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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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准备，以免措手不及。这一召唤已经为时不远了。……俄国将向世界展示它新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由上层的行动产生的，也是由人民内部生气勃勃的自由运动产生的。”在亚历山大三世的反动年代，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一直默默无闻地等待着，只是在地方自治机关内小心翼翼地推进自己的事业。
　　地方自治机关在地方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的活动，对于促进俄国文化——尤其是农村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它们纷纷建立农业仓库和示范实验站，组织小型信贷和农业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和兽医服务，还为发展地方交通和通讯而修筑道路、开办邮局。俄国农村和相当一部分城市的医疗保健网是由地方自治机关组织的。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卫生机关经常对工厂进行卫生监督，杰缅捷夫、艾里斯曼、波戈日夫等医生对工人卫生情况的调查结果为列宁同民粹派的斗争提供了直接材料，地方自治机关十分重视普及文化，认为开办学校、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能够为自由主义影响乃至控制农村铺平道路，并有助于在将来把专制制度转变为立宪制度。在争得社会团体和个人开办学校的权利之后，农村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1881年，地方自治机关已办了将近1万所小学，并在农村普遍设立了图书站或售书点。根据自由主义者的倡议，成立了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加林—米海洛夫斯基等名人参加的扫盲委员会，积极从事组织夜校和星期日学校、出版大众图书、建立大众图书馆等群众文化活动。19世纪下半期，俄国居民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特别是文明的生活方式被逐渐引入农村，这与自由主义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吸引了众多的进步知识分子。1865　年，在地方自治机关中任职的医生只有50名，1880年增加到1021　名。教师、统计人员、农艺师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他们大多是具有牺牲精神的人，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不计较报酬的菲薄。农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特点是“拥挤、潮湿、寒冷、清贫”；90　年代初霍乱和伤寒流行时，有60％的地方自治机关医生因接触病人而献出生命；统计人员不辞辛苦，以挨家挨户调查登记的方式进行工作，以求全面反映农民生活。
　　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人员大多直接参加了解放运动，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追随自由主义，并使自由主义运动中的左翼激进倾向不断发展。还有一部分人则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仅在70　年代，在警察局挂上号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就有900多人，有些还遭到监禁、苦役和流放。

三、文学的繁荣
　　同改革前一样，文学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仍占有显要位置。文学界虽然出现了诸如阿·迈科夫、雅·波隆斯基、阿·费特、阿·康·托尔斯泰等有名望的主张纯艺术的作家和诗人，但是，以鼓吹民主进步、反映改革后社会生活为特征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更是名家辈出、空前活跃，并居于主导地位。涅克拉索夫充满对人民和祖国深厚感情的诗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机智而又尖刻的讽刺作品和寓言故事，屠格涅夫、列·尼·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三大小说家以不同风格和特点描绘俄国生活历史画面的出色小说，都是这些不同文学形式中的最杰出代表和典范。
　　诗歌
　　改革以后，民主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俄国诗歌艺术中的主要精神。涅克拉索夫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
　　民粹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在改革前就已成名，他同巴纳耶夫合作出版的《现代人》杂志是俄罗斯进步作家的园地。1866　年，《现代人》因刊登具有革命思想内容的作品而被沙皇政权查封，但涅克拉索夫并未因此而气馁，经多方活动，在1868年租到了《祖国纪事》的发行权，并请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奥斯特罗夫斯基、乌斯宾斯基等名家参与编辑工作。
　　在这过程中，涅克拉索夫从未停止自己的诗歌创作。60—70年代，他创作了《奥丽娜——士兵的母亲》、《铁路》、《俄罗斯女人》、《哀歌》等反映俄国人民生活和痛苦的作品，以及介绍和纪念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诗歌。他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敏锐观察表现在诗作中，揭露改革后俄国社会的矛盾，宣传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1863—1876年，他把很大—部分精力用于创作叙事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起初，涅克拉索夫想把“得到解放的农民”的贫困和愚昧作为长诗的主题，但越往后越倾向于突出那些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革命青年。长诗犹如俄罗斯农民生活的广阔画卷，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农民英雄、纯朴高尚的劳动妇女、在长期农奴制压迫下丧失了人格的家奴、愚蠢而残暴的地主。长诗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表现了改革后的农村生活，使人们认识到，只要还有老爷存在，俄国农民就不可能得到幸福。长诗的最后一章对于人民应该怎样摆脱世代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处境、谁能领导他们走向幸福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涅克拉索夫为俄国人民指出的路是进行革命，把矛头对准专制制度和地主。诗中的主角格利沙在作者看来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不怕艰难险阻，宁愿自我牺牲，无所畏惧地走上了为人民而斗争的道路。
　　涅克拉索夫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充满了热爱之情，并对它的光明前途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写道：
　　你既贫穷
　　又富足。
　　你既强大，
　　又软弱。
　　亲爱的俄罗斯母亲！
　　无数的队伍
　　正在奋起！
　　他们的力量
　　决不会被摧毁
　　涅克拉索夫是俄国文学中革命民主主义诗歌的最杰出代表，也是一位妙笔传神的艺术大师。他的诗歌具有淳朴、自然的美感，语言丰富、生动、鲜明，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常被列宁引用。在19　世纪70　年代，他的许多诗作被谱成歌曲，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当1876年诗人病重时，从俄罗斯的各个角落寄来了充满爱戴之情的问候信。在他1878年去世前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下了如下的文字：“他的声誉将永垂不朽，俄罗斯将永远爱戴这位最有才华、最高尚的俄罗斯诗人。……他可算作一个具有最高尚心灵的人，一个具有伟大智慧的人。作为诗人，他毫无疑问地超过了所有的俄国诗人。”
　　讽刺作品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是这类体裁的大师。
　　同19　世纪许多著名俄国作家一样，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也是在典型的地主庄园里面度过自己的童年的。他曾说过，他是生长在“农奴制的怀抱里，吃的是农奴保姆的乳汁”。10　岁时，他离开家乡特维尔省，到莫斯科贵族学校读书，后来又进了皇村学校。1844年，18　岁的他进入陆军部任职，不久就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由于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宣传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在1848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7年后才获准回到彼得堡。1856—1857　年间，他发表了揭露农奴制俄国丑恶现实的《外省散记》，马上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热情赞扬。60　年代开始，他经常为《现代人》及《祖国纪事》提供稿件。杂志因为他的讽刺天才而增色不少，尤其是《现代人》的副刊《哨声》深受读者欢迎。1870年，他写了著名的政治讽刺作品《一座城市的历史》。这是一部“嘲笑的决不是历史，而是事物的某种秩序”的作品，每个读者都能体会到，这种秩序就是俄国现存的秩序。作品中的讽刺对象，也使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俄国的沙皇及其宠臣。1880年，他的长篇小说《戈洛夫略夫家的老爷们》出版。作家在描写一个贵族家庭在机体和精神上的衰落时，以巨大的讽刺力量表现了贵族地主的虚伪、偏执和残忍，表现了农奴制残余对俄国生活的恶劣影响，使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尤杜什卡，戈洛夫略夫成为俄国家喻户晓的丑恶的象征。
　　70　一80　年代，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许多作品表现了改革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趋势。当民粹主义者力图否认俄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时，萨尔蒂科夫却明确地指出：“那脏东西要来了……甚至已经来了。”他塑造了一批生活的新主人——资产阶级分子的形象，例如《甜言蜜语》中的杰鲁诺夫，就是改革后削尖脑袋钻营而发家致富的资产阶级的代表。
　　1884年《祖国纪事》被查封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继续创作不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为俄罗斯文学宝库贡献了一份新的财富。1884—1886年间，他写了数十篇含意深刻的寓言作品，如《老马》、《熊总督》、《理想主义的鲫鱼》、《自由主义者》等，尖刻地讽刺和嘲弄了专制政权、资产阶级分子和各种卑鄙、庸碌的人物。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继承了克雷洛夫、格里鲍耶陀夫、果戈里的讽刺文学传统，他的作品语言生动而又富于个性，艺术形象真实且具有极强的典型意义，不仅为俄国人民所喜闻乐见，而且在国外也声名远扬。他是马克思所特别赞赏的俄国作家之一。
　　小说：对社会运动的理性思考
　　　最深刻地反映了社会运动的作家当首推屠格涅夫。作为最先享誉欧洲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继1862年发表反映俄国知识界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之后，又以敏锐的眼光捕捉着改革后俄国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发生的变动，先后创作了《烟》和《处女地》这两部名著。
　　1861年后，屠格涅夫有很长一段时间侨居巴登。这里的生活使他接触到许多在国外的俄国人，并为他的新作《烟》提供了素材。《烟》的内容与《贵族之家》相似。一个名叫李特维诺夫的青年和未婚妻塔吉亚娜来到巴登，遇到了他大学时代的恋人伊列娜及其丈夫——一位将军。伊列娜重温旧好的欲望使李特维诺夫背叛了未婚妻。但当他要求伊列娜同他私奔时，伊列娜却决定留在将军身边。这部小说的背景是改革时期的俄国。屠格涅夫把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社会为改革所作的探索和努力比作烟雾和蒸汽，一切似乎都在迅速变化，但一切事实上都维持原样，烟雾和蒸汽过去之后，俄罗斯依旧故我。在小说中，他对改革年代的俄国知识分子运动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并对上流社会作了尖锐的讽刺和抨击。作为一个西方派分子、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现实主义者，他在《烟》中透露了一线希望之光，通过对李特维诺夫和塔吉亚娜在农村中踏踏实实从事具体工作的描写，表达了这样的信念：生活的蓬勃生气将驱散感情上的烟雾。这是同《父与子》完全不同的结局。
　　70年代，民粹派知识分子开始了“到民间去”运动。当时回到俄国的屠格涅夫目睹这些纯真青年的理想主义行动，很快就构思并完成了一部反映这个革命的俄罗斯的新小说，这就是1877　年出版的《处女地》。这部小说是“到民间去”运动的真实写照。在自由主义的官僚西皮亚金家当家庭教师的大学生涅日达诺夫与西皮亚金的外甥女玛丽安娜一起被卷入了那股时代的潮流，但他们无法跨越那条由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在他们和农民之间造成的鸿沟。小说的结局是震撼人心的，然而又是绝对真实的：农民们让政府抓走了那些想为他们的解放出力的知识青年，涅日达诺夫因精神崩溃而自杀身亡。
　　然而屠格涅夫再次创造了一个精神的依托：工厂经理索罗明。这是一个改革后出现的新人，他出身平民，思想进步，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但又十分理智，认为“到民间去”运动根本不会成功，也不相信俄国就会发生革命。在他看来，俄国农民对知识分子鼓吹的革命非常冷淡，而要使他们觉醒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能通过涅日达诺夫这样的人所采取的办法来完成。他同情革命青年，但对他们的运动持观望态度。
　　索罗明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是屠格涅夫心目中的英雄和希望，而哈姆雷特式的涅日达诺夫只能以悲剧告终。这种描写实际上也是屠格涅夫对自我的批判和否定，因为他本人也多少是属于幻想型的理想主义者。对于自己作品中的哈姆雷特类型的人物，他总是像对待病友一样给予温柔的、诗意的爱，但这种爱没有妨碍他对他们的精神和行为作外科医生式的冷峻解剖，而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把这视为是在解剖自己。
　　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当时风靡欧洲，他那以“诗意的现实主义”而闻名的风格赢得了许多欧洲人的仰慕和崇拜。在他的笔下，不仅自然景色诗意盎然，而且人物形象、特别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也都充满着诗一般的情趣，屠格涅夫曾说，他只对人类面目的真实性感兴趣，而对一切超自然的东西漠不关心，对一切绝对化的东西和程式根本不信。他尊崇的信条是“艺术就是人加自然”，“应该把现实提到诗的高度”。现实主义和诗意的结合是屠格涅夫创作的特点。他的作品文字洗炼，但却充实而富有魅力。这位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以自己的杰作使人们如此直接和亲切地感受和理解19　世纪40—70　年代的俄罗斯生活，以至于最真实的历史著作恐怕也无法取得同样的效果。他的同时代人克鲁泡特金评论说：“在19世纪的小说家中，在艺术方面达到最高成就的，一定要算屠格涅夫了。他的散文在俄国人听来简直是音乐——而且和贝多芬的音乐同样感人很深。他的主要小说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与《处女地》，都能描写出1848年后急速而连续地进化的俄国知识阶级中主要的‘划时代的’人物之典型。这些人物的描写都充满着哲学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理解，而且还有一种在任何别的文学里找不出同类来的艺术的美。”
　　屠格涅夫常年旅居西欧，同西欧文学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俄国与西欧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50　年代回国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用法国18　世纪喜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