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贝-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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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真正的拥有什么，让美丽的东西属于它自己吧，事实上它本来就是如此。

《红楼梦》的《好了歌》说得多么真切：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一般人不喜欢听真切的话，所以最不爱听好了歌。把玩这些美物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守财奴，好了好了的在灯下不肯闭眼。



沧桑

这个盒子是我在西柏林做一个穷学生时屋内唯一的装饰。那一次，宿舍贴了海报，说有一趟去波兰华沙的短日旅行，只要缴付五十块马克就可以参加。那时父亲给我的生活费相当于两百马克，当然包括房租、伙食、车钱和学费。五十马克虽然不多，可是它占去了我月支的四分之一。我咬咬牙，决心那个月只吃黑面包，每个星期天吃一个白水煮蛋，那么这笔旅费就出来了。

去了华沙，冰天雪地的，没有法子下车尽情的去玩，就去了一家手工艺品店。同行的同学买了一些皮衣和纪念品，我的口袋里实在羞涩，看了好一会儿，才选了一个木头盒子，不贵的，背后写着“产于波兰”。

这盒子一直跟着我到结婚，也没什么用，就将它放着。有一天，荷西跟我去淘破烂，发现了一个外表已经腐烂了的音乐匣，里面的小机器没有坏，一转小把柄就有音乐流出来。我们带回了那个音乐盒，又放了三五年。

有一年父母要从台湾来看荷西和我，我们尽可能将那个朴素的家美化起来迎接父母。回时，我将这一个买自波兰的盒子拿出来，又将车房中丢着的破音乐匣也拿出来，要求荷西把音乐匣内的小机器移装到波兰盒子中去。

荷西是个双手很灵巧的人，他将两个盒子组合成了一个，为着盒底多了一个上发条的把柄，波兰盒子不能平摆在桌上，于是锯了三块小木头，将盒底垫高。

才粘了两块小木头，荷西就突然去了，我是说，他死了。

那第三块小木头，是我在去年才给它粘上去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盒子，也经历了好多年的沧桑，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去听盒里的音乐。它总是在唱，唱：“往事如烟”。



再看你一眼

一件衣服，也可以算是收藏吗？

不，应该不算收藏。它，是我的宝贝之一。

我的女友巴洛玛，在西班牙文中，她名字的意思，就是“鸽子”。

巴洛玛是我去撒哈拉沙漠时第一个认识的女朋友，也是后来加纳利群岛上的邻居。她的先生夏依米，是荷西与我结婚时的见证人。

大漠里的日子，回想起来是那么的遥远又辽阔，好似那些赶羊女子嘹亮的呼叫声还在耳边，怎么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当时，留在沙漠的西班牙人，几乎全是狂爱那片大地的。在那种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瓦斯、没有食物的地方，总有一种东西，使我们在那如此缺乏的物质条件下，依旧在精神上生活得有如一个贵族。

巴洛玛说过，她死也不离开沙漠，死也不走，死也不走。结果我们都走了，为着一场战争。

离开了非洲之后，没有再回去过，而命运，在我们远离了那块土地以后，也没有再厚待我们。三年的远离，死了荷西。多年的远离，瞎了巴洛玛。

这个故事，被收录进已经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倾城》里去。在那本书里，有一篇《夏日烟愁》写的就是巴洛玛和她家人的故事。

在巴洛玛快瞎之前，她丈夫失业已经很久了。她，天天用钩针织衣服，打发那快要急疯了的心乱。有一天，她说要给我钩一件夏天的白衣服，我并不想一件新衣服，可是为着她的心情，我想，给她织织衣服也好，就答应了她。

巴洛玛是突然瞎的，视神经没有问题，出了大问题的是她因为家里存款眼看就要用光而到处找不到事做的焦忧。

在那之前，她拚命的替我赶工钩衣服，弄到深夜也不肯睡。有一天前襟钩好了，她叫我去比一比尺寸，我对她说：“不要太赶，我不急穿。”她微微一笑，轻轻的说：“哦，不，我要赶快赶快，来，转过身来，让我再看你一眼！”我说：“你有得看我了，怎么讲这种奇怪的话呢？”巴洛玛怪怪的笑着，也不理会我。

这件照片中的衣服，三、四天就钩好了，我带着这件衣服回台湾来度假。等到再回加纳利岛上去时，邻居奔告我，说巴洛玛瞎了，同时双腿也麻痹了，被丈夫带回西班牙本土属于巴洛玛的故乡去。那以后的故事，在《夏日烟愁》里都写过了，是一篇悲伤的散文，我喜欢文中的那个村落和人物，可是我不喜欢我心爱的女友瞎了。

后来，寄了几次钱去，他们音讯少。一年来一封信，写的总是失业和那不肯再看东西的一双眼睛。

我珍爱着这件衣服，胜于那只公元前十四世纪的腓尼基人的宝瓶。在心的天平上，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情来得更重呢？

请看看清楚，这一针又一针密密紧紧的绵线，里面钩进了多少一个妇人对我的友爱和心



阿潘的盘子

请看这只大盘子多么华丽，请再去看看那一纹一圈手工的细腻。这张照片，拍得清清楚楚，值得一看再看。欣赏价值是高的。

是一位好朋友，听说我有了新家，亲自搬来“割爱”于我的。它，来自埃及。

盘子到了我这朴素的小房子时，旧主人生恐它太华丽，配不出味道来。其实这盘子一点也不霸气。为了尊重这只被手提回台湾而不敢托运的大盘子，我移开了一些东西，将它独立放在两面木窗前，旁边放上一只大土瓮，瓮里不放鲜花，给插了一大把白树枝，风味，就衬出来了。

每一次来家里的客人，都喜欢这只盘子。其实，我的客人不多，可以说很少。就只有两三回，唱歌唱得那么动听的潘越云和齐豫来过。当潘越云看见这个盘子时，她发呆了似的看了又看，说，“三毛，你不要这东西时，可不可以卖给我？”当时，她说得很认真。

我笑着对她说：“阿潘，你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像不像埃及女王？我看你前世是个埃及人吔！”

写到这里，又想到潘越云的容颜，越想越觉得她可能是一个埃及美人，我说的，是她的前生。

这个盘子友谊的纪念性太高，不然，如果把它卖给阿潘，可能得个好价钱。也说不定，阿潘的前世家中，就有那么一个令她看了就发呆的盘子。即使如此，也是无论如何不卖的。



仅存的三个石像

为了这张图片，前两天去了一趟洛杉矶中国城，站在书店翻看了一本《撒哈拉的故事》，在那本书第两百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页上明明记录了石像如何到我手中的来龙去脉，因为略说不足，就提起了这本书，不再在此叙述了。

当初得到时一共是五个，其中一个送给了一位通讯社的记者，另一个给了我的堂嫂沈曼，她在维也纳。

这种石像，光凭视觉是不够的，得远视，得近观，然后拿在手里，用触觉，用手指，慢慢品味线条优美的起伏，以及只有皮肤才能感觉出来的细微石块凹凸。

这三个石像，不能言传，只有自己用心体会。

深色鸟的眼睛比较死板了些，却板得不够拙，可是就线条来讲，在我，是摸不厌它们的。

还是说：是一个别人视为疯子的老大，在沙漠里的坟场中刻的，被我分了五个回来。



药瓶

有一年，因为身体不好已经拖了快十一个月了，西班牙医生看了好多个，总也找不出毛病，也止不住我的“情绪性大出血”。那一阵，只要又出血了，脸上就有些不自在，斜斜的躺在床上，听见丈夫在厨房里煮菜的声音，我就恨自己恨得去打墙。可是丈夫不许我起床，就连要去客厅看电视，都是由他抱出去放在沙发上的，一步也不给走。

为了怕再拖累他，我决定飞回台湾进入“荣民总医院”来检查。那一年，丈夫正好失业在家，婚后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么远，而手边的积蓄只够买一个人的来回机票。为着丈夫不能一起来台湾——只为了经济上的理由，上机前的那几天，丈夫的眼角没有干过。

在荣总住院的时候，我的《撒哈拉的故事》正好再版，感谢这笔版税，使我结清了医院十二天的帐单有余。我的性子硬，不肯求援于父母的。

医院说我一切健康，妇人出血原因很多，可是那次彻查并没有找到根源。等到我出院的时候，还是在出血，也就没有办法了。

那时候一位好心的亲戚问我吃不吃中药，我心里挂念着孤单单又在失业的丈夫，哭着要赶回去，也没心慢慢吃什么中药了。

父母还是将我送去了朱士宗医师的诊所，我也不管什么出血不出血，就向朱伯伯讲：我没有时间吃药，我要赶回西班牙去。

朱伯伯说：“中药现在可以做成丸药了，你带了回去服，不必要留在台湾的。”

我拿了药丸后的第三天，就订了机票，那时候丈夫的来信已经一大叠了，才一个多月。

快信告诉他，要回去了，会有好大一包中药丸带着一同去，请丈夫安心。

等我回到那个荒凉的海边小屋去时，丈夫预备好了的就是照片中的那只大瓶子，说是洗了煮了好多遍，等着装小丸子呢。

那个青花瓶子，是以前西班牙老药房中放草药用的，一般市面上已经难求了。我问丈夫哪里来的，他说是我的西班牙药房听说有“中国药丸”会来，慷慨送给我们的，言下对中国药十分尊重与敬仰。

说也奇怪，那流了快一整年的血，就在每天三次必服的六十颗丸药的服治下，完全治愈了。谢谢朱伯伯。



遗爱

这张照片上一共摆了四样小东西。

那么普通又不起眼的手链、老别针、坠子，值得拍出照片来吗？

我的看法是，就凭这几样东西来说，不值得。就故事来说，是值得的。

先来看看这条不说话的手链——Ｋ金的，上面两片红点。一小块红，是一幅瑞士的国旗、另一块，写着阿拉伯数字１３。

由这手链上的小东西，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手链原先的主人，很可能是个瑞士人，而且她是不信邪的。十三这个在一般西洋人认为不吉祥的数字，却被她挂在手上。

这条链子的主人，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路斯，是一个瑞士人。

路斯不承认自己酗酒，事实上她根本已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人，如果不喝，人就发抖。

试着劝过几次；她不肯承认，只说喝得不多。酒这东西，其实我也极喜爱，可是很有节制，就算喝吧，也只是酒量的十分之三、四就停了，不会拿自己的健康去开玩笑。

当路斯从医生处知道她的肝硬化已到了最末期了时，看她的神情，反而豁达了。对着任何人，也不再躲躲藏藏，总之一大杯一大杯威士忌，就当着人的面，给灌下去。

每当路斯喝了酒，她的手风琴偏偏拉得特别的精彩。她拉琴，在场的朋友们就跳舞。没有什么人劝她别再喝了，反正已经没有救的。

有时候，我一直在猜想，路斯是个极不快乐的人。就一般而言，她不该如此不要命的去喝酒，毕竟孩子和经济情况，都不算太差的。可是她在自杀。

那个医院，也是出出进进的。一旦出了院，第一件事就是喝酒。她的丈夫喝得也厉害，并不会阻止她。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十月二十三日那一天，我跑去看路斯，当时她坐在缝衣机面前车一条床单的花边。去看她，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路斯的生日。拿了一只台湾玉的手环去当礼物。

“玉不是太好，可是听说戴上了对身体健康是有用的。”我说。

路斯把那只玉手环给套上了，伸出手臂来对我笑笑，说：“我喜欢绿色，戴了好看，至于我的病嘛——就在这几天了。”我看着路斯浮肿的脸和脚，轻轻问她：“你自己知道？”

她不说什么，脱下腕上这条一直戴着的手链交给我，又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金表来，说：“只有这两样东西可以留给你，我的长礼服你穿了太大，也没时间替你改小了。”

我收了东西，问她：“你是不是想喝一杯，现在？”

路斯对我笑笑。我飞奔到厨房去给她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

她睇了我一眼，说：“把瓶子去拿来。”

我又飞奔去拿瓶子，放在她面前。

路斯喝下了整瓶的烈酒，精神显得很好。她对我说：“对希伯尔，请你告诉他，许多话，当着尼可拉斯在，长途电话里我不好说。你告诉他，这房子有三分之一应当是他的。”

希伯尔是路斯与她第二任丈夫生的孩子，住在瑞士，我认识他，路斯是住加纳利群岛的。

“还有什么？”我把她的手链翻来覆去的玩，轻轻的问她。“没什么了！”她举举空瓶子，我立即跑去厨房再拿一瓶给她。

“对尼可拉斯和达尼埃呢？”我问。

“没有什么好讲了。”

我们安静的坐着，海凤吹来，把一扇窗拍一下给吹开了。也不起身去关窗，就坐着给风刮。路斯一副沉思的样子。

“ＥＣＨＯ，你相信人死了还有灵魂吗？”她问。我点点头，接着说：“路斯，我们来一个约定——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先死了，另外一个一定要回来告诉一下消息，免得错过了一个我们解也解不开的谜。”

“先去的当然是我。”路斯说。

“那也未必，说不定我这一出去，就给车撞死了。”我说。

路斯听我这么说，照着西班牙习惯敲了三次木桌子，笑骂了一句：“乱讲的，快闭嘴吧！”

“你——这么确定自己的死吗？”我问。

路斯也不回答，拿了瓶子往口里灌，我也不阻止她，好似听见她的心声，在说：“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我陪伴着路斯静坐了好久，她那坐轮椅的丈夫，喝醉了，在客厅，拿个手杖举到天花板，用力去打吊灯，打得惊天动地。我们不去睬他。

“好了，我出去扫玻璃。”我说。

路斯将我一把拉住，说：“不去管他，你越扫，他越打，等他打够了，再出去。”

我又坐下了，听着外面那支手杖砰一下、砰一下的乱打声，吓得差一点也想喝酒了。

“不要去听他，我们再来讲灵魂的事。”路斯很习惯的说。我好似又把她的话听成“我想死”。

“好，路斯，如果你先死，我们约好，你将会出现在我家客厅的那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