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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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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昌二年(526年)正月,大败北魏都督元谭于军都(今北京昌平西北)。四月,大败魏军于蓟城(今北京市)之北,杀都督李据。十一月攻破幽州(今北京市),捕获了北魏幽州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声威大振。


  526年初,怀朔镇兵在鲜于修礼率领下,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起义,六镇余众和汉族农民亦群起响应。


  北魏政府派大都督长孙稚和河间王元琛率兵镇压,起义军在五鹿(今河南濮阳南)大败长孙稚军,声势日盛。八月,叛徒元洪业杀害了鲜于修礼,部将葛荣又杀死元洪业,率领部众继续战斗。九月,葛荣在博野(今河北蠡县)大败北魏军,杀章武王元融。葛荣自称天子,国号齐。这时,杜洛周和葛荣两支起义军所向披靡,攻克了许多州郡,北魏将军、刺史、守令等被逮被杀很多。河北的广大的地区都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


  武泰元年二月(528年),怀朔镇将出身的葛荣怀着个人野心杀害了杜洛周,吞并了杜的部众,造成了起义军内部的严重不团结,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八月,葛荣率军围攻相州(今河北临漳西南),失败被俘,在洛阳就义。他的余部在韩楼的率领下,占据幽州(今北京市)。529年2月,韩楼战败被杀,河北起义至此失败。


  山东起义,在河北大起义期间,河北地区约有20多万汉族流民逃到了青州(今山东益都)一带,他们生活无着,饱受当地的官僚、地主的欺凌。孝庄帝建义元年六月(528年),邢杲领导河北流民在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起义,山东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部众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邢杲自称汉王。邢杲是河间(今河北献县)大地主,曾任北魏幽州北平府主簿。在河北时,曾率部抗拒杜洛周、葛荣等部起义军,后随流民到青州。他起义后,曾攻占光州(今山东掖县)等地。


  次年,为北魏上党王、大将军元天穆所败,邢杲投降,在洛阳被杀。起义失败。


  关陇起义。六镇起义不久,关陇地区也发生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这里的起义军主要有两支,一由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族酋长胡琛率领,一由原秦州城兵、羌人莫折大提率领。


  胡琛是响应破六韩拔陵起兵的,自称高平王,遣军进攻豳(今甘肃宁县)、夏(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北华(今陕西黄陵县西南)三州。他死后,部众由万俟丑奴率领。


  丑奴为鲜卑族人(亦说匈奴别部)。他攻占魏的东秦州(今甘肃天水),复围攻岐州(今陕西凤翔),自称天子。这时,葛荣部起义军已为尔朱荣击溃。尔朱荣命其从子尔朱天光率军到关陇。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年),丑奴为天光击败被俘,在洛阳就义。


  莫折大提起兵后,自称秦王。他派兵攻破高平镇,杀镇将赫连略和行台高元荣,不久病死。其子莫折念生继续率众战斗。念生自称天子,国号秦。在攻占岐州时,杀北魏都督元志和岐州刺史裴芬之等。527年正月,又攻下泾(今甘肃泾川北)、凉(今甘肃武威)等州,一度攻占潼关,威胁洛阳。


  这年九月,念生为叛徒杜粲所杀,杜粲又为他的部下骆超所杀,所部并入万俟丑奴的领导下。又继续战斗了3年,最后失败。


  北魏末年各地各族人民大起义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鲜卑、汉族、匈奴、高车、氐、羌各族兵、民反对北魏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阶级的斗争。在这次起义的打击下,北魏政权分崩离析,各族豪酋和汉族地主也受到沉重打击。各族人民在共同的起义过程中,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过程。


 


 



























35 周武帝灭佛





“温情脉脉”的教派与王权的斗争


  自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镇压汉人等各族劳动人民的同时,他们都极力利用佛教和道教,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因此,佛、道二教在中国北部广泛地传播开来。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今洛阳市东北12公里)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龟元年(518年)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阴之变,王公朝士多死,“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至东魏末年,略而计之,全境有寺三万有余,僧尼达二百万。道教在北魏、东魏时也很受朝廷的重视,并有很大的发展,然而道观、道士之教远不及佛寺、僧尼。


  北齐时,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据《历代三宝记》记载:城内有寺院4000所,僧尼共8万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数不减东魏末年。由于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种优越条件,东魏、北齐时出现的许多名僧,如慧光,在东魏时任都统,北齐时为国统,是地论学派南派(邺都)的开创者,也是四分律宗的祖师。慧文,是天台宗之祖。慧可,他继承和发展菩提达摩的禅学思想,被尊为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禅宗的第二祖师。至隋唐,慧光、慧文、慧可的佛学思想,便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华严宗、天台宗、禅宗。


  但是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张,不仅损害了政府的税收与徭役、兵役,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展。佛教“捐六亲,舍礼义”,以及佛、道的虚幻想说等,都成了儒生的攻击目标。他们从维护中国正统文化的立场出发,极力攻击和贬低佛、道。刘昼称“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陁谓佛教是“胡妖乱华。”樊逊又更进一步。《北齐书?樊逊传》:天保五年(554年)文宣帝询问对佛教道教的意见时,逊答道:道教之“玉简金书,神经秘录,三尺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末叶已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黍米。盖理本虚无,示诸方便。……宁有改形易貌,有异生人,恣情放纵,还同俗物?”他称僧、尼、道为“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只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袒护,佛、道二教在北齐的发展才没有受到影响。


  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继承人、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诚,故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道教也在这时迅速发展壮大。其时“缁衣(指僧尼)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指道士)之徒,数过于正户。”虽然佛教、道教都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这么多的不向政府纳税服役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对于国小民寡的北周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寺院、道观地主不但在经济上与官府、世俗地主发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土大夫发生矛盾,佛、道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发生冲突。


  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位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据《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载言: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卫元嵩上书说:“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他的意见深受周武帝的赞赏。


  这时道士张宾也上书请求废除佛教。于是,周武帝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讨论三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可是,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是笃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护,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鄄鸾等上书诋毁道教,因此,虽经多次讨论,三教未能定位。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诛宇文护,始掌朝政大权。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进行辩论,始定出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由于名僧僧勔、僧猛、静蔼、道积等奋起抗争,极力诋毁、排斥道教,又使这次的位次未能付诸实现。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智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尤甚!”


  武帝这次原来只想罢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道安、甄弯、智炫等人的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这年六月,武帝又下诏立通道观。使“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蹟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通道观的学士共120人,都是儒、道、佛的名流。他们的任务是研究三教的哲理,探讨宏深的“至道”和幽玄的“理极”,并达到弥合三教的分歧,使“争驱靡息”的目的。


  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周武帝在邺城新殿多次召请名僧,解释尊儒佛的原因与意义,与会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慧远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以阿鼻地狱相威胁。佛教徒任道林也上书反对毁佛,以因果报应进行恐吓。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无心信佛。他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还准毁之”于是,整个中国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绝了。


  周武帝这次灭佛比较彻底。据《房录》卷11记载:其时“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


  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共40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300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武帝灭佛,目的虽然和魏太武帝灭佛一样,都是为了扩大财源,巩固政权,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不同:第一,这次灭佛,是经过多次辩论之后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准备。第二,这次没有采取坑杀僧、尼、道士和捣毁寺、观的作法,而是将寺、观赐给王公,让僧尼等还为编户。对于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员的身份送到通道观进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职,如以昙为光禄大夫,法智为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郡从事,等等。总之,方式方法比较温和。


  这次灭佛,北周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300万的编民,遂使生产日益发展,“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从而,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和对突厥的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而通道观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为建立以儒家为治国之本,辅以道、佛的三教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服务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36 南朝“神不灭”与“神灭论”大论战





公元5世纪的形、神理论风波


  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战争不断;南朝内部赋税、徭役、兵役的加重,官吏的贪污腐化,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使得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南朝统治者为了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进一步依靠宗教迷信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佛教给人们虚构了一个来生的世界,宣称人死灵魂不灭,根据在生的善、恶,或入天堂极乐世界,或入地狱受各种痛苦;它要求人民放弃一切反抗,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而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来世”。这正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也从佛教教义中得到了安慰,只要信佛,并且做些“功德”,来世就可以继续享受富贵荣华。因此,他们极力提倡佛教,到处兴建佛寺,铸雕塑佛像。佛教在南朝很盛行。在南朝,仅在首都建康城(今南京市)就有480寺;全境的寺院成千上万,僧众以百万计。


  佛教的神不灭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遭到了当时以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的反对。其中最著名唯物主义代表是范缜(450——515年)。《梁书?范缜传》:缜祖籍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县西北),祖琢之,官至中书郎;父蒙,曾为奉朝请,早卒。缜少孤贫,弱冠,拜当时的名儒刘瓛为师。他卓越不群,勤奋好学,深受刘瓛赏识。“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由于“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朝廷所重,一直怀才不遇,穷困潦倒,25岁就白了头。35岁始起家齐朝宁蛮主薄,累迁至尚书殿中郎。大概就在他入仕前后,愤世黑暗与佛教的欺骗,于是研究汉魏以来,特别是杨泉、何承天等人的无神论和神灭论思想,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永明七年(489年),笃信佛教的竟陵王萧子良大宴宾客,范缜在座上发言反对佛教的神不灭与因果报应。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答道:“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坠,自有拂簾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范于粪溷之中。附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他的意思是:人们的富贵贫贱并不是前生注定或因果报应的结果,而是由不同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


  为了进一步展开论战,范缜乃以问答形式,著《神灭论》,论述其理。他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就是说,身体和精神是对立的统一体,精神(灵魂)从属于身体,身体存在就有精神(灵魂),人死了,精神(灵魂)也就随之消灭。又说,形体与精神是统一的,互为依存而不能分割的。


  他又举例说:精神就像锋利,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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