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叔文集-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会稽故书杂集》，《嵇康集》，看到那里面一笔不苟的字迹，我们就可知道鲁迅对于任何一种学问的刻苦磨练的功夫。而我们呢，以皮毛为丰肉，以躐等为幸进，到头来，从不免自示空虚。　

鲁迅固然是勇于和恶势力战斗的，但他又勇于自斗。记得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起过：在他翻译新兴艺术理论时，有几处，仿佛触着了自己的疮疤，但他还咬着牙译下去。　

他在《二心集》序言里说：“我说些自己的事，怎样在碰壁，怎样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这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　

只有有自知之明者，才能知人。而只有能与自己斗争者，才能与人斗争。然而，我们呢？　

鲁迅是毫无隐蔽的披露了自己的心境，要说的话，总得说出，这就成了他的深刻。　

将事实的真相，掩饰于世故之下，于是人们的见解都成为庸俗。正如鲁迅先生在论讽刺文学中所说，所谓讽刺不过是现实的真实的暴露，而人们却以此为讽刺了。鲁迅先生就是个真实的说教者。　

鲁迅先生最讨厌的是专在背后嘁嘁嚓嚓的人们。有理说得清，而无理可说者，却在背后嘁嘁嚓嚓了。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一文中，有说，这些人“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溪，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　

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但是，这现象仅限于文坛吗？不，在我们的左右，在我们的前后，都有这样人。我们所要的是”打开天窗说亮话“，而另一　些人所要的，却是”三根椽下搬是非“。于是是非莫明，而中国也将亡在这一辈人的手里。　

有人说鲁迅善放暗箭，鲁迅先生回答道，放箭的人站在这里呀，哪得说“暗”　呢！　

只有那无理可说的人，那只好不抛头露面放暗箭了。……这一切刻苦的精神，这一切战斗的手法，都是我们学习鲁迅，战取鲁迅的必要条件。而不畏强权，不避强敌，不依附于豪贵而歪曲事实，敢说，敢笑，敢作，敢为，以服务的精神，没身于事业，学问，民族，国家，那将总有一日，以我们自己的力量，继之以我们的子孙的力量，而超越鲁迅！　

“我们倘不是毫不顾忌地将鲁迅作了踏台，超过了他，进到高的远的地方去，那是我们的错！”　

这该是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应该记住的话！　

选自１９３９年７月世界书局《横眉集》初版本


　《鲁迅风》发刊词


好久以前，我们就想办个同人刊物，一苦于没有相会，二苦于想不到好名字，这回出版《鲁迅风》也不过“就近取便”，别无其他用意。　

我们景仰鲁迅先生，那是无用多说的。高天之下，厚地之上，芸芸众生，景仰鲁迅先生者，何啻万千。我们不过是千万人中的少数几个。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并不深，偶拈吉光片羽，即觉欣然有得，其实还是一无所知，这是学识所限，无可如何的。　

以政治家的立场，来估量鲁迅先生，毛泽东先生说他“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而且“是新中国的圣人”。我们为文艺学徒，总觉得鲁迅先生是文坛的宗匠，处处值得我们取法。　

通过鲁迅先生的全生涯，他所研究的学术范围之广博与精道，在今天，我们实在还没有找到第二个人。他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他有深湛的国学根底，他极其娴习历史，他正确把握现实，他思想深刻，他眼光远大，他那卓越的文艺作品，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鲁迅先生都以斗争精神贯彻着。　

谁都知道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但谁都忘却我们更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所附丽的学术业绩；没有这业绩，也没有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这该是自明之理，无须我们唠叨；然而我们将怎样来接受这一份遗产，沿着鲁迅先生所走过的所指示的路走去，这是我们日夜弹思而企求着的。　

固然，各人的禀赋不同，学殖互异，学习模仿，并非绝对的事。鲁迅先生之于青年，也未必如蜾蠃之于青虫，祝望“类我！类我！”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我们微末的心情，类与不类，本非所计。　

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奥，使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说我们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唯一的　“用意”了。　

然而，我们将在虚心的学习中，虚心地接受一切批评。　

原载《鲁迅风》创刊号，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１日


　杂家，打杂，无事忙，文坛上的“华威先生”


杂家，为九流之一　，大概始见于《汉书·艺文志》。《二　十五史》既然沦陷虹口故居，手头无书可翻，只得请教《辞源》。民国十九年七月二十版戊种《辞源》戌部一五四页，有杂家一条：九流之一　。《汉书·艺文志》‘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后世著录家，沿其名而变其意，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　

而杂家之义益广。四库书目，从黄虞稷说，于杂家厘为六类：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　

这么看来，杂之为义大矣哉，是直森罗万象，无所不包。　

后有作者，有所谓“杂拌儿”，大概也应该归入于杂家之流吧。　

但追源溯流，杂家总是出于议官；所谓兼儒墨而合名法，不过指议论的内容，包括伦理道德与名学法律而已。杂家虽杂，还是“王官”出身，岂不懿欤盛哉。　

近世的杂文家，是否可算杂家，高攀王官，那我无法断定。但据“我的朋友”　孔另境先生说，文艺杂感乃是文艺工作者对政治现象警觉性的表现，这和班固先生所谓“出于议官”的议官的职司，可谓“不谋而合”。杂文家找到这样好的来历，大可对反对杂文者扬眉吐气一下了。　

自有文艺杂感出世，作者风起云涌。鲁迅先生在日，已有徐懋庸先生的《打杂集》出版。徐先生杂文，散见报章杂志，拜诵之下，颇觉欣慰，与“我的朋友”唐彛�先生的，可称双璧。但我更爱的，倒不是徐先生的文字，而是这集子的名字。　

“打杂”，这是个多么响亮的名字。乡野鄙夫，俚俗不文，打杂一词，是否别有出处，不得而知。但我乡婚丧大事之间，确有“打杂”一门工作。大抵乡间，类多聚族而居，故富裕之家，一有婚丧庆吊，便成滔天大事。首先将执事人等名单，高揭要路口上。其间名目繁多，有总管、库房、厨司、行堂，有小菜房、挑水、烧火、请客；而打杂也是其中之一　。总管，库房，必须长衫中人，一村之中，可当此职者，大概不多；厨司业府专门，他人代庖不得。小菜房分配作料，大有关键，例须主人的请客。　

请客大都由堕民专办，吾乡堕民，副业抬轿，两腿训练有素，跑来自然快速，便于招请客人。烧火、挑水，则总是主人的女佣长工。只有行堂，则必须挑选一村中的青壮好汉担任。打杂次之，虽同为青壮好汉，但还必须有好性气。　

打杂职无专司，因之人人都可差动，人人是他上司。美其名，也可说是“公仆”。　

中山先生说，总统者人民之公仆也。　

打杂也可说是无冕的皇帝了。厨司要宰猪羊，他得按住猪腿羊脚，帮同厨司屠杀；屠杀之后，又得帮同拔毛。厨房缺水，长工躲在暗角，喝酒自乐，打杂也得拿起桶担，往溪头汲水。　

女佣偶告内急，灶门须得加柴，打杂更须替差。总管要找某项执事人员，一时缺出，也就在堂前大呼“打杂！打杂！”不置。看来打杂本领，真是无所不能，实则一无所能，正腔不唱，帮闲而已。　

筵宴既开，桥头三叔，携杖而来。此辈三叔，“送人情则顶多二角，喝老酒则起码三斤。”高坐堂上，望眼四瞩，一等吹打手前奏一曲完了，总管一声吆喝：　“出菜！”　

便如“速于置邮而传命”，一直传到厨房。行堂们大多身系短前围，捎着红抹布一条。　

丧事则用白布，且戴白帽，各持铜盘，蜂拥而至灶前，让厨司将大碗鱼肉，一一在盘中摆定，然后鱼贯而出，经过长弄，为首的一声謦咳，吹打手乐声齐作，于是声势一变，行堂神采焕发，高擎铜盘，赳赳桓桓，直向筵席桌上扑去。不管菜席如何，此中威风，正如乡谚所谓“萝菔芋艿羹，小唱拉拉响”也。而这里有时，也有我们的打杂一份。　

但如果行堂人多，不必打杂出手，则也只好暗站壁角，嘻开笑脸，用红抹布抹抹嘴脸和手，羡煞别人的威风十足。　

然而吹打手上那桌小菜，偶因行堂盘中不够分配，还须打杂担当，双手捧上。　

以打杂而自感病足的，那只有是老于打杂的人。比如我们村里的打杂，没有一次婚丧大事不是财发黄胖担当的。我虽有时为他感到孤寂，然而却也着实佩服他奉命惟谨不竞骄荣的精神。　

是不是因为他有打杂精神，所以他的家，也成了“杂家”。他是我们三房里尚书太公的子孙，人丁不旺，是个自耕农，住在尚书第左厢的一间破楼房里。一村的青年，每当忙种与收获以后，农事空暇，就麇集他家。或打麻将牌九　，或吹笛拉琴，任意所欲。他并不热情招待，但也来者不拒。一　天嘻着黄脸，逢人作笑。看他那两只下卸的肩膀和竖不起项骨的脑袋，那真可说是一团和气。他既不会打牌，也不会吹拉，然而极愿有人在他家里打牌吹拉。在他是处若无事。有时，这些农村青年，豪兴大发，共议窃鸡攘羊，来他家里偷杀煮吃，他也并不阻止；且还照例共分一杯羹。他是既不劝人为善，也不防人为恶，善恶之辨，在他实不甚了然。然而村间富户，却也有所指摘，曰：“贼窝家。”“杂家”一变而为“贼窝家”，这虽并不偶然，但实在是有点悲剧性的。好在僻壤之区，并无所谓“农村政权”，而且既非长衫中人，也无窃权嫌疑，说他收买人心，植党营私，抬高自己地位，图谋不轨，等等等等，大概是不会有的。　

在我对于这样的打杂家，并不完全尊敬。因为早已读过《孟子》：“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善恶，我是有所较量的。但我确不很反对农村青年窃鸡攘羊共分杯羹这一种乐事。　

这倒并不是为了我们书房里教师，也曾让学生到田里去偷豆荚，煮着共吃，以为上有所行，下必有所效，将我们打杂家的罪开脱了。苦后作乐，我是颇为赞成战士有偶一涉足舞场的权利。虽然年过而立，自己确实没有喝过威士忌，没有上过跳舞场，偶与友朋三四　，聊作“叶子之戏”，已觉人生至乐，尽于此矣，不复有其他妄想。　

但我不愿以自己作为标准尺，而衡量一切。人有所短，亦有所长，天下皆圣贤，酒保自亦“之乎者也”了。引其所长，而略其所短，我们打杂家的优容态度，并不是全可非议的。　

我们的打杂家，并不放弃他自己的本位工作。是个自耕农，一家夫妇两口，种上五亩田，已够一家开支，余暇之时，又专给殷户打忙月，工作的得力，却也人人称道。　

便是田头完工，也爱拾一粪桶的稻株，担着回家，让主人去作煅灰资料。借以肥田。　

人我之分，在他大概不很了然。工钱也不居奇，总照市价计算，自己有吃有穿，更不急急追讨。诸葛孔明所谓“宁静致远，淡泊明志”，我们这位打杂家，“庶几近之”　

了。　

但我们的打杂家，毕竟不是专家，虽为尚书子孙，本人是无议官之职的。衣穿既是短打，又复黄脸而貌不扬，连出入乡校的资格都没有的。乡校者，子产所谓　“议政之堂也”。　

我们的打杂家，却是与世无涉，与人无争；你吃你的饭，我种我的田，若要帮忙，一样卖他的力，如此而已。　

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读《红楼梦》，知世间尚有宝玉其人，而且被称为“无事忙”的。据说青年男女，一读《红楼梦》便而发昏入迷者，不在少数。海宁蒋瑞藻作《红楼梦考证》，且举实例，谓有一女子因读《红楼梦》得病，而大呼宝哥哥以死者。　

然则男子之间，因读《红楼梦》而大呼林妹妹得病以死者，想亦不乏其人。此种尤二姐、贾瑞行径，我并不同意。我本来自田间，并不企望宝玉那样艳福，倒是偶读《聊斋志异》，颇觉狐仙着实可爱，因她无门阀之分，颇肯下怜贫士。然而，我总敬爱宝玉，还肯“无事忙”，“无事”而“忙”，那已可见“事不由己，忙为他人”。这与我们打杂家的精神，颇有部分相通之处。宝玉以一公子身份，便对婢子下人，也肯低首下心，“拳拳服膺”。虽然也因此闯出大祸，相互吃醋起来，晴雯以是而死，但宝玉毕竟无何罪过，坏在别人小心眼儿。忍住自己一切怨屈，专替别人顶罪招怨，如此而曰“情圣”，毕竟是个“情圣”。如其我们一面叫宝玉是个　“情圣”，而一面却暗指他是“吃豆腐大家”，那我真要为宝玉叫冤了。宝玉的悲剧的结局，大家都很了然：爱不由己，婚须“钦定”，才有杰出，事无专成。还得争得一领青衿，为祖宗撑门面，然后才出家了事。“无事”而“忙”，终于“有事”　而“亡”。“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大概在现社会是不受欢迎的。宝玉也就不得不被迫而有所为而无所为了！一入空门，皆大欢喜，呜呼宝玉，伏维尚飨。　

后百年有所谓文坛上的“华威先生”出世。据归蓬先生的定义，姓文的“华威先生”是这样的：譬如：有些作家今天结社，明天茶话，一下担任杂志编辑，一下荣膺副刊主笔，大杂志上写文章　，名副刊上登诗篇，上午演讲，下午观剧，昨宵沉醉维也纳，今朝快读莎士比，笔底下是鲜血淋漓，嘴面上是努力杀贼，气宇风度，皆不愧为文化的战士，中华民族的“标准男儿”；实质是同“华威先生”一样，虚荣与伪善，为青年人所失却信仰，命运的悲衷与“华威先生”又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