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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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这条农业资本主义的地主道路直接对抗的是农民道路。在前三届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使地产的分配更加符合平均原则和劳动原则。在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但在这种进步的、革命的农民民主主义中，包含着落后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理论和纲领是农民土地斗争的真正的思想外衣”。农民代表要求把土地交给个人或自愿结合的协作社使用，表明了农民对传统村社的冷漠和对某种新制度的向往，但在否认私有权和实行平均原则的条件下，这仍然将是村社精神和方式的延续。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的纲领直截了当地指出：“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所有制的基础，要利用村社和一般劳动的观点、俄国农民生活的传统和习惯、特别是把土地作为全体劳动者公有财产的观点。鉴于此，党将坚持把全部私人占有土地社会化……并过渡到社会占有和在平均使用基础上交给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公社和地域性公社联盟支配。”党的领袖切尔诺夫解释说：“实行土地社会化意味着只要愿意就可以把整个农业的罗斯变成一个大的全俄土地公社。”这种主张的实质显然是维护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是与俄国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在经历了第一次革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文化与宗法文化的不同层面奇异地组合起来。斯托雷平改革意味着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结成经济学意义上进步的联盟，来对付革命的农民民主主义。但斯托雷平改革的政治目标是要建立沙皇政权的可靠社会支柱，以延缓专制主义危机的爆发；而在农民民主主义中，则潜藏着宗法势力对资本主义的反动。这种现象反映了俄国社会的深刻矛盾以及不同文化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宗法制的深刻社会变革，它以强制的手段推行一种新的文化。列宁甚至说：“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的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剧了，宗法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俄国农业文化水平有了提高，越来越多地采用了集约经营方式、改进的轮作制、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农业产量、尤其是商品率也迅速增长。此外，村社的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开始更新，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了。
　　但斯托雷平的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被消除。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没有能够像预期的那样使沙皇制度免于危机。因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是绝不可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的，前者的发展必然导致后者的衰落。在经济上早已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迅速地组织起来，资本主义精神开始对俄国生活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这预示着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三、文学：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的新发展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各种文学倾向和流派中，批判现实主义仍居于主流地位。除了继续活跃在文坛上的列夫．托尔斯泰外，又涌现出了一批享有声誉的新人新作。民粹派作家科罗连科（1853—1921）曾直接参加革命活动，并因此而被流放西伯利亚5　年。他的作品都以俄国人民的生活和民粹派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为题材，如中短篇小说《马卡尔的梦》、《盲人音乐家》、《嬉闹的河》、《哑口无言》等。它们都充满着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库普林（1870—1938）是这个时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士官学校毕业后不久就放弃军旅生活，先后当过记者、演员和杂技场工作人员，也体验过猎人和渔夫的生活。他的早期作品——中篇小说《摩洛》——真实地表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190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决斗》描写了戍边部队的生活，由于当时日俄战争正在进行，这部作品起了加强人民反战情绪的作用。库普林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特别是一些独特的小天地，如一座工厂、一家旅店、一个妓院、一个小酒馆等等。他的最著名的长篇小说《火坑》以俄国南方一个港口城市的烟花巷为题材，刻画了妓女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马明一西比利亚克（1852—1912）的长篇小说《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矿巢》、《黄金》等，真实地描绘了19　世纪后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生活习俗。维列萨耶夫（1867—1945）的反映世纪之交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中篇小说《无路可走》、《医生笔记》，也受到评论界的注意。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是契诃夫（1860—1904）。
　　80年代，契诃夫以安托沙、切洪特等笔名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小品、幽默作品、其中不少颇有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的味道，如短篇小说《在异乡》、《胖子与瘦子》、《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变色龙》等，以鲜明的细节刻画反映了俄国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从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契诃夫拓展了自己的创作路子。1886　年的短篇《在途中》描写了一个“有新外表的旧式罗亭”，着重表现进步知识分子在反动年代的彷徨。稍后完成的剧本《伊凡诺夫》试图为俄罗斯文学中关于多余的人的形象作一个总结。中篇小说《草原》则以俄罗斯迷人的大自然为背景，表现了灰色的日常生活。
　　此时契诃夫已是一个相当独立和成熟的艺术家。他从俄罗斯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同时又顽强地探索自己的风格。他明确表示，他不受各种流行的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左右，而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他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和免于暴力与虚伪的自由。他就是按照这个原则进行创作的。为此，列夫·托尔斯泰在80　年代末就把他称为“深思熟虑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凯尔迪什认为，在他的创作中，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似乎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了在此之前决定着思想和文学发展的一些社会意识形态的不足之处。
　　1890年下半年，契诃夫对俄国著名的苦役和流放地库页岛作了3个月的考察，准备报道那里的监狱情况。对俄国生活最黑暗角落的深入了解使他对专制主义政治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库页岛是不平等、暴力和奴役的象征，它在令人窒息的俄国生活中处处可见。契诃夫的作品中开始出现更鲜明的暴露主题。1891—1892年，俄国发生大饥荒。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科罗连科等进步作家一起积极参加丁赈济灾民的工作，并揭露了政府的卑劣行径。短篇小说《妻子》反映了救灾这一题材。作品中的男主角阿索林利用赈济灾民工作为自己谋取“威望”和“道德”声誉，但他自己什么也不做，还竭力阻止和于预妻子和其他人所做的实际的救灾工作。这个人物实际上就是沙皇政府险恶特征的化身。发表于1892年的《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所作的最完整的不妥协的描述。精神病院的大夫拉金认为人能够在自我完善中得到拯救，他热心地宣传勿以暴力抗恶的说教，并为此同病人格罗莫夫争辩。格罗莫夫经常讲一些“很难写到纸上的”疯话，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的生活，讲到时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冷酷和残忍的铁窗。但拉金看不到他的医院就是一座监狱这个事实，只是到了他被一帮官吏和兽医确定为精神病患者而被关进第六病室时，他才突然理解了他从未懂得过的精神病人的生活。90　年代末发表的两个短篇《套中人》和《醋栗》所表现的主题十分接近。《套中人》中的别列科夫就像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笔下那聪明的狗鱼，不仅力图把自己的身体、思想都藏到套子里去，而且力图把周围的一切都做上套子，直至他的雨鞋和雨伞。作者塑造了一个由黑暗、反动的时代造成的可怜而又可怕的侏儒，在他的躯壳中深藏着一个被扭曲的灵魂。《醋栗》描写的是私有者自我束缚的套子——他们的财产。尼古拉·伊凡内奇曾经对平谈无奇的官吏生活表示厌倦，也不愿像兄弟那样把自己关在私人小庄园里过一辈子。但他最终仍然摆脱不了为产业而操心，把自己束缚在呆板、狭隘、贫乏的生活公式中的结局。
　　90　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迅猛发展，它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现了随之而来的灾难和罪恶。作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不可能不关注和表现这一题材。在189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农民》中，他无情而又真实地描写了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1900年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在峡谷里》一方面揭露了笼罩在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齐布金家中的露骨的、可怕的“黑暗势力”，另一方面反映了善良、纯朴而又默默无闻的人们的悲惨命运。在90　年代后期和20　世纪初期，契诃夫的创作重点转向戏剧，这种体裁使他更便于表现时代的矛盾和冲突，塑造典型形象。1896年完成并随即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的《海鸥》是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第一次巨大成功。接着，他又相继发表了《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剧本。契诃夫的剧作在构思、人物、语言和性格表现方面都十分鲜明和生动，并突破了传统的戏剧形式，例如．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全剧由一连串对事情的感受和一些插曲构成，对白往往是表面看来没有联系的话。这些曾被人们认为是他剧作中缺点的东西在《海鸥》获得成功后被承认是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
　　契诃夫对普通人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同时又擅长于细腻的心理分析，善于以幽默、超然的风格表现人们的内心世界。他的剧作色彩丰富多变，以至于人们难以断定它们是悲剧还是喜剧。对他的剧作常常有不同的理解，一些人认为其基调是悲观主义的，是对生活的辛酸的嘲笑；另一些人则认为作家通过剧中人某些富有朝气的预言表达了作家的乐观主义。
　　契诃夫最后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剧作《樱桃园》也引起了人们同样的深深的思考。《樱桃园》的主题是贵族及其文化的衰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破落贵族加耶夫家的庄园——樱桃园未能保住，他们家过去的农奴、现在的商人洛帕欣买下了这块领地。契诃夫在剧本中让樱桃园旧主人“悲伤地”思考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结局，在进行讽刺的同时也表现出同情。他以审慎的态度塑造了洛帕欣这类人物：他让洛帕欣具有他所敬重的萨瓦·莫罗佐夫的某些品质，但并未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甚至对于剧中向往新生活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作者虽然表现出好感，但也没有过于乐观的幻想。契诃夫在《樱桃园》中思考得很多、很深，但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他把结论留给读者和观众去做了。20世纪初，契诃夫注意到了俄国生活中正在酝酿剧变。他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未婚妻》塑造丁一个为崇高理想而同自己的生活环境决裂的姑娘娜佳。对娜佳离开县城时感觉的描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她的面前展开了一种巨大的、宽广的未来，这在以前她是很少知道的。”契诃夫相信，人民将把握自己的未来，新的俄国将在巨大的苦难中诞生。但他没有能看到人民力量爆发的那天：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夜，1904年7　月1　日，他走完了44　年的生命旅程。契诃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卓越的俄罗斯语言修养、简练和纯熟的写作技巧以及对生活的深入探索和真实感受。在契诃夫逝世前不久，一位朋友给他来信，由衷地表达了对他的钦佩和赞赏。信中特别提到了契诃夫具有对于一个天才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您直视生活，全神贯注而不是浮光掠影。您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生活，既不去听别人如何议论它，也不只看那些内心希望看到的东西。这在艺术中是最难做到的，在作家中也是少见的。”这也正是契诃夫的创作的主要特色。
　　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已经存在着对资本主义俄国的深刻揭露和对工人生活的描绘。但反映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追求、表现人民群众革命情绪的文学，是从高尔基开始的。
　　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出身低微，从小饱尝生活的艰辛，青年时曾两次飘泊漫游俄罗斯各地，对俄国人民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在步入文坛并确立自己文学地位的过程中，他曾得到科罗连科、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等名作家的帮助和支持。在高尔基的早期创作中，革命浪漫主义作品占有重要位置，如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长诗《少女与死神》、寓言式作品《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海燕之歌》等。同时，他也发表了不少反映下层人民生活和精神状况、抨击“被资本家统治和支配”的社会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1895年发表在科罗连科主持的《俄国财富》上的《切尔卡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困境以及这个社会对他们的腐蚀，作者在表现刚进城的农民加夫里拉身上那种野兽般的贪欲时，也刻画了流浪汉切尔卡什的叛逆精神和不甘沉沦的品质。这篇现实主义杰作为高尔基赢得了声誉。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不同的是，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仅暴露和批判，还着力表现生活中的新生力量，颂扬和呼唤对官方社会和传统道德的反抗。
　　1899年，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出版，意味着高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