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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家族的女人们-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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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烈,如果知道丈夫出轨的话,就要闹翻天了。所幸虽然同在日本,这段露水姻缘总算保密到家,钮有恒始终不知道有重松金子这么个女子。戴季陶很容易地就瞒着她,和好友蒋介石说好,由蒋认子。胖男娃一生下来,就由对中国很热心的日本人山田纯太郎带回中国,在上海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把婴儿取名为纬国,与在上海结缘的夫人姚冶诚一起抚养。1953年,蒋纬国原配石静宜过世,他的心情极为低落,父亲派他赴美进修。据了解,途经日本时,蒋纬国在东京找到山田纯太郎,终于知道生母的最后去处。当年把他抱到中国的日本老人告诉他,其生母死后下葬在东京近郊的青山公墓里,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东京遭到了大轰炸,原有的坟墓已经被美机炸掉。山田没有陪蒋纬国到墓园,不过青山公墓很好找,因为东京市区战后发展迅速,现在公墓周围已成市区。这位装甲兵少将司令很容易地见了生母埋身之处。只是,墓址犹在,却无任何生母遗迹,原址已改葬他人。生母生时无缘见面,死后连尸骨都无处可寻,对于蒋纬国而言,真是情何以堪。他只能在这处曾经葬过生母的墓园里,哀思这位今生无缘让他尽孝的异国亲生母亲,然后怅然离去。以后,每当他踏上日本国土时,青山公墓便成为他必然造访之处。对于自己的身世,蒋纬国一直不愿证实些什么。身为敏感的蒋氏家族一员,再加上复杂的政治现实,使得他不得不在1989年1月参加戴季陶百年冥诞纪念会之后,在一次演讲中以73岁之高龄,对外“征求真相”,以解他的身世之谜。然而当外界提供了许多当年的资料后,他仍然沉默。这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及宋美龄待他犹如亲子,他感念此恩之故。
  由山田纯太郎带到中国的胖娃一入蒋家,对于做父亲的而言,首先要做的,就是取个好名字。当年蒋介石为经、纬两子取名字时,有段不为外人所知的有趣经过。蒋纬国还没有向蒋家“报到”之前,蒋介石为长子取的名字不叫“经国”,而是“国金”,这是因为当时乡下地方,取名并不讲究。从日本来的娃儿一到,蒋介石就要再为取名字伤脑筋了。就家谱来讲,这一代是“国”字辈,既然老大是“国金”,那么老二当然得是“国银”了。可是蒋介石当时已经不比昔日,虽然年纪尚轻,才30出头,但是已成为革命党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见识亦广,“国金”、“国银”未免太俗气,是显而易见的。他先是想到把两子的名字配为和“金银”同音的“经营”,也就是长子名改为“国经”;次子名为“国营”。但是“国营”显然不大对劲,几经考虑之下,他就想到“经纬”两字,这两个字气势很好,如此长子是“国经”,次子就是“国纬”。不过念着念着总觉得“国纬”太静态,最后他灵机一动,干脆把两子的名字都倒过来,“经纬”两字放中间,“国”字放在后面,这样“经纬”成为动词,“经国”、“纬国”两个气度恢弘的名字于是出炉。
  1917年,才1岁左右的蒋纬国在这年8月生了一场重病,小命差点不保。那时,蒋介石与姚冶诚带着幼子住在上海陈果夫家的阁楼上。有个晚上,一阵穿堂风刮过来,几扇窗子突然关闭。此时蒋纬国开始哭闹不休,并有发烧现象。起初,蒋、姚两人以为是受到惊吓造成的急惊风,但还是请来当时在上海挺有名气的日本医师看看。这位医师诊断,蒋纬国得的是脑膜炎,传染源可能是蟑螂,不过医师没能把病治好,病情看来似乎愈来愈严重,两人一筹莫展。陈果夫的妻子眼见蒋介石及姚冶诚整天在阁楼上抱着孩子,就对他说:“你们两个人究竟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成天躲在阁楼上就晓得抱小孩,抱得活吗?孩子交给我,保得住就保,保不住也没法子,只好听天由命。”蒋、姚听从吩咐,将儿子交给她。“我母亲日后告诉我,那时我几乎是奄奄一息,果夫夫人认为父母亲只懂革命不懂孩子,把他俩‘赶’出去之后,就自己去想办法,”蒋纬国谈到这段童年往事,不禁莞尔,“果夫夫人也是个三脚猫土郎中,她到隔壁中药房抓了服‘金老鼠屎’,这种药和普通的‘老鼠屎’药都因为外观是米粒状,有些像老鼠屎而得名,‘金老鼠屎’的药量多了一倍,并且用金纸包起来,通常这种药是解毒用的。”蒋纬国病重,果夫夫人死马当活马医,以成人用量的两倍喂孩子吃,第二天症状就减轻多了,并且停止哭闹,非常有效。再服了几天正常剂量,病就完全好了。不过,日本医师继续为蒋纬国看病,并且投以西药。医师特别嘱咐,孩子以后求学,凡是与计算或思索有关的,在初中以前不可超过一个钟头;在高中以前,不可超过两个钟头。读完高中以后,因为脑子完全长成,就没问题了。遵从指示,对于蒋纬国而言并没有什么困难:“我小时候一向听话守纪,所以年龄比较大之后,听母亲这么讲了医师的指示,就照着吩咐做,一直到高中毕业才停。”日后证明,他并没有因为这场大病而使脑子受损。
  蒋介石年轻时看待经纬两儿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国幼时木讷畏缩,甚难讨父亲喜悦;纬国则是聪明伶俐,而且自懂事起,就能自我约束———“调皮不捣蛋”,所以很得蒋介石的欢心。在戎马倥偬之际,蒋介石每当心情烦闷时,见着次子,逗乐耍闹几番,总能一解其忧。蒋纬国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家时,常让他骑在脖子上,口中“囝囝,囝囝”亲昵地叫个不停。日后对中国现代史有着根本影响的蒋家,大概在这个时刻最接近一般寻常人家了。如今迈入80岁,也历经几番人生风雨的蒋纬国,仍然觉得“调皮不捣蛋”就是他重要的人格特质之一。
  1920年,蒋介石带着姚冶诚母子回到溪口。王采玉有严重的气喘病,蒋介石要姚冶诚侍奉母亲。浙江溪口是个小村,依山傍水,主要街道沿着小溪而筑,溪的上游叫上街,家境好些的多居于此。而蒋家住在下街,经纬兄弟幼时的名字,一为“建丰”,一为“建镐”,此屋也就名为“丰镐房”。当年的溪口镇上街经营玉泰盐铺的蒋肇聪过世时,名为“周泰”的次子蒋介石仅9岁。同父异母的哥哥蒋周康虽然过继给另一房,而且也已搬出,母亲王采玉厚道善良,仍然决定把遗产分一份给他。
  在蒋纬国的印象里,姚夫人回到溪口后与毛夫人相处并不融洽。毛福梅虽然不为蒋介石所喜,但是并没有就此离开蒋家,因为王采玉也需要服侍,就让她住在丰镐房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我母亲带我回溪口家里之后,祖母当时病得很严重,整天躺在床上,为了侍奉祖母方便,母亲便把毛夫人接到家里住,没想到她反而要我们母子住到柴房里去!”蒋纬国回想当时情景:“柴房不大,一个角落养了几头猪,另一个角落堆着稻草,我们就睡在草堆上,下面铺的是稻草,上面盖的也是稻草。”他说,稻草里有许多跳蚤,他和母亲被咬得浑身是红点,母亲是大人还抵受得住,他则没多久就病了。换个环境成为必要的考虑。蒋周康家条件很好,不过,蒋介石把母子俩从上海带回溪口,临走前曾经吩咐姚冶诚:“不管家里再怎么苦,你们不可搬到大伯那里去!”蒋介石所以如此吩咐,是因为大伯家里富有,他虽穷,但仍不想依赖哥哥。不过蒋纬国病得不轻,而且姚夫人也得悉心照料婆婆,所以在大伯母的坚持下,蒋纬国终于住到蒋周康家里,并且在上海就医。
  1922年,姚冶诚带着稚子搬到宁波。和溪口比较,宁波就是大城市了,母子俩以一年90元的租金,在江北岸花墙弄引仙桥,租到一栋相当大的楼房。这栋楼房是凶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但是那时蒋家不算富有,就看在租金便宜的分上,搬了进去。
  对于哥哥,蒋纬国的心情可以用“敬畏”两字形容———既敬且畏。蒋纬国觉得哥哥的心志坚定,处事平稳,富正义感,且颇具才干,所以敬之;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哥哥城府很深,对于自己又有所算计,且掌握了政治网,所以畏之。他在哥哥在世时,几十年来与哥哥相处的方式,就是避免起冲突,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包括湖口事件在内,他自己觉得有什么来自哥哥的委屈,是从来不向父亲提起的。但经纬兄弟之间的个性又实在差异太大。蒋经国的领导及识人能力很强、深具正义感而嫉恶如仇,固然早已受到外界肯定;然而内向、城府甚深、人格多重、多疑也是在他过世之后,从亲近他的人士口中慢慢传出来的。而蒋纬国则是外向、爽朗、幽默、易与人推心置腹。所以有如此不同的差异,应该和幼年的际遇及青年时期出国进修的环境有关。蒋经国并未受到蒋介石的疼爱,有时甚至在威严的父亲面前怕得发抖;而蒋纬国则自幼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成为蒋介石忧烦之时的安慰。
  蒋经国随后于16岁赴俄留学,在俄国的12年间,物质上、精神上均甚缺乏,又遭受不少挫折,吃了很大的苦,但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而蒋纬国则赴德留学,在德国获得正统的普鲁式军人教育,也在良好的生活环境下,习得欧洲优雅的风度。两人的际遇不同,日后的表现自然也就分道扬镳,连生活态度都有所不同。例如,蒋经国不重穿着、吃喝,他外出时,常常是夹克配西裤;饮食方面,外出时经常是路边摊,在家则是几样百吃不厌的家常菜,如果有剩,则下顿再吃。而蒋纬国则是重视仪表,懂吃会喝,十分欧化。蒋经国在留学期间养成吃苦及节俭的习惯,再加上曾经受到共产主义教育,对于财产方面的看法及处理上就有所影响。他自己不置产,也厌恶别人置产,认为这与品德操守良莠有关,特别是高级官员,有几位身居要职的官员因为购置了较为宽敞的房舍,结果因此去职。而蒋纬国的生活态度则是,只要能力负担得起,他宁愿享受较佳的生活品质。所以在台几十年来,他几次换房子,房子愈换愈大,最后在台北市溪山里至善路盖了栋不小的房子。据蒋经国生前重用的一位要员指出,蒋经国对弟弟这栋房子曾表示“不以为然”。
  兄弟的个性差距如此的大,也就成为亲情上的另一种障碍。“其实我和哥哥基本的人生观就有很大的不同。”蒋纬国叙述他们兄弟之间,在处世态度上就有根本的差异,“哥哥认为应该是‘为工作而生活’;而我则是‘为生活而工作’。”蒋纬国在蒋经国在世时,曾经谈过如此观念。有人因此来问他,指出他这个观念,和他哥哥所言完全不同。蒋纬国回答,他相信哥哥“为工作而生活”的观念,应该是自我勉励,以激发斗志,但站在人类文化的角度而言,应该是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所以必须工作。
  1988年1月13日中午,前一天还正常上班的蒋经国突然在家中大量吐血,医师抢救无效,就此离开人世。由于事出突然,没有一个亲人随侍在侧。蒋纬国是哀伤的,这辈子除了父亲,受哥哥影响最大,他始终以服从之心以待,却未曾受到哥哥信赖。但终究相处了几十年,即使哥哥防他,亲情仍在。如今霎时天人永隔,面对已无气息的遗体,他突然为哥哥感到难过,因为哥哥生前在山之巅,难以觅得可以分忧的知己;死时,走得又是那么孤寂。
  蒋经国夫人蒋方良
  蒋经国的夫人,原名芬娜,是俄国人,她和蒋经国是在俄国认识的,那时的蒋经国正在莫斯科留学。二人在婚后先后生下孝文、孝章、孝武、孝勇三男一女,全家人和睦幸福地生活在台湾。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三个儿子也相继去世。接连不断受到打击,蒋方良过着孤寂的晚年。
  蒋经国夫人,原名芬娜,是俄国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有关她的报道很少。有些关于蒋方良的传闻,有的无法证实,所以,她带有神秘色彩。蒋经国在世时,蒋方良公开露面的时机,不外乎两个场合:一个是蒋经国出国访问时,她会到机场迎送,或有外宾来访时,她迎送宾客和出席宴会;另外一个时机是每逢大小选举,她和蒋经国总是一道去投票。蒋方良与蒋经国是在俄国认识的。蒋经国于1925年底,也就是他刚满16岁的时候,由蒋介石批准到莫斯科去留学。没想到蒋经国这一去几乎回不了中国,且差不多要了命。但蒋经国在苏联幸运地遇到了蒋方良女士,结为异国鸳鸯,而蒋方良也由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1931年,苏联发生大饥荒。消费品、食用品,如鱼、肉、糖、肥皂、牙粉、鞋、袜等,不论城市农村,一概奇缺,蒋经国被送到农村体验生活。这对蒋经国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以后,蒋经国又到工厂去工作。在工厂里,蒋经国节节高升,被任命为工人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为工厂写“改良工厂生产组织建议书”。翌年,晋升为副厂长,兼工厂报纸的主编。事业得意,并带来了爱情,在他管理下的一位女工,芳名芬娜小姐,慧眼独具,看上了蒋经国。芬娜是个孤儿,金发蓝眼,有一种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不久前,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处处受到尼古拉(蒋经国的俄文名)副厂长的悉心照顾,内心感激不已。蒋经国卧病,她悉心奉侍汤药,情意绵绵。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
  据日本人所写的《人间蒋经国》一书记载,蒋经国是在1934年担任重型机械工厂作业所主任时,认识蒋方良的,当时蒋方良刚自技术学校毕业。有关蒋经国认识蒋方良的经过,台湾曾流传了一段神话般的故事。故事说,在蒋经国派到那家工厂做工的时候,有一晚加班到11点多,很晚才回家,回宿舍途中,看到一个大汉挡住一位女子,她就是蒋方良。大汉意图不轨,这时蒋经国来了,大汉起初并不以为然,因蒋经国个子不高,以为没什么本事,没想到蒋经国体格壮硕,胳膊很粗,两三拳就把大汉打倒了。蒋经国以英雄救美的方式,得到这位俄国女子的青睐。
  芬娜女士嫁给蒋经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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