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3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起来的革命政党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　世纪90　年代是列宁主义诞生的时期。列宁在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在研究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工人运动迫切问题时所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使它更紧密地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同时也使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从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出现到列宁主义的诞生，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这是由俄罗斯的优秀文化传统与马克思的学说融合而成的俄罗斯文化中的新成分。18　世纪末以来，俄罗斯的先进分子不断探索自由和解放之路，尤其是在19　世纪40—90　年代这半个世纪中，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压迫之下的俄国进步思想界，“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于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检查成败原因，参照欧洲经验，终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从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到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到革命民粹派的学说和牺牲精神，这些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内部联系。

二、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
　　冲突：立宪与专制
　　在世纪之交，俄国社会经济的新发展使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这首先表现为俄国自由主义的激进化。
　　1899年，一些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活动家组织了一个名叫“聚谈”的团体。这个组织起先完全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但不久就成为自由主义活动家聚会的形式。“聚谈”没有明确的纲领，参加这一组织的条件是忠于地方自治原则并以实际活动为这一原则服务，因此，其中既有激进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也有希望从官僚化的扭曲中重建自由主义君主制的斯拉夫派自由主义者。“聚谈”通过编辑出版一系列有关农业、地方自治和外国宪法方面的著作，扩大了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所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
　　进入20世纪后，群众性的革命运动重新兴起。沙皇政府在加紧镇压措施的同时，在工业城市中大力推行“警察社会主义”，即由警察局的暗探组织和控制工人社团，宣扬经济主义，以引导工人运动脱离政治斗争而沿着于制度无害的方向发展。政府把自由主义视为比革命运动更为危险的力量，认为它将从内部瓦解专制制度，因而采取措施削弱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禁止它们议论政府的政策，取缔了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就已成立的自由经济学会，流放任何敢于提起宪法的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终于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1901　年6月，在非法举行的地方自治活动家代表会议上，有人高声叫道：“地方自治局的人们终于不得不讲话了，不然就永远不能讲了。”1902　年初，出现了一封由一些老地方自治人士写给各省地方自治活动家的公开信。这封信历数俄国、俄国人民及俄国自治制度的艰难处境，强烈谴责官僚政权的毫无理性和肆意横行，呼吁地方自治活动家采取坚决行动。这封公开信不仅是声讨专制主义的檄文，也是表达自由主义新纲领的宣言。信中指出：“我们的毫无作为和继续驯服……不仅等于是一种自杀行为。而且是对祖国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并声称：“我们是俄国的公民，况且又是‘上层’人物，我们必须保卫俄国人民的权利，对于力图镇压人民生活中的些微自由和主动精神的表现、力图把所有俄国人民变成驯服的奴隶的专制官僚必须给以应有的回击。我们是地方自治派，我们特别有责任保卫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使它不受官僚的任意欺侮和压迫，保卫地方自治机关进行独立活动、广泛满足各个人民阶层需要的权利。我们不能再像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学生那样缄默不言了。”公开信还就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实现公民平等权利、使出版享有更多自由以及修改税制和治安法律等问题提出了要求。它最后号召地方自治活动家做“勇敢而刚毅的人”，“团结一致地、公开地、断然地提出我们的正义要求”，迫使官僚政府让步。
　　沙皇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903　年11　月，多尔戈鲁科夫兄弟和沙霍夫斯科伊等人创建了“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这个非法政治组织的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而“解放同盟”的诞生则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
　　解放同盟的形成过程是从创办《解放》杂志开始的。大概是在1901年，一个由彼特隆凯维奇、维尔纳茨基、沙霍夫斯科伊等人组成的莫斯科自由主义小组产生了到国外去办报纸或刊物的想法。1902　年上半年，他们派人带着“被必须争取立宪的思想所激励的人”捐赠的10　万卢布到斯图加特，请流亡在那里的司徒卢威创办《解放》杂志。
　　1902年7月1　日出版了第一期《解放》杂志。杂志马上成为一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左翼活动家的中心。1903　年秋天，《解放》杂志在瑞士召开了一次撰稿人和资助人会议，标志着解放同盟的形成。1904年1　月，同盟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解放同盟是自由主义激进一翼的政治组织，但没有严密的机构。解放派深信，实行立宪制度是俄国唯一的出路，应该以全部力量向专制政权挑战并使它声誉扫地。《解放》杂志呼吁“立宪主义者不应放弃任何可能促使独立的机关与专制制度之间的冲突尖锐化和制造这种冲突的机会”，要把“所有力量、所有精力用在制造普遍的不满和抗议气氛上”。由于确认了争取立宪可以走任何道路的原则，解放同盟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进行辩护；它对工人运动的兴起感到高兴，愿意暂时放弃以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对抗；它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作为自由主义的一翼，解放同盟已远离了19　世纪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在实际上不仅同民粹主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同社会民主主义结成了联盟。这种倾向在自由主义运动内部逐渐成为主流。
　　另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继续把和平改革的道路视为最健康、最可靠的争取立宪的道路。他们认为，地方自治机关就是未来立宪制度的基础，可以从这里演化出俄国人民的代表机构；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但在此过程中将培养出一批有经验的了解国家需要的治国人才，并最终代替原先政权的代表。以这种认识为基础，他们反对立即实行宪制。
　　在1904　年11　月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上，有关未来人民代表机构性质的问题引起了分歧。多数人要求的是具有立法权的议会，而少数人只希望有一个起法律咨询作用的机关。多数派的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把法的原则作为改造俄国国家制度的基础，认为政权与人民的关系应由确定的法律秩序来体现。而少数派则强调政权与人民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一致性，认为应该以此来作为改革国家制度的基础。他们举了英国的例子来证明这种观点，说英国君主政权受到的限制不是来自宪法的法律形式，而是来自君主政权对自己与人民代表机构在道义上一致的深刻理解；而俄国的居民也有着宗教性质的感情和愿望，它们比法更为有用，并将在国家形式和秩序方面得到反映，使国家不经剧烈动荡而发展。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主张在保持和发扬俄罗斯精神的前提下缓慢地改变国家制度，明显地表现出斯拉夫派思想的痕迹。但多数派和少数派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是一致的，即国家制度的改革要通过和平的途径、依靠政权和社会的合作来实现。大会拟定的给政府的备忘录表示，在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之前，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不能解决，因为国家没有巩固的法律秩序；而如果政府不进行改革，社会代表不能广泛地参与立法活动，也就不会有这种秩序。
　　解放同盟的多数领导人对地方自治代表大会表现出的妥协倾向感到担忧。为了阻挠地方自治运动与政府的和解，解放同盟在1904年底组织开展了声势很大的“宴会运动”。在以各种名目举行的宴会上，解放同盟的活动家们不断发表内容激进、口气尖锐的演说，其主旨是要求实现民主自由、召开立宪会议。宴会运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为纪念亚历山大二世司法改革40　周年的午宴竟有数千名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参加。虽然出席者中不乏受美食诱惑或受好奇心驱使的人，但宴会运动本身仍显示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并加强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倾向。
　　俄国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加强了社会的反政府情绪，而在政府内部，“官方的自由主义”也再度抬头。内务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为促成政权与社会的合作而指示起草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实行自由主义改革的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主张吸收选举产生的社会代表参加立法活动，建立一个协商性的人民代表机关。根据这个奏章的精神，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将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质是向立宪制度迈出谨慎的一步。然而，尼古啦二世对吸收社会人士参加国务会议的建议持怀疑态度。12　月12　日颁布的诏令删去了这一关键内容，只是许诺要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使农民逐步取得与其他等级平等的权利、改善非俄罗斯民族和非东正教徒的地位、对工人实行国家保险等。专制制度以自己的顽固立场扩大了它与自由主义的冲突，政府现在面对的是更加不妥协的社会。
　　在轰轰烈烈的1905　年，自由主义中的激进倾向成为主流，它的进步性也达到顶点，并在事实上同民主主义结成了反对专制主义的联盟，还在1904年底，自由主义左翼的影响就已渗入工人运动内部。在工人集会上，时常有人宣读解放同盟猛烈抨击专制制度的文章。这种宣传虽然并不鼓动革命，但也使那些尚未接受过社会民主党人宣传的工人逐渐懂得，整个政权都是与劳动者对立的。1905年1　月9　日彼得堡工人的请愿活动，与解放派骨干人物的建议有关。加邦的请愿书的内容，也明显受到了解放同盟纲领的影响。在“流血的星期日”之后，解放同盟在1　月中旬发动它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分子组织，展开了“学术团体运动”。莫斯科农业协会率先通过决议抗议1月9日的屠杀，提出了以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记名的投票来选举立宪会议代表的要求。随后，彼得堡的工程师、教师、医师、会计师、艺术家等先后举行代表大会、成立协会，频频举行讨论会、报告会，议论时政，宣讲民主制度和革命运动的历史。如果说宴会运动的主题还只是立宪，那么现在人们谈论的已是共和国了。激进的自由主义已不再期待由沙皇恩赐一部宪法，而要求召开立宪会议了。
　　在革命的冲击和自由主义的压力下，专制制度已不能照旧维持下去。2　月18　日，沙皇签署了内务大臣布里根起草的谕旨，表示在不动摇现存基本法的条件下，允许居民选出的代表更广泛地参加立法活动。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专制君主制的改变。因此，他们继续坚持原有的立场。解放同盟把彼得堡的各个知识分子协会组织成“协会联合会”。5　月，又在14　个全俄知识分子职业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全俄协会联合会”。解放同盟领导人确信，这样一个组织能吸引各左翼集团，而它的广泛代表性将使它能够发挥预备国会的作用。《解放》杂志直截了当地写道：“显然无能的政府应该向民族投降。如果政府不让步，民族将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并废除不愿自动下台的政府。”协会联合会宣称：“现政府的继续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包含着严重的威胁，现在，反对这一威胁的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大家要用一切力量、一切手段争取立即打倒夺去了政权的匪帮，用立宪会议来代替它。”
　　5　月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曾决定用向沙皇请愿的办法争取立宪制、公民自由和改组政府。但到7　月时，新的一次地方自治代表大会决定直接“向人民呼吁”。彼特隆凯维奇慷慨激昂地说：“只有一条出路。在这以前我们一直希望从上面实行改革，而从现在起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人民。我们必须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政府的无能和无力引起了革命。这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事实。我们的责任是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流血。我们中间许多人为祖国效力已经多年。我们现在必须勇敢地走向人民，而不是走向沙皇。”大会通过的告人民书虽然表示希望和平地改造俄国，但号召人民“以联合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生活、财产和权利”。它宣称，争取人的天然权利的斗争即便在破坏法律形式的条件下也是正确的；普选权是真正人民代表机关的唯一基础。
　　这些言行表明，自由主义已在总体上背离了与专制主义结盟的传统，而同革命的民主主义更接近了。在1905　年夏，对大多数俄国自由主义者来说，革命远比旧制度更能接受。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1861年以来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积聚起来的矛盾的爆发，而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沙皇政权的不妥协立场为这种爆发准备了条件。
　　在一再拖延和抗拒之后，为使罗曼诺夫王朝免遭灭顶之灾，专制政权不得不作出让步。10　月17　日，沙皇发表宣言，确认了公民自由和立宪君主制的原则。俄国自由主义的目标实现了，但自由主义者很清楚，沙皇是在革命的压力下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