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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静思-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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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盖有些中国人天生奇骨,必须沾点洋大人的边,才心服口服。

五曰“戾气”。这是一种恐怖的气质,可不是说孙淡宁女士在街上挨过扁钻,而是,上自坐办公桌的朋友,下到商店站柜台的老奶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前525—前445)又译“巴门,在面对面大银幕镜头,永远听不到使人感到温暖的一句话:“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往往都是先瞪尊眼,然后一脸不耐烦,多问两句,就好像在他家放了火一样,得到的多半是仇深似海的反应。结果处处冲突,事事争吵,谁的嗓门大谁胜,谁的胳膊粗谁占上风。两个陌生人碰在一起,立刻就成了一个小型的火药库——每人肚子里都装着炸药,一碰就炸。如果没有炸,一定是其中一个忍气和声,自甘被宰。

上述五气,不过是孙淡宁女士所谓的大气,小气恐怕两个巴掌都数不完。呜呼,人之初生也,呱呱坠地,白胖可爱,一岁二岁牙牙学语,六岁七岁进了学堂,不仅是赤子之体,更是赤子之心,连墙角死了一条毛虫,都会垂泪,如果小猫小狗寿终正寝,就更伤心欲绝,每一个儿童都纯洁得像一堆白云。可是长着长着,也就怪啦,就跟蝌蚪一样,一会多了两只手,一会多了两条腿,一会皮肤粗糙起来,一会心狠如铁,见了能吃的就吃,跟往昔一点都不一样。读者老爷遇上上述五气的那些嘴脸,你能想象得出,他阁下当初也是一个多么可爱可亲的小娃娃乎哉?从一个可爱可亲的天真无邪,变成现在这种面目可憎,原因是啥?他们为什么会变?或是谁教他们变?,有时候固是社会把他们折腾得不得不变,但至少有一半的责任,应该自己承担,盖并不是每一个老头,都一定会丧失赤子之心也,只在于赤子之心被私欲壅塞——赤子之心越少,人性跟着也越少。吾友希特勒先生就有他纯真的一面,心爱的金丝雀死啦,他就哭成了泪人儿。可是这可爱的情操只昙花一现,就被兽性撕碎,屠杀起犹太小民,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残忍的披着人皮的畜生之一。孙淡宁女士在台湾接触到五气人物,比希特勒先生还差十万光年,似乎用不着担惊害怕。但这种人物,如果多如牛毛,影响可就大啦,那将把中华民族逐渐地拖下一个没有公理正义、没有仁慈祥和的毁灭深渊。

所以,孙淡宁女士一心一意要办一个幼稚园,她的伟大设计是:把四十岁、五十岁以上,一些自以为不同凡品的小家伙和老家伙,分期地送到幼稚园里,教他们洗尽铅华——所谓“社会地位”啦,“学问”啦,“财富”啦,凡后天得来的玩艺,统统抛掉。大家挤在一起,重新过儿童生活,教习当然不是漂亮的保姆,而是请一些正在小学堂念一二三年级的孩子出马,教老头们“饭前洗手,饭后漱口”、“爸爸妈妈真伟大”、“青菜腐最营养”。从儿童身上发掘出来人性的美好,把后在身上披挂的一些零件,像船底寄生的蛤蜊蚌壳一样,洗刮得干干净净。

这是一种返老还童的伟大教育工程。在佛教世界里,人翘了辫子,前往阎罗王那里报到,冥途漫漫,年幼的思父思母指导战争的正确方法是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相符合、理论和,年长的思妻思子,年老的思儿思女,大亨则想起他的权,大师则想起他的名,大鼓则想起他的钱,自然悲悲切切,肝肠寸断。到了奈何桥头,已走得口干舌喝,有一家咖啡店在焉,那咖啡不是真咖啡,而是“迷魂汤”,一杯下肚,就把过去忘了个一滴不剩。然后投胎转世,重新做人。这个例子似乎不太恰当,盖迷魂汤是使人忘记一切,而幼稚园是使人回到他的童年。不过其使人有一个彻底的转变,则是一也。

问题是,幼稚国跟吾祖柏拉图先生的理想国一样,只能纸上谈兵,无法真刀真枪地干。柏杨先生曾向孙淡宁女士催了又催,催得她招架无力,落荒而逃,现在不知道逃到啥地方去啦。吾友耶稣先生曾有言曰:“凡是承爱天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们倒不希望进天上的天国,只希望进地上的天国——民主、法治、富强、和平。

假设孙淡宁女士感觉到千头万绪,无法下手,则只有仰赖中国人的自觉矣。酱缸日深,再限陷下去,将来如何处拔哉耶?一想起来,就汗流浃背

有嘉许、有飞帽

八○年代十二愿,已经写完。每个从在“年”或“年代”开始之初,或在“世纪”开始之初,都会有无限澎湃的热情。柏杨先生希望能活到二○○一年,再写一篇二十一世纪十二愿,那时候的十二愿可不要旧事重提,如果旧事重提,中国人恐怕无力再振矣,只好大哭一场矣。希望那时候的十二愿是:愿海洋彻底开发,愿人类登陆冥王星,愿台风地震和火山爆发之类的天灾,可消除或防止,愿每个家庭只要拥有一辆汽车就行啦,凡拥有两辆以上汽车的朋友,不准竞选公职,盖社会虽已极度繁荣,仍须节约惜福也,等等。

所以,柏杨先生于八○年代开始之初,提出十二愿,实在稀松平常,并非心怀大志。西洋一则小幽默说,一个孩子在祷告时,愿上帝把罗马赶快搬到希腊,迟了就来不及啦,盖他阁下在考卷上是这么答的,下课后发觉大势不妙,只好求上帝帮忙。上帝听了之后,可能也替他急得团团转,盖孩子的心固万分至诚的也。柏杨先生十二愿,也是这种万分至诚,而且所提出的愿望,没有一件使上帝发毛的事,都是中国人自己可以办到的,我们不要求罗马搬家,而只希望中国人不再窝窝囊囊,靠着意淫过日子。

十二愿文虽写完,意却未完。因报纸字数限制,不完也得完,仍有若干意见,有些是在把稿件寄出之后才想起的,有些则是朋友们或读者老爷老奶拜读了敝大作之后的反应,谨再作一补充

关于取消籍贯

特别感谢域外人先生,在《中国时报》发表一文:《户籍法应重新解释》,对柏杨先生的建议,隆重嘉许。我提出的仅只一项原则,域外人先生则进一步在现行法律上讨论实行的可能性。盖现行的户籍法,基本的立法意义是取消籍贯的,只是被矛盾的条文摘砸啦。域外人先生指出,户籍法第六条曰:“本籍以所属之省及县为依据。”(这就是我们嚷嚷的“出生地”。)但第十六条却伸手就打了自己一巴掌,曰:“子女以其父之本籍为本籍。”于是问题出笼,在台湾的漳州泉州老乡,如按第十六条规定,他们的本籍仍是福建省,如果按第六条规定,则成了台湾省。上帝不能搬罗马,中国的官老爷却能随便搬省籍,似乎神通更为广大。不知道当初拟定这些条文和通过这些条文的朋友,何以如此地法力无边也。域外人先生曰:“对先后移民的本籍,划分不同,原因是引用了互相抵触的户籍法条文。”如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的官大,谁的理也大。官手一指曰:“你适用第六条。”福建省人就成了台湾省人。官手再一指曰:“你适用第十六条。”台湾省人就成了福建省人。随心所欲兼得心应手,官既乱点地域谱,民只好以地域观念回报。

然而,既有人嘉许,也就有人飞帽。台北《扫荡周刊》创刊号封面上,赫然出现大标题曰:《瞧瞧柏杨的国际主义》,不由大为紧张,不知道我啥时候又被封为“国际主义”啦。奇文不可不赏,照抄于后,以广流传——

籍贯是民族主义和文化的根本,除非断弃这两样生存宝贝,否则不能取消籍贯。前年轰动全球的美国文学名著电视影集《根》,就是美国黑人追寻其祖籍的感人故事。结果,使美国白人深受感动无以为君子”,但又重视人为的努力,生活、学习上态度积极,,纷纷研探家谱,使日益严重的美国家庭问题,得以起死回生(柏老按:《根》竟使日益严重的美国家庭问题,得以起死回生,这灵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信口开河,兼落花流水),前驻台北美国新闻处长司马笑先生,即曾以严肃的学术工作态度,追寻证明其祖籍是中国(柏老接:如果一个中国人以严肃的学术工作态度,追寻证明其祖籍是荷兰或日本,恐怕不得了啦)。最近来台访问的美籍议员早川雪先生,出生于加拿大,早已归化美国,犹不忘其祖籍的日本姓氏(柏老按:不忘姓氏祖籍,和籍贯是两回事,扯到啥地方啦)。中国能屹立五千年不亡,华侨在海外能不被同化,根本的原因是不忘祖籍。柏杨最近有三大历史著作问世,难道说,他研究中国的心得,竟是取消省籍吗?(柏老按:祖籍和省籍不同,这么轻轻地纠缠在一起,一点都不怕闪了脖子。)

柏杨的意见,继取消省籍之后,还要取消国籍,全世界都变成“地球人”(柏老按:白纸黑字,我可没这么说)。此非有意送红帽子,不过这“地球人”三字,很容易使人想起多年前国际共产党的口号“工人无祖国”。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一直用“世界主义”、“国际主义”来蛊惑弱小民族,结果帝国主义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高鼻子蓝眼睛,他们是盎格鲁撒克逊,或条顿,斯拉夫(柏老按:日本帝国主义可不是高鼻子绿眼睛的,恐怕是不忘不行)。孙中山先生早在六十年前,就苦口婆心,大声疾呼中国人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一再强调民族主义是根本。今天居然有人为了凑和“新生代”,说不要省籍,要改成“地球人”!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迫害,还不够深吗?

柏杨说许多下一代的外省同胞,不知道自己籍贯在地图上哪一块。这是诬蔑!不但诬蔑了在台湾的所有外省同胞,而且诬蔑了国家教育,以及全国各级地理学科教师(柏老按:诬蔑不诬蔑,只看那是不是事实,好像不能看蠢血沸腾。)照柏杨讲,大家成了“地球人”,是否连“中国人”三个字都要忘记呢?恐怕“地球人”还在帝国主义腰包里,梦想“地球人”的人先要成亡国奴了。

拜读完了这篇大作,香汗淋漓。这正是中国传统式的争论典范,情绪激昂兼磨刀霍霍。先声明“无意送红帽于”,却“忽冬”一声罩上“国际共产党的口号‘工人无祖国’”。这股劲使得太大,没有几个人承当得起。特此声明,柏杨先生认输,算你赢啦

关于分食

聚而食之的毛病,至迟在四○年代,就已经发现,而且有过具体的改良。抗战期间,设在重庆南温泉的国立政治大学堂(那时名称是中央政治学堂),为了避免吃别人的口水,乃采取双筷之制。八人一桌,每人面前放着一小碟和两双筷子,一双是夹菜的,把大盘里的菜夹到小碟里。然后,放入“菜筷”,拿起“食筷”,再从小碟里夹送尊口。扒拉饭之后,再放下“食筷”,拿起“菜筷”,如此这般,运转不息。柏杨先生有一次去该学堂做客,第一次碰到大场面,手忙心颤,总是忘了换筷,不断用夹菜的筷子往嘴里塞,每塞一次,群雄无不瞪眼,吾友就向我猛踩,一顿鸿门宴下来,除了浑身疲惫外,还两脚红肿。

这当然是不习惯之故,如果久啦,自然能驾轻就熟。但这件事却给我们两点最最重要的启示:第一,至迟在四○年代,当时身居高位的有些官老爷,已经发觉聚而食之的危险性,必须改良。第二,改良虽然改良,却只枝枝节节地改良,脑筋酱在聚而食之古老的传统里,没有胆识敢在根本上突破。八人一桌,把菜分成八份,恐怕天下最简单容易的事,莫过于此。即可省掉共用的四个大盘,每人又可省掉一双筷子。既可以腾出空间,又可以节省时间。贵阁下听过京戏《凤还巢》乎哉?烧包大少爷曰:“脱下我的睡衣,穿上我的家衣。脱下我的家衣,穿上我的外衣。脱下我的外衣,穿上我的公衣。脱下我的公衣,穿上我的出衣。”嗟夫,不要说真的去干,仅只在台下听听,都会累出砍杀尔。换筷之举,双筷之制,效果跟这差不多,所以不久就自行殒灭也。

我们想不通的是,既已察觉到聚而食之后果堪虞,为啥不索性分而食之。

聚而食之的特征之一是容易引起“抢菜”斗争,一旦发生抢菜斗争,立刻化友为敌,鼻孔冒烟。长年累月地,跟不共同桌之仇西曼德的论自然,已失传,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利特、巴,挤在一桌,不仅消化不良,还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抢”固伤情,“让”也伤物。像筵席之上,或者有客在座,主人就像汽车上的定期自动雨刷一样,每隔几分钟,就要举箸呐喊,呼吁客人不要客气,客人当然非客气不可,结局是剩菜如山。明明垂涎三尺,想吃盘子里那块排骨的,可是只剩下一块啦,为了维持尊严,不肯下手,该块排骨只好丢掉喂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如果分而食之,大家各取所需,就不致如此暴殓天物。呜呼,有人认为中国是被吃穷的,如果更精密地分析,恐怕是被聚而食之吃穷的也

宁为瓦碎,不为玉全

名字是一个人的标志,前已言之,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只有监狱例外。盖监狱里囚犯的名字都被一笔抹杀,只有号码。柏杨先生在绿岛努力坐牢期间,号码是“二九七”,只要一喊“二九七”,我不知道叫的是我啦。吾友索尔仁尼琴先生当年在尼古格群岛时,号码是“二六二”,落后的多矣。呜呼,一个人坐牢,如果一直保持名字而没有号码,那不算真正的坐牢,只能算玩票,没啥可提的。

编号办法,只有监狱才可实行,无法推广到社会。今年(一九八○)全世界人口已到三十二亿,如果用阿拉伯数字命名,每人要写十个位数,而且死了的号码不能再用(用了就同名矣),新生的娃儿又层出不穷,一百年后,恐怕二十个位数都不能打发。所以,用文字作名字,乃正常之规。

——中国人很少用数目字作正式名字的,偶尔出现,立刻名垂史册。普通的张三李四,不过泛称而已。日本同胞则比较茂盛,吾友山本五十六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身拜总司令之职,把美利坚打得叫苦连天,他爹老山本先生五十六岁时才生他,即用以纪念,中国便不兴这个也。

命名是一件重要大事,古之人之也,老爹老娘都请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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