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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静思-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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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原因世界上除了“国民”有“代表”外，“医生”也有“代表”。呜呼，病人投奔医院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科学主义思潮，是苦难中人投奔救星，两眼漆黑，谁是医生，谁不是医生，谁是正主，谁是代表，根本无法分辨。这种乱派代表，临时凑数的奇技，将来风起云涌，医生的弟弟、医生的太太、医生的儿子，甚至医生的朋友，说不定哪一天柏老也应某一位医生老爷的征召，披挂上阵，那时候恐怕只有观世音菩萨才能保护你。
记得一则老故事：美国某一家医院里一位美丽的少妇，脱了个净光，躺在手术台上。一会一个医生老爷进来，掀开被单，看了个够，啧啧称赞而去。一会又一个医生老爷进来，掀开被单，看了个够，也啧啧称赞而去。这样川流不息地来了四五个医生老爷之后，少妇曰：“打狗脱，到底啥时候开刀呀？”被问的医生老爷曰：“不知道。太太，我们的白衣服是花二十块钱租来的。”咦，台湾已美国化到出现代表医生矣，看样子准有一天会进步到出现这种冒牌医生，轻则抓开被单瞧瞧，重则手执巨斧，斩手断腿。各位读者老爷，拭目以待，有厚望焉
恶医大阵
住在美国加州的薛俊枝女士来了一封信，叙述她的母亲薛太夫人住院的奇遇，以及最后还是被糊里糊涂医掉了命的经过，不禁汗流浃背。呜呼，我们过去所谈的恶医，不过只是个别的焉，而薛女士所陷的，却是恶医大阵。除了恶医外，还有恶护士。重重绊马绳，叠叠杀人坑，那就没法度矣。
薛俊枝女士信上曰：
我妈逝世快九年矣。我的家庭背景秀是单纯，父亲是位识字的小商人，母亲小学毕业。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父亲一生吃苦受累，用一双手养活我们全家力”。把社会不平等的出现看作既是进步的又是退步的，猜测，我妈除了帮父亲做小生意，就是洗衣烧饭。为了抚养我们姊弟三个成长，为了我们姊弟三个受教育，父母牺牲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平常根本不懂什么检查身体，发烧就打退烧针，发炎就吃消炎片，有病也撑着说没病。我们姊弟三个，除了忙升学，就是忙出国。我们不认识高官显贵，没有显赫的亲朋（柏老按：这就注定她母亲的命运），我们姊弟总认为等我们长大成人，父母就不再受苦，有福可享。谁知天不遂愿，我妈是一九六七年冬，突然大出血晕倒，送到台大医院的，经医生检查后送回家。等检查报告下来，说她害了癌症，而且已到了二期，必须住院割治。父亲和弟弟商量，这种病要很多钱，所以考虑住什么医院。当时大弟在军中服役，所以我母亲就住进了三某总医院。主治大夫是明啥啥先生，左查右查之后，决定阴历年开刀，而这时已拖了一个多月，我妈在开刀那天排第三号。前面两位病人和我妈害的是同样的病，但比较轻，只不过一期。可是，当第一号手术完成之后，病人一直昏迷不醒，不敢送回病房，后来终于逝世。第二号当时就死在手术台上。明啥啥拒绝再给第三号——我妈——开刀，换为物理治疗。这就应了你老人家的话，病人交到医生手里，就全心全意依靠他，他怎说，父亲弟弟怎么应。
接着几个月的物理治疗，在啥民总医院照钴六十。罪是怎么受的，我都没有看见，那时我在美国，爸妈瞒着我，怕我担心害怕（可怜天下父母心）。数月后明啥啥检查，说完全好了，说可以出院，我妈就出院了，可是不到三个月，又大量出血，人开始瘦下去，父亲弟弟急得找到了徐千田大夫，徐千田大夫要立即开刀，于是又住进了台北省立医院。徐大夫剖开我妈的肚子一看，叹息曰：“迟了一步，可惜可惜。”原来癌菌不但没有杀死，而肠子却被钴六十烤焦，太脆弱，医生碰也不敢碰，所以给我妈在肚子上造了一个人工肛门，再缝起来。一九六九年八月，我叔父来美，告诉我妈的病，我立即收拾回到台北。进了家门，见到我妈完全脱了人形，每天都要用吗啡跟“痛”来搏斗。九月，我妈又开始出血，又回到三某总医院，急救输血。从此出血输血，由两个星期减为一个星期，由一个星期减为二三天，最后上午输血，下午就流出，再最后，血管僵硬萎缩，输不进去。十月份起开始昏迷，十月六日夜去世，我们全家四口饱受熬煎，眼睁睁看她离开，留给我们姊弟三人无穷的悔恨和遗憾。
我不知道主治医生是仁医还是恶医，我简直不知道如何下判断。一条人命在医生眼中，大概算不了什么，我妈就这样被断送性命。我恨我父亲不马上再去找别的医院开刀，我也恨明啥啥不转送给别的医院开刀，而主张物理治疗。我更恨啥民总医院那位医生，为什么用钴六十烤肠子，而不烤癌菌。
我相信今天像我这样家破人亡的情况很多，台湾的医院、医生、护士，大都缺少丰富的仁心与爱心。今天，我喜欢美国，在这里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王守仁语）。，穷也是过这种日子，富也是过这种日子。我妈住三某总医院时，我随身要带二三万元以备急需。我妈要输血，我得跑到红十字会去买血。输血要输血管，我得跑到药房去买成打的输血管，全背在身上。医院没有病床，我妈就躺在急诊室里，小床二尺宽，四尺高，我得随时看着她别滚下来。医院连被单都不给，我把全家的被单都拿来用。我妈浑身血渍，医生竟毫不掩饰地表示“恶心”。看病的时候，除了医生，还有学生——实习医生，还有来来往往过路的病人。诊治时拥来一大群，我妈被检查得全身发抖，我泪流满面地抓住她，恨不得为她分担一点痛苦。大概他们看我和我妈拥在一起悲哀痛哭的样子，十分有趣，护士以及那些未来的“仁医”们，都笑了起来。这件事我一辈子不能忘记。我惶惶如丧家之犬，整天呆在医院里，不敢得罪她们。要打针得找她们，要输血得找她们，请医生也要找她们，我恨不得向她们下跪，救救我妈的命。那时小弟也服兵役去了，请假回来不准。父亲日夜不能成眠，卧床在家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支持。我是一个基督徒，若说这份罪是上帝的惩罚，那个有眼无珠的上帝，不要也罢。
还有一幕不能忘记的，就是三某总医院的一位护士小姐，短短胖胖，是急诊室的专任护士。有位母亲带着一个发高烧的孩子来急诊，实习大夫立刻拿着盐水、针管下手（在台湾，我所看到是，只要发烧，就注射盐水针，不懂是啥道理）。那根长针，柏老，不知你见过没有，东插一针、西插一针，头上、手上都试了，针就是插不进去，一下子就滑出来。孩子哭得快要断气，可怜的母亲一串串的眼泪往下流，最后她大着胆哀求那位护士说：“请大大夫先来看看，再给孩子打针。”那位护士勃然大怒，嗓门升高了十度，骂起来：“什么大大夫，小大夫？没有小大夫，哪里有大大夫？”那位母亲连忙认错哀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已半个小时，孩子受不了。”我和那位母亲同病相怜，看她心如刀割，我就悄悄地站到跟前，怕万一她碰墙自尽，我好拉她一把。后来那位乱插针的“小大夫”终于放弃尝试，叫来了“大大夫”，把针插入，总算是雨过天晴。
这种“天使”，这种“仁术”，我宁可去自杀，也不去看这些嘴脸。不知道他们生不生病？他们的家人生不生病？还有一次，病人需要立即开刀，开刀房没有水（那时台风刚过），所以工友就用水桶（那水桶是黑的，还有锈），一桶一桶地往开刀房提，大概是用来消毒的吧。幸好没有停电，否则医生摸着黑，给病人开刀，那才是绝技。
还有一次，托我的老师许宗尧先生，找到啥民总医院副院长，请求收留我妈，副院长立刻吩咐下去。第二天一早就来了一辆救护车直觉主义学派，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数学的基础问题，即，把我们母女上拉到啥民总医院的急诊室，不到十分钟，放射科的主任“亲自”带着一群随员要下楼探视。我想他大概不晓得来者是何许人物，竟能劳动副院长亲自下手令。但一看我们母女枯焦干瘦，衣服褴褛，好像饭都没得吃的，身旁又没有嘘寒问暖，他就明白了一切，问了没两句话，站了不到五分钟，就呼啸而去。那一刻，我们的自尊心完全破碎，只觉得死了比活着好。不久又有一位女医生下来问话，千遍一律，给我妈输血，要我立即去买血（就在啥民总医院里面）。我先去排队领买血的证明，再去排队付款，再爬到三楼（记不清了）去领血，再送到急诊。放心不下我妈一个人在病床上，急得我团团转。柏老，柏老，这种煎熬，你可经历过？孙观汉伯伯要我扬善隐恶，我实在做不到。累积起来的恨，不是局外人几句话化得开。
在美国，我住过三次医院。在美国这样社会里，我是一个渺小的人物。一切都是由医院负责，我丈夫用不着装着钞票，来医院陪我，他完全放心。在医院里吃喝随时供应，每天一定铺床、换床单、换冰水，为病人洗身、洗头发（依病人自己的意思），帮助病人行动。护士们都面带微笑，随唤随到，哭丧着脸的太少了。医生最少每天来看你一次，和善地开玩笑，捏捏你、逗你，没有一个板着脸训话的……这样的医生、护士，你当病人的会不安心？说句老实话，就是被他们治死，我都觉得应该原谅
台湾的杜鹃窝
前些时，电影院演出《飞越杜鹃窝》影片，电视台播出《冲破杜鹃窝》影集，揭露美国精神病院的重重内幕。有些朋友垂泪告曰：“看了之后，心都结成一团。美国是民主法治的国家，精神病院竟有那么黑暗，精神病人受尽苦难，却无处申诉。”呜呼，这些朋友真是井底之蛙，所见太小，他们如果看了台湾的精神病院，恐怕会觉得美国的精神病院，简直是天堂。
在江湖上，期负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人，不算英雄好汉。所以大人不打孩子，武士不打平民，臭男人不打女娇娘，如果犯此一条，不但落得千载骂名，死后还要变八脚鱼，被人捉住，烤而食之。只有下三滥瘪三者流，才不顾一切，冬天吃柿子，专拣软的捏。而世界上最最没有抵抗力的动物，莫过于精神病患者矣。除了非常严重的少数患者外，绝大多数患者都是间歇性的，有发病的时候，也有清醒的时候。可是因为八脚鱼密布的缘故，精神病人遂注定地在劫难逃。当“杜鹃窝”里那位根本没有精神病的男主角，向委员会申诉他们受虐待时，八脚鱼一句话就把他刻骨的悲痛，化为一缕云烟。八脚鱼曰：“他是个精神病呀！”这就够啦，谁肯相信精神病的话也。
从《飞越杜鹃窝》、《冲破杜鹃窝》的镜头上，中国同胞对美国精神病院的现代化设备，恐怕都有点心荡神移，像热水浴、休息室、宽敞的住处、有肉有食的饮食，觉得那也不错呀，于是认为台湾的精神病院，大概也是如此这般。咦，有此一念，天理难容。台湾的精神病院，迄念为止，共七十七所，公立的只有六所，私立的则达七十一所。公立的柏杨先生没有参观过，私立的倒是参观过几家，归来之后，一连几夜都做恶梦。我们已抨击过不少恶医，然而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比较起来，我们抨击的那些恶医，不过小流氓而已，精神病院里的恶医，简直是职业性一级杀手。
在理论上，精神病院是医疗所在，教科书上就是这么说的。事实上有些私家的精神病院，不啻阎罗王屁股底下的十八层地狱。进得院来，层层铁门预先决定的，而是按照自己所固有的规律发展的，但并不否，条条铁链，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进入病人囚禁的房子。病院办公室都很美丽，有的还悬挂各种匾额和各种奖状——天晓得那些扁额和奖状是怎么弄到手的。但走进第一道铁门，立刻就有一种味道，家家不爽。三重市附近那所病院，最为拔尖，女病房设在三楼，男管理员却跟她们同锁在房门之内，而很多女病人都没穿裤子。该病院特派男管理员跳井救人，至为可敬，而该男管理员晚上是不是也跟她们住在一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白天硬是如此，便不得不努力瞪眼。三四十个女病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个统舱，每人只有一个光光的榻榻米，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如果蔽体，就无法看出她们没穿裤子矣。台北近郊的另一所病院，阴阴惨惨，更加一级，像蜂窝一样的小房间，既潮又湿，有些伸手不见五指，只见幢幢鬼影。厨房里虽然已准备好每人一个鸡蛋，可是那是专门给视察大员看的，而视察大员半年才来一次，于是病人半年才有一蛋，平常日子，只有一碗饭和一碗空心菜煮的汤，汤里大概可能还有几滴沙拉油。在台北重庆北路的那所病院里，还有一位黄发碧睛的荷兰籍女士，她跟其他中国女同胞一样，蜷卧在光光榻榻米上，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柏老匆匆一瞥，所见如此。但我知道，私立精神病院的所做所为，有些更使人浑身发冷，似乎他们对病人不是在治他们的病，而是在喝他们的血，不要说一个病人，纵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一旦被投进去，也得发疯。无论男女，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臭，那说明病人很久很久没有洗过澡。很多病人还害着肺结核或其他恶疾，但他们仍得日夜挤在一起，互相传染。嗟夫，没有牙刷，没有牙膏，没有毛巾，没有替换的衣服，完全的绝望，像一群等候烹宰的猴群，得不到一点怜悯。病人如果胆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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