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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宝贝-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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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伊地斯再来家借器材，就借不到了。我跟他说，我们打鱼是用肺潜的，龙虾绝对不去捉，这在当时的西属撒哈拉，就跟野羚羊不许射猎一样，是为着保护稀少动物所定的法律。
伊地斯趁着我先生不在家，又来借器材，说他有家小要养，这次只打大群的红鱼，保证不去捉龙虾了。我又借给了他，说好是最后一次，借了之后心虚得厉害，瞒着先生，怕他知晓了要怪责。
没过几日，伊地斯来还东西，同时交给我一个口袋，打开来一看，竟是一堆龙虾——送我的。“那么小！”我抬起头来问他，他很无奈的说：“大的早打光了，就算小也请你收下吧。”就是因为那么幼小的也给打上来，才引得我发怒的，而伊地斯却误会了我们，以为当初没有送龙虾所以藉口不再借器材，又误会我是想得些大号的龙虾。他用手指了指，又说就算小尺寸也一共有十三只。
那天我不肯拿他的礼物，一定不肯要，伊地斯走的时候彼此都受了窘，以后他就不来家里了。
等到沙漠政情有了变化，我立即要离开沙漠的那几日，伊地斯突然来了，交给我扎紧的一个小纸包，一定要我收下当纪念品，说里面是他最珍爱的东西。我问是什么，他说是两块石头。我双手接下了小包，他急着要走，我们握握手就散了。记得我当时问他以后的路，他说：“去打游击。”
等到真正发觉伊地斯送我的是两块什么样的所谓石头时，他已上吉普车远走了，兵荒马乱的当时，无法再找到他。
我认识，这两块磨光的黑石，是石器时代人类最初制造的工具，当时的人用棍子和藤条夹住这尖硬的石块，就是他们的刀斧或者矛的尖端。
总听说，在沙漠某些神秘的洞穴里仍然可以挖出这样的东西来，只是听说而已，人们从来没有找到过，起码在我的撒哈拉威朋友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石块，是因为在一本述说石器时代的书本上看过同样的图片。
一直带着这两块东西，深夜里把玩的当时，总会看见石器时代的人群，活活的人群，在我眼前的大平原上呼啸而过，追逐着洪荒怪兽，他们手中举着的矛，在烈日荒原下闪闪发光。
这两块石片里，浸过兽血和人汗，摸上去，却是冰凉的。
腓尼基人的宝瓶
当我结婚的那一年。我在撒哈拉沙漠里只有几件衣服加上一个枕头套扎好的袋子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后来，我的丈夫用木板做了一个书架和桌子、椅子，就算是一个家了。
有一回，荷西出差回到西班牙本土去，他说要回父母家中去搬一些属于他的书籍来，又问我还要什么东西，可以顺便带回来。
一想就想到了在他床角被丢放着的那个陶土宝瓶，请他带到沙漠来。
听见我什么都不要，就指定了那个半残的瓶子，荷西面有难色，沉吟了好一会儿不能答应我。
荷西家中兄弟姐妹一共八人，他排行第七。也就是说，在他上面除了父母之外，其他六个手足都可以管他——虽然他并不受管，可是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受限制的感觉。“那个瓶子是大家的。”他呐呐的说。
“都丢在墙角，像垃圾一样，根本没人去理会它。”我说。“可是万一我去一拿，他们就会理啦！”
“那你把钢琴搬来沙漠好了，妈妈讲过，家里人都不碰钢琴了，只有ＥＣＨＯ去时才会弹一弹，她说钢琴是给我们的。”
“你要叫我把钢琴运到沙漠来？”荷西大吃一惊。“不是啦！要的是瓶子，你又不肯，那我就要钢琴好了。”“瓶子比钢琴宝贵太多了，你也知道——”
“是你大学时代海底捞出来的呀！不是为了可能算国宝，还是夜间才偷偷运上岸给藏着的吗？”
“就是这样嘛！他们不会给我们的。”
“可是放在家里也没有人珍惜它，不如给了我吧！我们也算是你的家人呀。”我苦苦的哀求着。
“怎么去拿呢？”
“你根本不要讲，拿衣服把它包好，就上飞机。等到他们发现东西不在了的时候，大概已经是两三年以后的事情了。”“好，我去偷。”
“不要讲得那么可怜嘛！是你在加底斯海底打捞上来的东西，当然是属于你的。”
没过一个星期，这个瓶子就悄悄来了非洲。
我们开心得不得了，将它放在书架的顶端，两个人靠着，细细的欣赏它。
这是一件由“腓尼基人”沉船里打捞出来的半残瓶子，以前，可能是用来装稻米、麦子，或者是什么豆类用的。
为了确定这个瓶子的年代，荷西曾经将它送到马德里的“考古博物馆”中去鉴定，鉴定的当时，担心它会因为属于国宝而没收，结果那里的人说，馆内还有三、五个完整的，这只残瓶才被拿了回来。鉴定之后说——确实是腓尼基人当时的物品。
我们一直带着这个瓶子，由马德里到沙漠，由沙漠到加纳利群岛，这回才由加纳利群岛带回了台湾。
有趣的是，加纳利群岛那个空屋，小偷进去了五次，都没想到这个宝瓶。他们只偷电器用品，真是没品味的小偷。写这篇文章时，我又查了一下有关“腓尼基人”的资料，据台湾中华书局《辞海》这本辞典中所记载，照抄在下面。“腓尼基”（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古时叙利亚西境自黎巴嫩山西至地中海一带地方之称。初属埃及，公元前十四世纪顷独立，人民属“闪族”。长于航海贸易，其殖民遍于地中海岸。其所通行之拼音文字，为今日欧洲各国文字之源。公元前九世纪以后，迭属于亚述、巴比伦、波斯及马其顿；至公元前六十四年，罗马灭之，以其地为叙利亚省之一部。
我很宝爱这只得来不易的瓶子，曾有邻居苦缠着叫我们卖给他，这是不可能的事。只要想到《辞海》中写的那个“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九世纪”、“公元前六十四年”，就知道曾经有多么古老的岁月在它身上流过。何况它是我的丈夫亲手打捞出来的。
看了这张图片的读者，请不必用“百合钥”来盗我家的门，它不在家中，在一个秘密的大保险箱里。倒是前一阵那次的大地震，很将我惊吓了一次，怕这个古老的残瓶被压到砖块下面不复寻得。
我想，以后还是把它交还给西班牙“考古博物馆”中去吧。
印地安人的娃娃
那半年在中南美洲的旅行，好似从来没有错过一次印地安人的“赶集”。
常常，为了听说某个地方的某一天会有大赶集，我会坐在长途公车里跟人、动物、货品、木头挤在一车。有时膝上还抱着一个满头长虱子的小女孩。
虽然这种长途车很不舒服，可是为着赶集的那种快乐和惊喜，仍然乐此不疲的一站一站坐下去。
最长的一次车，坐了三天两夜，沿途换司机，不换乘客。为着那次的累，几乎快累死去，更可怕的是：他们不给人上厕所。
任何事情，在当时是苦的；如果只是肉体上的苦，过了也就忘了。回忆起来只会开心，有时还会大笑。照片中的娃娃，看上去很怕人，好似是一种巫术的用具。其实它们不过是印地安人手织的老布，穿旧了，改给小孩子玩的东西。
南美的赶集，是一场又一场奇幻的梦。睡在小客栈中，不到清晨四点吧，就听见那一群群的人来啦！我从旅社的窗口去看那长长的队伍，那些用头顶着、用车拉着、用马赶着而来卖货的印地安人，那挤挤嚷嚷的嘈杂声里，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在依旧黑暗的街道上活生生的泼了出来一般叫人震动。也许，前世，我曾是个印地安女人吧，不然怎么看见这种景象，就想哭呢？
逛市集是逛一辈子也不会厌的，那里面，不只是货品，光是那些深具民族风味的人吧，看了就使人发呆。他们，太美了，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深刻的。
特别喜欢印地安人的小孩，那种妈妈做生意时被放在纸箱子里躺着的小婴儿。有一次在玻利维亚，看上了一个活的小女孩，才七、八个月大，躺在纸盒里瞪着我，很专注的盯住我看。那双深黑的大眼睛里，好似藏着一个前生的故事。我每天走路去看那个街头的婴儿，一连看了十几天，等到要走的那天，我盯住婴儿看，把她看进了我的灵魂，这才掉头大步走去。
带回台湾来的是三个布娃娃，布娃娃做的是母子型，母亲抱着、背着她们心爱的孩子。
有趣的是，那个价格，如果母亲之外又多做了一个孩子，就会卖得比较贵。
照片中左边的母亲抱了一个男孩，右边的母亲抱着一个比较大的女儿，背后还绑了另一个更小的，做得太松了，背后那个小孩子的头，都吊垂着了。是秘鲁老城古斯库得来的。
一共带回来三个，其中之一，送给了史唯亮老师的孩子——史撷咏，也是一位作曲家。
今年，在金马奖的电视转播上看见史撷咏得奖。当时，为他快乐得不得了，同时想起，那只送他的印地安娃娃，还被他保存着吗？
鼓椅
今年的四月一日，朋友说，租了辆小货车要由台北南下到嘉义乡间去收购民俗古董。我听了心里怦怦乱跳。看看记事簿，上面排得密密麻麻的活动，那些活动，等于一道一道绳子，将人五花大绑，动弹不得。有趣的是，这种没事忙的瞎抓，偏偏叫做“活动”。用来把人绑住的事情，那来的好日子“活”，又那来的方圆给人“动”呢？
也许是被逼得太紧了，反抗之心便生。打了几个电话，把那些待做的事改到下半年，不管电话那边怎么抢天呼地，我反正得到了自由。这一来，三整天没有事做——哈哈。赶快跑到朋友处去，说想跟着下嘉义。我的朋友一听，很惊讶我的放假，同时热烈表示欢迎。我急着赶回去理些衣物，同时喊道：“收购老东西时我跟着你，一定不会抢。”
去了嘉义，看着了的好东西，乡下人家都不肯卖。就算风吹雨打的给丢在外面，我们一停车，说要买，乡下阿婆就紧张了，口里说：“不卖，不卖。”有一个老阿公更有意思，他把一些坛子、石臼当成宝贝，全部收在床底下，怕人去偷。每当我们请他开价，他就狮子大开口，乱喊一通，那个价格，使人笑弯了腰。这种旅行，最有意思的并不在于搜得什么东西，只要跟这些老阿妈、老阿公谈谈话，就可以高兴好久好久。不过短短三天的旅行，到了第三天要回台北了，还是什么也没买到。倒是庙宇，看了十家。
出于好奇心，嘉义的朋友们说，不如就到嘉义市区的民俗店里去看看，也许能够找到一些好东西。我欣然同意。我们一大群人，塞了满满三辆汽车，外加小孩子，那个声势就很浩大。其实，去的全是嘉义的朋友，台北去的只有三个。
当我们——这十几个大人小孩，一冲冲进那家民俗古董店时，守店的一个老板娘根本管不住我们。这十数人，在她也算住家也算店面的小平房里四处乱穿，手里东抓西放，弄得老板娘团团转。我看她好紧张。
她完全管不住我们，又不好吹哨子叫人给立正，这个平静的小店，疯了。
我先是往厨房外天井的地方钻，那儿堆放了近百个大大小小的瓮。等我发现这一个角落时，嘉义的那群朋友也哄进来了。
朋友看中几只瓮，说要拿回去插花。既然要插花，就得试试看这些瓮漏不漏水。老板娘一直说：“不漏、不漏。”我们那里肯相信，拿起她的一支水杓，就近把她接得满满一缸的清水给拿来灌坛子。那边在灌水我就往前走了。
才进前面，就听见老板娘在喊：“这是我们家吃饭的桌子，你们不要搬呀！”什么人管她，把那张饭桌给搬到大门口阳光下去看个究竟去了。
这么乱七八糟的，只听得一片漫天叫价，就地还钱，那个老板娘惨叫：“不行，不行！”
趁着这片乱，我的手，静悄悄的提住了照片中这只“鼓椅”。也不敢叫，怕同去的台北朋友看中了要抢。
鼓椅那片红砖烧制的色彩太美，中间一抹更红自自然然掠过，形式拙中带朴，是个宝贝。
那时候，大家都去看木雕了。
收集民俗不是我专一的兴趣，家中不够大，只有收些极爱的，并不敢贪心。虽然那么说，其实已经收了一些东西了。就在大家闹得差不多，而东西也买下了好一批时，那个老板娘又叫了一声，很惨的那种。原来，跟去的小孩子太乖了，他们把每一只坛子都给注满了水，要看看这接近一百个瓮里，哪几只不漏。老板娘好费心接的一个大水缸，全空了。嘉义之行，最有趣的就是听见那个老板娘的好几次叫声。我想，她那天接了一笔好生意，最后把吃饭桌也给卖掉了。这种土凳，是用粘土烧成，不敷釉，表面呈暗红色。为何叫它鼓椅呢？原因在于，它是仿照大陆鼓椅的造式，其状如圆鼓，中空，两边肚沿有两个孔，是便于搬动时用的。这种低矮的土凳，一般放在厨房的灶前，炊事时，可以坐下，把薪柴往灶里送。
又看参考书——《台湾早期民艺》——刘文三作。里面也提起，这种鼓椅俗称“墩”，音与韧近，寓意为忍韧，也就是说，凡是遇上挫折或不如意时，以忍为先。民俗上，新媳妇拜灶神时，也一并把“墩”列为对象，以求和谐白首。上面的含意，都是《台湾早期民艺》这本书里告诉我的。民俗店里那个老板娘不太知道这鼓椅的用途，我倒想，下次去时，送她一本这种好书呢。
守财奴
这照片中的零零碎碎，只是收藏的小部份而已。大件的，例如非洲鼓、大木架石水漏、粗陶、大件石像、十八世纪的衣箱、腓尼基人沉船中捞起的巨型水瓶、游牧民族的手织大地毯……都存在加纳利群岛一间锁着的空房子里。
其实，这几年已经不很看重这些东西了。或说，仍是看重的，只是占有它们的欲望越来越淡了。
没有人能真正的拥有什么，让美丽的东西属于它自己吧，事实上它本来就是如此。
《红楼梦》的《好了歌》说得多么真切：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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