秋》（包括各家的《序传》）、《礼》、《乐》、《论语》、《孝经》以及各种逸文，和图书谶纬混合在一起。


　


　



























25　东汉外戚宦官专政





在腐朽的政风中走向灭亡


　　外戚宦官专政，是东汉后期特殊政治事件，对当时的朝野震动颇大。大凡每个封建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经济崩坏，皇帝昏庸无能，这就为外戚、宦官操纵朝政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东汉末年的外戚宦官专政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典型说明。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建立政权后，为防大权旁落，对外戚的防范极严。所以，刘汉政权机制运转还属正常。章帝死后，其子继位为和帝时，年仅11岁，难以视政，只好由其母亲窦太后临朝听政。母后听政，必然要倚重其娘家亲属以为辅助，其兄弟窦宪等掌握实权，由此开始了外戚专政的局面。但是渐渐年长的和帝开始对其舅父窦宪等不满起来，于是，宦官郑众等趁机为和帝谋划，将窦宪党羽一举收捕，夺回政权，郑众等宦官因此得以封侯升官，宦官开始得势，这也是宦官与外戚的第一次交锋。此后，东汉政权就在外戚与宦官的争夺打斗中摇来晃去，皇帝就似任人摆弄的布娃娃，完全成了傀儡。


　　和帝死，出生仅百多天的殇帝立，不到数月死。于是，邓太后与其兄弟邓骘迎立年仅13岁的和帝之侄为安帝，邓太后掌握大权，引用外戚，但她汲取窦太后的覆灭的教训，尽量恭谨守法，礼待宦官郑众、蔡伦等人，尚保平安无事，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邓氏一门立遭贬黜，邓骘等兄弟子侄7人被迫自杀。邓氏被灭，宦官并未得势，安帝又引其母家耿氏，妻家阎氏等外戚掌权，但更加骄横无度，政治也愈加腐败。安帝死，阎氏掌大权，迎立年幼的北乡侯为少帝，不久少帝病死。对外戚独揽朝政，宦官早心怀不满，意图夺权，这时见时机一到，宦官孙程等19人共谋，发动宫廷政变，杀掉阎显及其同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宦官声望陡然升高，他们既被封侯，又被破例恩准可以收养子以传袭爵位。


　　顺帝时，以皇后父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顺帝又任命梁商子梁冀为大将军执政，东汉的外戚政治进入最黑暗、最腐败时期。梁冀不学无术，无才无德，向来横行不法。顺帝死，年仅2岁的冲帝立，梁太后听政，其兄梁冀掌握大权。


　　一年后冲帝死，立仅8岁的质帝。质帝幼而聪明，即指斥梁冀为“跋扈将军”。梁冀听了既恨又怕，觉得这小皇帝不好胡弄，于是支使人暗中毒死质帝。又立15岁的蠡武侯为桓帝。


　　桓帝即位后，娶梁冀之妹为皇后，梁氏更加飞扬跋扈，权震朝野。


　　梁冀身为大将军执政，又有皇太后、皇后两个妹妹镇守宫中，许多宦官也是他安插的亲信，皇帝已处于他监控之下，甚至生命安全也为其掌握。桓帝为了讨好外戚，既增加梁冀封邑，又增加梁冀所领大将军府的官属，倍于三公；又封梁冀的兄弟和儿子皆为万户侯。梁冀的封户前后共3万户。梁冀掌政，其妻孙寿也大获封赏，被封为襄城君子，兼食阳翟租税。又加赐赤绂，和长公主相同待遇。梁冀嚣张的气焰使人望而生畏，不但不敢得罪，而且还必须顺从拍随，凡朝廷百官升迁，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政府部门报到任职，太尉李固、杜乔等耿直之士不肯依附他，都被他诬陷处死。文武百官，顺之者生，逆之者死。他还不惜用诬蔑、下毒、强取豪夺等手段，威吓众人。桓帝曾大会公卿，共议如何特殊礼遇梁冀之事。有司奏请准许梁冀入朝不趋，带剑上殿，谒赞时不称名，其礼仪比于西汉开国功臣萧何。以定陶、阳成余户、增其封地为4县，其势比东汉开国功臣邓禹。


　　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于西汉中兴功臣霍光。群臣朝会时，为其独辟席位，凌驾于三公之上。对于这样优厚的待遇，梁冀心里还不高兴，觉得有司所奏礼薄。


　　从此，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政事无论大小，莫不由他谘决之。


　　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生活上更是骄奢淫佚。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梁氏为了炫耀其灼天气焰，大肆修建豪华宅地、园林，皇宫般富丽堂皇，他在首都附近辟猎场，逶迤千里。设兔苑养兔，绵延数十里，征发吏民费数年工时才得以完成。曾令各地上交活兔，不得有任何损伤，违者死罪。曾有一西域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一兔，结果因此处死者竟达10多人。他还将数千良民掠为奴婢，又称之为“自卖人”，视东汉禁令为废纸。各地贡献给皇帝的珍品，上等者皆选送梁府，剩下者才交皇宫。据统计，梁氏一门前后有7人封侯，女子7人被封君（相当于侯），2人为大将军，3人为皇后，6人为贵人。娶公主为妻者3人，文武大臣57人，掌权20余年，拥立三位皇帝，是东汉外戚中无有比拟的权臣。


　　外戚灼天气焰引起宦官不满，斗争时明时暗。桓帝为外戚所制，也想摆脱梁冀控制，多得些自由，所以当梁太后、梁皇后死后，即与宦官唐衡、单超等人策划铲除梁冀。延熹二年（159年），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5人发动政变，将梁氏一门无分老少长幼，尽皆斩尽杀绝，梁冀慌恐自杀，其他公卿将校处死的数十人，免官300多人，朝廷的高官几乎被罢黜一空。被没收的梁冀家财，拍卖后得钱30多亿，朝廷因此而减当年天下租税之半。


　　梁氏外戚是被铲灭了，但是，政权实际上并未回到桓帝的手中，而是为宦官们所掌握，单超、徐璜等5人因诛外戚有功，同日封侯，世称之为五侯。又小黄门刘普、赵忠等8人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执政，情况比外戚执政并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加腐败混乱。他们把宗族亲戚派到地方上担任刺史、太守，贪赃枉法，榨取民财，形同盗贼。单超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徐璜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兄具恭为沛相，都是为害当地的贪官。徐璜兄子徐宣为下邳令，因求汝南太守女不得，竟然发吏将其女捕到衙署，用箭射死，埋尸县衙。宦官侯览的哥哥为盖州刺史，将辖区内富足人家以诬陷手段抓来杀掉，没收其财产装入腰包，前后累计达亿万数。侯览自己霸占他人住宅多达381所，良田万亩，还新建府第16座，并仿皇宫模样，宾客仆从在地方为非作歹，侵扰百姓，劫掠旅客，地方官稍加干涉，即被罢官，是非完全颠倒。宦官单超早死，皇帝除追封为车骑将军外，又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并赐国葬。后又派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葬。由其死可想见其生。此后，四侯骄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宦官的贪污无耻和强取豪夺，使老百姓受尽其苦，无法忍受，于是纷纷“起而为盗”，组织反抗。延熹八年（165年）桓帝立贵人窦氏为皇后。桓帝死，无子。窦皇后与其父窦武迎立12岁的灵帝，窦太后临朝听政，以窦武为大将军执政。窦武与太傅陈蕃等谋划诛锄宦官，先控制政府中枢和部分近卫军，又掌握首都及附近地方政府机构，准备将宦官逐步剪除。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灵帝和窦太后，假传圣旨收捕窦武等。窦武拒不受诏，聚兵数千准备抵抗，但最后还是被困自杀。事后，窦太后被软禁于云台，灵帝完全为宦官所控。本来占尽优势的外戚居然被宦官的突然发难搞垮，可知宦官的势力在当时是多么之大。


　　曹节、王甫诛杀窦武、陈蕃等人后，自相封赏，加官进爵，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令守长，布满天下。王甫、曹节等死后，宦官赵忠、张让等12人都任职中常侍，封侯贵宠，世人称之“十常侍”。灵帝甚至宣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待是我母”。宦官得到了空前的恩宠，他们愈发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东汉的政治也愈加混乱。


　　东汉后期的政治，一言以蔽之，可谓是外戚宦官政治。这种政治使皇权旁落到外戚和宦官之手，而皇帝则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形同摆设，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非作歹。惑乱朝纲，为害地方。不管是外戚掌握也好，还是宦官掌权也好，都是为了满足其自己的贪欲欲望，于政治无补，于社会无益。相反，只会导致政治更加腐败，经济更加糟乱，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东汉王朝就是在外戚与宦官的打来斗去，皇帝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的过程中走向灭亡的。


　


　



























26　东汉党锢之祸





士大夫政治抗争的第二次大惨剧


　　东汉党锢之祸，是东汉桓、灵时的两次打击士人和太学生的事件，影响深远。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敢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选拔出来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这种清议发展到后来，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气节的士大夫必然退归田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早在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识分子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是与世无争，而透过其表象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外戚宦官当朝的强烈不满。所以，当朝廷安车玄纁，到深山谷中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宦官为伍，不但不应征，而且进而指斥时政。《后汉书？党锢列传》称桓帝、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与避居深山或山野的耆年渊德者相对应的，是居于太学年青气盛的青年学生。东汉桓帝年间，太学生已达3万多人，他们有感于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因此，太学也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第一次出现在政治斗争的前线上。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又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是难得的贤臣。如非要判刑，则我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只好赦免了朱穆。第一次请愿算是结束了。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榨货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诣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处士的横议与太学生的抗愤，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他们也刚正执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河东太守刘祜的属县令长大半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刘祜到任，黜其强权，平理冤狱。苑康为太山太守时，郡内豪姓多不法，苑康奋威怒，施严令，再无敢犯者。南阳太守成瑨与功曹岑晊诛杀与宦官勾结的商人地主张讯。山阳太守翟超与督邮张俭籍没宦官侯览老家财产。太原太守刘�｝诛杀贪横放恣的小黄门赵津。东海相黄浮逮捕射杀太守李暠之女的下邳令徐宣一门老幼，并将徐宣弃市示众。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遂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而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就是出身中下的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任县令，贪残暴虐，为躲惩治，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