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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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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的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遣症非常严重,说粗俗点,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擦屁股’。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大便于后,他们的可恶,不做的比做出的,其实更多。他们是一块顽固的绊脚石,自己不前进,却又使别人不得前进。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直到今天,还清清楚楚的证明给人们看,顽固的绊脚石政权,是多么的可恨!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时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时候你就朝下、她走运的时候你就倒霉,你生来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运硬铸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同铸在一块硬币上的比喻恰当,那么,你和她正好一体两面,代表了你们那时代,如果没有了她那一面,这块硬币,也不能在市面上当一块钱用了。不错,虽然在市面上这块钱不能用了,但它变成了变体,在博物院和古董店里反倒更有价值。但那种价值只有博物院古董店的价值、是历史的价值,不是现实的价值、实用的价值。”

康有为突然一惊,两眼茫然地望着李十力,专心听李十力继续说。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只比你大二十三岁,一辈子罩住你,使你那一面硬币永远朝地朝下。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比你去得快,你是落幕的十九世纪里最后一个先知,但二十世纪一来,你就变成了活古董。

“你命运注定要为时代殉难,你超不过你的时代;谭嗣同精神和身体都早为时代殉难了,你身体活下来,但你的精神却早已同谭嗣同一块坐化死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康有为茫然不语,想了很久,只说了六个字:

“那么,梁启超呢?”

“梁启超不同。梁启超不算是先知,他不代表时代,但他离先知最近,所以他能老是花样翻新:他十六岁前是神童式的小学究,碰到你,大梦初醒,摇身一变变成维新派,然后是保皇派,然后跟你分开,拥护民国,变成共和派,比革命党还革命党。他整天求新求变、绝不顽固、有服善之勇,他的口号是‘不惜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一点都不难为情。尤其在你和张勋复辟那段日子里,他公然‘当仁不让于师’,骂你是‘大言不惭之书生’,这种气魄,真是直追孔子呢!基本上,梁启超和你不同,严格说来,他和西太后不属于同一个时代,而你,你却跟西太后同一个时代。他从那个时代变出来,你却陷在那个时代。我无法说这是宿命,但这真像是一种孽缘,就好像我们中国神话里愚公移山故事,愚公想移这座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他生命里正好碰到这座挡住他的大山,则是一种孽缘。我说你和西太后同一个时代,她就像那座挡在愚公眼前的大山,终生在你眼前拦路。你的整个青春都浪费在开路找路上面,这是你的大不幸。如果没有这条拦路虎、这块绊脚石,你们的青春与才干一开始就可以用来为中国建国,不会浪费。

“你的不幸也许是跟他们相见恨早,所以你的青春就在抢滩时消磨掉了,像是接力赛跑,你跑起步的人,就不可能跑到终点,你只能跑四分之一,就交棒出场。你生来就不是看到最后胜利的人。

“戊戌政变本质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点那边西太后知道、荣禄知道、袁世凯知道,这边谭嗣同知道、王五知道,但只有光绪和你不知道。所以理论上,除非奇迹,政变一定失败,政变失败,你一定死,最后光绪知道了,逼你出京,你本人九死一生,在你本人生死上出了奇迹,你没死,但并非说明你不该死,所以你的生命,早已在六君子溅血时候一起结束。你命中注定要在接力跑中跑的是那一段、那第一段,而不是以后的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所以,事实上你没死,但在感觉上和理论上,你早已是古人。人们看到你,是看到历史,你并不比戏台上的你更真,报上说南边演戊戌政变的戏,你也去看了,看到台上的自己,你康先生泪洒戏院。其实,戏台上的你,才是真的你;而真的你,却已经变成了活古董。康先生啊,我是你的小兄弟,我们古刹结缘,近四十年后又再续前缘于古刹,今天以后,可能劳燕分飞,此生相会,恐已无多,我一定要讲出我心里的真话,来给你康先生做历史定位。佛门里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如今四十年前的‘因’与‘地’,生下今天我们重逢的‘果’,让我们最后以‘无情’道别,也算是一种古今罕见的因缘。也许多年以后,康先生和我都归骨于法源之寺,那时候,我们再来相会,也应了谭嗣同‘直到化泥方是聚’的指点,康先生说是吗?”

康有为面容悲戚,无奈地点了点头。他走出法源寺的时候,谭嗣同的旧句,一直在他嘴边: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在人世的沧桑中,他与大半的同志堕水成离了,近四十年后,还在今天补上当年的小普净!普净今天的一席话,使他突然顿悟到:他的一生,总是与时代相错,不是早于时代,就是迟于时代。在三十年前,人们说他是洪水猛兽;在三十年后,人们说他是今之古人。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不同意他已迟于时代。他深信他的救国方法,“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但是,他们呢?他们要千万人头落地,落地以后,还不知要多少年的全国陆沉鱼烂之惨,才能有个眉目。当然,他是看不到了,看不到,倒也是幸运。中国三十年前在旧一代的祸国者手里,三十年后在新一代的祸国者手里,现在又有新一代的革命者出来救国,救国者要打倒祸国者,像普净这种人,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勇于牺牲,都是令人敬佩的、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谁能把握住未来的发展,会如其所愿?设计未来是容易的,从设计角度看,他不相信时代跑得比他快。他现在还是先知,他写的《大同书》,二十万字之多,是对世界未来最详尽的设计。他十九世纪在中国搞变法,却在二十一世纪为世界画蓝图,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远,在人们只关心朝廷的时候,他关心到中国;在人们只关心中国的时候,他又关心到世界。他总是朝前去了,可是人们还回首朝背后指点他,他觉得好孤立。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在现在。在这次来菜市口、莽苍苍斋、法源寺以前,他先到广东义园,凭吊了袁崇焕的墓,凭吊“有明袁大将军”,表达他对当年到北京救国而牺牲的广东前辈的敬意。他登上广渠门,面朝北,左右望着。广渠门左边是袁崇焕的墓地,广渠门右边就是袁崇焕为保护北京皇帝、人民而血战的旧沙场。谁能想到,当年拼命在沙场上保护皇帝、人民的人,却在八个月后,被皇帝下令千刀万剐而死。而在执行千刀万剐之时,人民误以为他是卖国贼,争着跑上前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钱买他的肉来咬!只不过一墙之隔,却隔掉了多少人间的情义与是非!记得余法师说过:“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如今,轮到他康有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说他太前进,民国又说他太落伍,在夹缝中,他也为群体牺牲得不明不白。清朝时候说他太前进,他承认;可是民国到来说他太落伍,他却不服气。原因只是他过去做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现在他做先知带路,却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追随者的悲哀。自戊戌以来,他亡命十六年、历经三十一国、行路六十万里,全中国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他深信他的见解是深思熟虑的、是无人可及的。可是,他见解日新、人却日老,没人再听他的了,普净是他最后一个听众,也是最好的,但普净不是追随者。最后,康有为走在落日前面,连追随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后了。

普净送他到了门口,站在法源寺门前,他转过身,面朝着寂静的古刹,朱红的大门半开着,正衬出人的庄严和庙的庄严。“再见了,普净;再见了,法源寺。”他有一点哽咽,但还是说完了内心的自语:“你们曾看到我青年的梦幻、中年的梦碎,却未必看到我老年的梦境,我老了、我走了、我不会再来了。”

转过身来,他没有回头,但却挥手告别。普净眼眶湿了,静静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康先生老了,他走得那么慢——”普净突然若有所悟,“可是,在最后这段路里,他还是走在我前面。”

尾声 掘坟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康有为离开法源寺后七个月,在梁启超带头为他庆祝七十大寿后二十三天,死于青岛。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死后两个月,张作霖绞死李大钊、李十力等共产党员二十一人于北京。其中李十力移柩法源寺。他临上绞架前抬头望天,含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康先生,虽然绞刑使血流不出来,我也算先流了我们的血。”消息传出,大家不知“康先生”何所指。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孙殿英为了盗墓,掘了西大后坟于北京。事后蒋介石扬言要查办,但是,当蒋介石的新婚夫人宋美龄收了赃品,并把西太后凤冠上的珠子装在自己鞋上的时候,查办之说,也就不了了之了。

……(略——编者)

所有地面上活动的,都化为尘土、都已躺下;剩下的,只有那静止的古刹,在寒风中、在北国里,悲沧的仁立着。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多少悲怆因你而起、因你而止、因你而留下串连、血证与碑痕。虽然,从悯忠台残留的石础上,知道你也不在静止,也在衰亡。你的仁立,也因你曾倾倒。但是,比起短暂的人生来,你是长远的、永恒的。你带我们走进历史,也走出历史,只有从你的“法海真源”里,我们才看到中国的“血海真源”。

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我们不配向你再会,是你向我们道别、向我们一代一代道别。我们一代一代都倾倒了,只有你仁立。不过,我们乐见你的仁立,我们一代一代,把中国人民的血泪寄存在你那里——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国台北。

我写《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作为书名,是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在国民党黑狱中决定的。自一九七一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了六个月,一共十足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在家软禁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七年四个月中,六年两个月是在牢里度过的。我历经七间牢房,其中有保安处不见天日的密封房、有军法处臭气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离的太平房、有台北看守所龙蛇杂处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限为穿、来去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八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X15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料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的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一九七六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一九七九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耽误的原因其实不全在时间不够,而是我心理上的一个求全故障。伏尔泰(Voltaire)说过一句话:“最好是好的敌人。”(Lemieuxestl’ennemidubien。Th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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