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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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了公民自由和立宪君主制的原则。俄国自由主义的目标实现了，但自由主义者很清楚，沙皇是在革命的压力下让步的，而他们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已成为这个革命阵线的一翼。彼特隆凯维奇写道：“19　世纪60　年代开始的改革，到1905　年由沙皇并非自愿的决定和人民的坚决斗争完成了。但是……宪制的这种产生方式能保证它的巩固性吗？”另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马克拉科夫忧心忡忡地说：“在革命方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纲领，在那里占首要位置的最低纲领是推翻君主制度，而不仅仅是专制制度；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起一个完全的人民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对于那些把欧洲自由主义视为过时现象的革命政党来说，在俄国能够建立起欧洲所没有的东西，即新的社会秩序。……无论在哪里都不像在我们这个不文明的国家里这样，鼓动宣传受到的抵制是如此之少。”
　　l0月17日之后，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成立了自己的政党。由解放同盟演变而来的立宪民主党反映了自由主义中彻底欧化的倾向，而十月十七日联盟则较多地体现了俄国自由主义中的妥协传统。在12　月武装起义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杜马成为反对专制主义斗争的新舞台，自由主义在其中起了领导作用。但俄国自由主义由于其固有的弱点是不可能在没有群众运动的情况下战胜专制主义的，因此，当1906年夏天农民运动开始消退时，革命的结局也就注定了。但是，沙皇政权也不得不按照10　月17　日宣言进行改革。经修订后颁布的《国家杜马章程》和《国务会议章程》使原来由沙皇垄断的立法权由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和沙皇三者分享；改组后的大臣会议成为俄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新的俄罗斯国家根本法参考了德国、奥地利、日本和英国等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体现了资产阶级法制原则，限制了皇权，比较明确地划分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确认了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权利。这些变动反映了陈旧的专制制度与年轻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均势：政府被迫以资本主义精神改革国家制度，而自由主义未能完全达到把政权交给代表机关的目标。
　　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俄国在西方化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激烈对抗的形式。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在1905—1906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但这两种力量的根本差异使他们不能持久地结合在一起。自由主义是由俄国西方化过程所造就的新文化的代表，在本质上是一种与专制主义对立的力量，但它软弱、容易动摇并在原则上拒绝采用暴力。与俄国农民联系在—起的民主主义则基本上产生于俄国东方式的社会生活基础，它以激烈的方式争取摆脱经济枷锁，但在总体上局限于经济目标。农民运动虽然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平均分配等激进的经济要求，但与实行立宪制度、政治自由等政治要求几乎是无缘的。农民在反抗压迫的斗争中所捍卫的是陈旧的宗法制关系，因而实际上维护了现存国家制度的基础。而革命期间的工人运动也还未能摆脱经济主义的影响；唯一彻底革命的只有布尔什维克，但它当时甚至还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党。可见，第一次俄国革命之所以未能进行到底，主要原因是俄国的资本主义化还远未达到能够改造全部俄国生活的程度。
　　妥协：《路标》文集和斯托雷平改革
　　六三政变结束了第一次革命，开始了贵族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时期。
　　革命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弥漫着悲观、失望以至反动的情绪，与专制主义妥协以推进改革的倾向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的主流。1909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路标》的文集，收入其中的7　篇文章的作者都曾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多数还曾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彼·司徒卢威、亚·伊兹戈耶夫、尼·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波·基斯嘉科夫斯基、谢·弗兰克和米·格尔申宗。文集的中心内容是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列宁认为，文集包括了3个主题：“（1）反对俄国（和国际）民主派整个世界观的思想基础；（2）同近年来的解放运动宣布决裂，并对它大肆诬蔑；（3）公开宣布自己对十月党人资产阶级、对旧政权、对整个旧俄国所抱的‘高级奴仆’感情（和相应的‘高级奴仆’政策）。”
　　《路标》激烈批评19　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倾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信奉唯物主义这种“最简单、最低级的空论”，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布尔加科夫写道：“我们知识分子在西方派时期对于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因而把这些思想同最极端、最激进的文化哲学形式联系在一起。”格尔申宗更为尖刻地评论说：“就对生活的理解而言，别林斯基以来的我们的政论史完全是一场恶梦。”文集认为，是过分的书生气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趋向于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结果，在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和虚无主义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同人民和国家的联系。在文集的作者们看来，激进的知识分子具有“爱民主义”、“拜民主义”的思想，他们在考虑自己对人民的义务时，没有用有关个人责任的观点去要求人民，相反总是以狂热的宣传去影响他们，把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移植到人民的社会激进本能中去，力图使自己获得众多的信徒而成为巨大的现实力量。这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也是道义上的错误。《路标》所谴责的激进知识分子首先是解放运动中的民主派，从这个意义上说，《路标》是自由主义再次同民主主义拉开距离的标志。
　　对于刚刚过去的革命，《路标》的作者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恶。司徒卢威在题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文章中写道：“目前，反动的胜利已使许多人或是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或是对此保持沉默。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忘却更危险的东西了，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沉默更肤浅的东西了。”他把革命视为一场灾难，“革命搞得不好……巧妙伪装起来的挑衅在制造革命方面起了作用。……工人群众（工人代表苏维埃）所发动的两次大罢工，一系列毫无理性和凶残的武装暴动，比这更坏的莫斯科起义，喧闹的第一届杜马选举，解散杜马后为进一步的武装起义所作的准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威吓政府并消灭它。而政府真的被吓住了，出现了战地军事法庭和无休止的死刑。然后，国家的惊吓成了通常的政治秩序……现在，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国家走出这一停滞状态？”格尔申宗的一段话更明白地表达了他们对人民革命的恐惧：“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权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在1905年的革命高潮中，激进的自由主义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感染下，愿意站在革命一边去反对专制主义。当时，他们用“美好的”、“强大的”、“健康的”这类形容词来认识和理解革命，希望革命能带来自由主义的胜利，就像1789年的法国那样。但在看到了他们所不能掌握的人民力量之后，他们对这种革命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因为它有可能把他们连同专制主义一起扫掉。《路标》充分反映了俄国自由主义的这一转变。
　　对革命的否定必然导致回复到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上去，即与专制主义妥协。革命后，无限的专制制度不再存在，但专制主义仍是强大的政治文化力量。《路标》认为，10　月17　日宣言的发表就应该是革命在实质上和形式上的完成。这一观点就是十月党人的主张，其实质是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联手，使俄国在立宪改造的道路上缓慢地发展。革命后，以十月党人为代表的温和自由主义重新得势，似乎也说明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道路和历史地位是命中注定的，不同专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妥协和结合，它就无法存在下去。在俄国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的东方式社会生活基础和传统的国家里，自由主义的目标是不可能在把政权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实现的。
　　《路标》文集是总结性的，又是忏悔性的。它的结论是，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走错了路，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司徒卢威概括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它具有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精神上的肤浅和政治上的不实际，而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其中包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观的基础——对个人义务的社会主义否定。搬去这块石头，这个世界观的整座建筑就被破坏掉了”。只有这样，俄国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精神上的再生”。
　　《路标》系统地反映了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和宗教观点，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应。官方和右派刊物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布尔什维克称它为“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立宪民主党人或对其中过于露骨处进行更正，或与之论战，或表示唾弃。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可以被认为是俄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路标。
　　如果说《路标》反映了自由主义转向与专制主义结盟这一变化，那么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的改革则意味着专制主义向时代精神的让步，表明俄国贵族的欧化达到了高潮，他们打算摆脱传统的束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斯托雷乎改革是继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之后政府自由主义的又一代表作，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1902　年以来，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愈演愈烈，而1905年的革命更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消除农民缺地现象，沙皇政府改变了土地政策。1906年11　月9　日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个法令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纲领，标志着贵族地主阶级被迫下决心与传统决裂，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实行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变革。斯托雷平认为，“不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为俄国的发展清除道路”。他抛弃了官僚地主对半封建的村社的迷恋，采取强力手段破坏村社，让掌握了金钱的人去购置地产，创造资本主义新农业的基础。还在1904年时，斯托雷平就曾在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中分析了俄国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他说，村社制度对于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个制度在人民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不能说人民喜爱这个制度，他们只是不理解其他制度，认为采用其他制度是不可能的。同时俄国农民很喜欢大家一律平等，使大家达到一个水平，但因为不能使群众都提高到最能干最聪明的人的水平，所以优秀人物势必屈从于最坏的和最懒惰的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意愿。”“个人私有制是对村社制的一个自然的平衡力量。它也是秩序得以维护的保证，因为小私有者是国家赖以稳定秩序的细胞”。这番话实际上也就是斯托雷平改革的理论依据。
　　1905年之后，反村社情绪在贵族、官僚中迅速发展，著名的右派人物鲍勃凌斯基伯爵在第二届杜马谈到土地问题时说：“不过在100—150　年以前，西欧的农民差不多都像我国现在这样过着贫困的、受屈辱的、不文明的生活。那里也像我们俄国一样有过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村社，这是封建制度典型的残余，”是什么奇迹把西欧农民变成了“富裕的、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有益的公民”？“这里只能有一个回答：创造这种奇迹的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这种财产在这里受到左派的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右派将充分利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虔诚的信念来维护这种财产，因为我们知道，私有财产是俄罗斯的力量和未来。”他认为，这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它将使俄国农民再不会步拉辛、普加乔夫的后尘，“他们会走上一切文明民族已经走上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关于俄国人民可能有某种独特的经济道路的梦想早就该抛弃了。”
　　俄国贵族地主阶级已不再把村社这种中世纪的形式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也不再对农民的“宗法心理”抱有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期望，转而准备同新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农村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结成同盟。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无疑是经济上进步的欧洲式的纲领”，“浸透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是同资本主义演进的道路相适应的，它促进和推动这种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使村社更快地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但是，由贵族地主阶级自己选择的变革方式必然具有反人民的性质，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加强地主的权力和收入，为沙皇制度扩大社会基础的道路。
　　斯托雷平和贵族提出的以破坏村社、推行私有制为中心的土地纲领从根本上说是同俄国自由主义的目标一致的。温和的自由主义政党——十月党——支持政府的方案，反对左翼政党提出的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强迫地主出让土地等主张，认为“农民需要的是土地所有权”而不是在土地国有化条件下给予农民土地使用权，指责土地国有化方案“无非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仍旧是农奴制度，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把地主换成高利贷者和官僚罢了”，因为国有化实际上是使国家成为私有者。立宪民主党因不愿放弃对农民的影响力而不像十月党那样明确赞同政府的纲领，但在本质上也主张“文明的、欧洲式的、然而又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
　　与这条农业资本主义的地主道路直接对抗的是农民道路。在前三届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