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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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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石柱础,更在千年百眼中存在。建悯忠寺时代的所有建筑,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这两个石础,令人据之想像当年。从它们巨大的尺寸和精美的雕刻上,人们想像到古庙的盛世,千百年后,只留下两个石础,从个体存在中凭吊它们整体的不存在。

如今,余法师个体不存在了,但是他“若亡而实在”,在饭厅中,他一直是他当年的小徒弟与康有为的活题。

康有为问:“余法师到底怎么死的?我只依稀听说他死在庚子拳变里,并且还是死在庙门里,其他都不清楚。十力兄你一定清楚。”

李十力点点头。沉思了半晌,才开口说话:

“我师父死得很离奇,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清楚全貌,但是也连接得有了轮廓。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见到我师父那年,他正四十一岁,那时他已做了十一年和尚了。他三十岁出家。三十岁以前的事,他绝口不提,我问他,他有一点凄然,只是说:‘我三十岁以前的历史,有一天你会知道。’师父平时修养功深,总是平静和煦,可是问到他的过去,他就皱着眉头不愿说,那种平静和煦,好像就受到很大的干扰。后来我就想,师父年轻时一定受过一次大刺激,才会看破红尘,出了家。那次大刺激一定很大很大,所以他虽然出家十多年,一提起来,还面现不安。那次大刺激直接跟他的死有关。直到师父死后,我才衔接出完整的真相。得知以后,我非常感慨。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和我师父在这桌上吃饭那一次吗?吃饭时我师父只把蛋给康先生和我吃,他自己不吃。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出家人吃全斋,所以连蛋也不吃。当时我插嘴说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我也最好不吃蛋。但师父说我还年轻,需要营养,该吃蛋。并说我那时年纪大小,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我问那我什么时候算,师父说你不一定要算。我问为什么,师父说因为你不一定要在庙里长住。当时我紧张起来,问师父是不是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师父说,不是,当然不是。师父说他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那时候我十六岁,十年以后,师父叫我出外做一件重要的事,我就离开庙里了。

“什么重要的事,康先生一定很奇怪。原来我师父虽是义人余家的后人,可是从小就喜欢活动,喜欢结交江湖中人,在外面混。他出家后,跟人说他一直住在北京,是有所隐讳的,事实上,他十五岁就离开北京,到了南方,并且加入南方的起义阵营——太平天国。由于他小时候念过些书,粗通文墨,便被‘长毛贼’看中,做了石达开幕中的小师爷。太平天国内讧,石达开出走,他也一直追随。后来到了四川,日暮途穷。石达开被俘,他流亡返回北京,后来便在法源寺出家了。”

“真没想到余法师是‘长毛贼’,并且跟石达开有那么亲近的关系。”康有为插了一句。

“更没想到的是,他跟石达开仅存的女儿有过一段生死恋,可是传说在官兵打来时,他对石小姐见死不救,以致被大刀王五他们看不起,但是谁想到三十年后,他却勇敢的义救王五,被义和团暴民砍死在法源寺这里的石阶上。他含羞忍辱三十年,最后用行动证明了他的伟大人格。”

“真了不起!”康有为赞美着,“可惜余法师年纪大了、死了,不然的话,他也许跟你走上同一条路。”“是吗?”李十力怀疑着,“我看我师父如果肯出来,他走的路,可能是康先生这一条——他毕竟是与康先生同一时代的人。”

“你不和我们同一时代吗?”

“不瞒康先生说,我不跟你们同一时代,你们把自己陷在旧时代里,我却比较能够开创新时代。例如我参加革命,辛亥革命时,我就正在武昌从事奔走。可是,辛亥革命下来,发现中国还是不行,革命革得不彻底。要救中国,只有再来一次新的革命。新的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你康先生是自己人,在你面前,我不必隐瞒,但请代我隐瞒,我在五年前,就参加了这种革命了,那时我四十九岁,做为革命党,年纪好像太老了一点,可是李大钊说我参加过辛亥革命,如今又参加共产党革命,这种转变与进步,有示范的意义,因此也欢迎我加入。我现在就在北方做地下工作,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里却是革命党。不过,不论教书或革命,都是把自己抛到外面的工作,都是一种尘缘。尘缘久了,我就到庙里来灵修几个小时。

“我每次回到庙里,就像回了家、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我同我师父的世界。我喜欢法源寺,喜欢过庙里的清净生活,我就希望我能终老在这里,不再到外面去。但是,清净不了几个小时,外面就有一股力量吸我出去,里面就有一股力量推我出去。那股力量来自佛法的正觉、来自我师父的督促、来自我内心的呐喊,使我谴责我自己,叫我不要到法源寺来逃避。法源寺不是避难所,法源寺是一个前哨、一个碉堡、一个兵工厂。虽然我那么喜欢去做杨仁山,去弘扬佛法,但是,我自己永远无法只做庙里的人,没有自己的参与,弘扬又怎么够?有时候,参与就是一种最好的弘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地狱外边弘扬十句,不如朝地狱里面迈进一步。二十八年前,谭先生为这种佛理做了最伟大的先行者,他为走改良的路而死,却以身首异处,指示我们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十五年前,我参加了辛亥革命;五年来,我又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从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我从三十九岁参加到五十四岁,做为革命党,我有点年纪大了,但是,我无法停止,我好像不革命就没把一生的事情做完。我希望我能尽快把第二次革成功,革命成功后,我告老还庙,完成我在法源寺终老的心愿。不过,看到国家局面如此,我想我的希望恐怕太奢求了。也许有一天,我不能老着回来了,如能死着回来,那便像袁督师那样能在庙上过个境,我也于愿已足了。”

听完李十力的这番话,康有为沉思不语。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丁香,别有所思。半晌过后,他转过身,直视着李十力:

“戊戌前后以来,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们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实与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所谓造反。造反也不过杀头。但我们没造反,还不是杀了头。后来谭嗣同他们死了,你们都相信改良是一条死路,都相信只有革命才成,如今一革不成,又要再革,再革真能成功吗?我老了,我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改良也不成、革命也不成。但我仍相信改良,虽然改良的基础——两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培养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但是,鲁莽灭裂的救国方法,还是很可疑的,至少那种代价是惨痛的、是我们付不起的。并且,人民的信仰和信念,人民的价值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硬造起来的。清朝天下造了两百六十八年,才有了那么点规模,你们想在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里造出天堂来吗?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怕造到头来,造到千万人头落地,造到人心已死,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康先生的话,我能明白。”李十力慢慢他说,“但是,我们又有什么选择?我们的处境,就好像我小时候在家乡逃难,任何可以聊慰饥渴的,我们都要去追求、都要去采行、都要去拼命。我们不敢说我们今天信的主义,一定可行;但是我们清楚知道昨天的法子,一定不可行。因此我们一定要去试一试

“国家大事,”康有为打断他的话,“岂可以尝试出之?试出麻烦,谁负责?”

“我们负责。就好像二十八年前,你们负责一样。你们当年岂不也是试一试?”

“我们是试一试,但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可是你们呢,你们流的,是人民的血。值得吗?”

“流血是难免的,值不值得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即使你们只流自己的血,志士仁人的血也是血。现在看来,你们二十八年前的试一试,是否值得,也不无可疑。其实你们的试一试,在大前提上,就全错了。你们以为说动光绪皇帝,得君便可行道,其实,即使光绪皇帝有心变法又怎样?那么大的集团中,觉悟的只有他那一个人,一个人又能怎样?你别忘了,他们是一个大集团,一个靠着压迫别人的不平等与保护自己的特权共生着、互利着的大集团。整个大集团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觉悟,闹到头来,只是一场悲剧而已。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坏事,坏事对大集团有好处,虽然不合正义,他会得到拥护;可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好事,好事对大集团有坏处,虽然合乎正义,他会得到反对。西太后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坏事的前者,光绪皇帝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好事的后者,结果呢,光绪皇帝到头来会发现他代表不了大集团,大集团僵在那儿纹风不动,他只代表了他自己!想做理想主义者吗?好的,但理想主义者是低低在下的人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做的。高高在上的人只能继续同流合污,带头共谋大集团的私利,不这样干,却想更上层楼,到头来会发现,没人同你上楼,你想下楼,梯子也给偷跑了。

“你康先生精通经史,但你没注意到,我们中国政体是: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有特色,特色也许是家族、也许是宦官、也许是士大夫、也许是满洲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集团,不只是个人。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视了中国政治中这种集团特色,忽略了满洲人的集团特色,你犯了中国变法政治家王安石的老毛病,以为只要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变法了。你把问题看得大简单了。你想跳过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个中间集团而想和平转变,这是很不可想像的。和平的转变不能靠一两个觉悟的个人立竿见影,你必须得先改变那个集团,但集团又十九不见棺材不流泪,所以谈变法,简直走不通。

“王安石变法,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过一句话,文彦博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想改革,你想越级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层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层通不过,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鸦片烟危害中国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鸦片进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来进口超过七倍,四万多箱,为什么?中国官商有利可图,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风,也行不了新政。”

“照你这么说,你又怎么解释俄国呢?俄国在彼得大帝时代,岂不也是高高在上的人带头吗?可是俄国人却成功了。”康有为不服气。

“不错,可是彼得大帝与光绪皇帝的处境完全不同。彼得大帝虽然也是幼年登基,但是他只碰到大他十五岁的同父异母姐姐的七年摄政,而不是像光绪皇帝那样碰到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的四十七年专权。这是不能比的。反正,总归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能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办法。所以,为中国计,绝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们要用霹雳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国人:当一个政权从根烂掉的时候,它不能谈改良,当它肯改的时候,都太迟了。就如一个人在被逼得没法的时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时候做,十次有九次,都太迟了。我们不要相信这种政权会改良,我们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照你把革命说得这么神奇、这么包医百病,”康有为夷然说着,“那么,照你说来,你对我们过去的作为,一笔抹杀了?”

“也不是。你们是我们的先行者。没有你们,哪有我们。改良失败的终点,其实正是革命成功的起点。你们证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几个人的死,证明了一条国家大事的路走不通,这是多么幸运、这是多大的功德?也许有一天,我们千万人头落地,才能证明此路不通,那时候,我们真愧对你们、愧对人民、愧对中国了。”

“另一方面,”李十力接着说,他手指着康有为,“是你个人显示给我们的特殊意义。由于你康先生的高明与长寿,近三十年来,你虽然被我们抛在后面,认为你落伍了,但你毕竟曾在我们前面,你是我们的先知、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先知,只可惜三十年下来,时代跑得比你快,先知变成了后卫,但你仍是一面镜子,从你那儿,才看清了我们自己。你的不幸是生不逢辰,生得太早;你的幸福是健康长寿,活到今天。从生不逢辰、生得太早看,你生在中国,却不早不晚,碰到了西太后的集团。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我觉得他们这个集团本质是反动的、无能的、低能的,他们自己做出来,实在没有什么高明的,所以从这个观点谈来谈去,都乏善可陈;但如果从另一个观点,就是他们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观点来看,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的发现,根本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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