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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家族的女人们-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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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拳就把大汉打倒了。蒋经国以英雄救美的方式,得到这位俄国女子的青睐。
  芬娜女士嫁给蒋经国后,同年12月,生下长子爱伦,中文名字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位女孩子,小名爱理,学名孝章。蒋经国事业、家庭,样样得意。这年除夕,他心情特别舒畅,约了朋友,聚餐过年,共同庆祝。蒋经国于1937年4月,从俄国带着妻子蒋方良回国,手上还抱着他们的爱情结晶,总计前后在苏联住了将近13年。出国的时候是一位少不更事的少年,回国的时候却已偕妻抱子,能不感慨万千?他和蒋介石久违已12载,临别前,蒋介石曾有不少叮咛,想到他写的公开信对蒋介石批评指责,倍感不安,一旦见面,如何解释?而且他和蒋方良的婚姻,这位洋媳妇,他的父母能看得惯吗?蒋经国感慨万千,于1937年3月25日踏上归途。他的归来对于毛太夫人是极大安慰,她对着这位红眉毛、蓝眼睛、高鼻梁的媳妇感到很奇怪。可是,那个活泼又有趣的孙儿却使她爱不释手。这位洋媳妇穿起旗袍,学着用筷子,慢慢说起宁波话来了。蒋介石让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层的目的。溪口非常安静,可以让蒋经国从容不迫地修身养性,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若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万机,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不安。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经国尽点孝,让她冷寂的心灵能有失夫得子的慰藉。
  蒋介石对于这位身材高大、金发蓝眼、高鼻梁的俄罗斯媳妇,起先有些不习惯,在此之前,蒋经国曾写信告诉他父亲这桩婚事,蒋孝文出生的时候,还寄了一组黑白照片给他,所以,他对蒋方良还不算陌生,但真正面对这个事实时,心中还是有点不能适应,直到相处两三个月后,他才发现这个俄罗斯媳妇,个性温柔婉约,孝顺公婆,体贴丈夫,又照顾孩子十分周到,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要求,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型,蒋介石相当高兴,于是替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芳娘”,这也等于是对这位媳妇的肯定。毛氏觉得称小辈娘啊娘的,是个罪过,于是给改为“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
  蒋方良中文一窍不通,总不是办法,需从头学起,请位慈溪籍的女老师,教她学中国语文。蒋介石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在剡溪之边,文昌阁之下,特建洋房一幢,供小两口居住。
  1939年,蒋经国被派到江西南部当赣南专员,从事他第一次的公职生涯。蒋方良母子则留在老家,开始过一位平凡中国主妇的生活。她起先不会说中国话,蒋经国临走时,给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她学习标准的国语,不教她有浓重口音的浙江官话,她在1年后就可以很顺畅地用国语和人交谈。平时蒋经国在家的时候,他们就用俄语交谈,但她的几个子女中,除了独生女蒋孝章会说一点俄语外,其余3个儿子都不会说俄语。
  蒋方良初到中国,比较不习惯的是饮食,不论在上海或浙江,吃的都是腊味很重的江浙菜,她嫌味道太咸,吩咐厨子煮淡一点。她在俄国的时候,吃奶酪,夹一片黑麦制成的面包或红烧一盘马铃薯,很简单的一餐就解决了,她没想到中国菜的名堂那么多。蒋方良到中国后,真正与蒋经国相处的机会并不多,直到抗战胜利后,一家团圆的时间才比较多。1945年,生次男蒋孝武,隔了三年,生三男蒋孝勇。在4个儿女中,蒋孝章最体贴懂事,平常在家里也很乖巧听话,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也最受祖父母的钟爱。
  1945年,她们举家来到上海郊外,这时蒋经国在大江南北跑来跑去,很少在家。
  1949年到台湾初期,蒋方良最先住在中山北路四条,差不多在长安东路附近的巷子里,那里房子不大,附近住家环境又复杂,加上政治局势混乱,那几年住得很不舒服。她很不习惯台湾的炎热气候,尤其是到了7月的炎夏,更是热得要命。在西伯利亚,一年约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温度在5℃以下。冬天气温平均都在零下4、5℃。初到中国的时候,江苏、浙江都属温带,她已觉得有些不习惯,但总比较暖和一点,夏天也不至于太热,到了亚热带的台湾,四季不分,夏天热到30℃,这是她难以想像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台湾轻工业还在初级阶段,只有老式电风扇,吹起来吱吱作响,不用说有冷气机了。那几年她确实相当不习惯台湾的气候。
  在台湾30多年,是蒋方良到中国后生活最安定的时期,几个子女逐渐成长,蒋经国的事业也一帆风顺,她几乎一直就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只管相夫教子,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她是概不介入的,这不单是环境的特殊,也由于她的个性使然,她学的是工程,属理工科,对社会人文科学方面兴趣不大,自从与蒋经国结合后,心力都投注到子女身上。她的几个儿女都没让她失望,只有蒋孝文后来长期染病,比较让她伤心。据传闻,蒋方良平时没有什么特别嗜好,偶尔会找一些朋友在外打小牌。因为她的形象特殊,加上个性使然,不常在公众场合露面。在称谓方面,蒋方良不习惯被称为蒋夫人,即便是后来宋美龄离台赴美,蒋经国当选为“总统”,她贵为“第一夫人”时,她还是坚持不要称呼她为蒋夫人。
  蒋方良千里迢迢从西伯利亚大草原到中国,她的心境如何呢?其对家乡的感情又如何呢?这是许多人感兴趣的。在抗战开始的第二年,亦即她生下独生女孝章不久,她曾独自返回故乡一次。随后到抗战结束不久,她又回去了一趟,这次是带着蒋孝文、蒋孝章同行,蒋经国还派了两位贴身侍卫同行。到台湾后,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没有回去过。据传说,1968年6月,蒋方良按捺不住思乡心切,再次返回苏联探望家乡的亲人。蒋方良在家乡停留一个星期后,终于挥别黄昏的故乡———俄罗斯大草原,搭机按原来的路线返回台北。
  1988年蒋经国病逝,这对有着五十多年夫妻情分的蒋方良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为了寄托不尽的哀思,她经常到蒋经国的房间里摸摸丈夫曾经用过的东西,并经常要求随从带她去大溪———蒋经国的常眠之地去看望丈夫的遗容。一年后,当她还未从失去丈夫的悲哀中恢复过来,就又接连不断地遭到丧子的剧痛。长子蒋孝文病逝的噩耗传来时,对蒋方良而言,不啻是晴天霹雳。1991年5月,次子蒋孝武为了照顾母亲方便,请辞所谓“驻日代表”,返回台北任公司董事长,这令蒋方良特别高兴。谁料想,距此不到两个月,蒋孝武却因急性心脏衰竭突然病逝于台北。次子的死对于蒋方良来说来得太突然、太意外,她赶到医院抚尸痛哭。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上苍对她的爱子为何这样残酷。次子走时年仅46岁!然而,悲剧并未结束,1996年,她又送走了最后一个儿子蒋孝勇,他也只有48岁。儿子们的英年早逝是蒋方良晚年生活中最大的悲哀。她恐怕是台北最孤独的女人了———没有朋友,晚辈大多定居异域,惟有她守着与蒋经国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不肯离开,在对离去的亲人的思念中过着孤寂的晚年。
  蒋经国的秘密夫人章亚若
  章亚若原籍浙江,中学时代,她就显露出不凡的文采,成为那时女中的风云人物。章亚若与表哥成亲后,由于二人性格不合最终以丈夫自尽而告终。后来,章亚若与蒋经国相识,二人情投意合,蒋经国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章亚若也成为他生活和工作上不可缺少的助手。1942年8月,章亚若突然病逝,据说是被蒋介石秘密处置的。对于她的死因,众说纷纭,成了千古之谜。
  据有人考证章亚若本姓黄,原籍浙江,她祖父章伯昌,随着黄姓父母加入太平军转战至江西南昌时,因父母病故,被吴城镇章家村当地一户人家收养,取名章伯昌。章伯昌成年后娶陶氏为妻,生子章贡涛,就是章亚若的父亲。章伯昌以渡船往来于城镇之间,做小买卖为生。50多岁时,因债务纠纷,讨债时遭人杀害。章贡涛和妻子周锦华一共生了11个儿女,其中有5名夭折,只有两儿五女长大成人,章亚若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章亚若是在奶奶不悦、母亲失望之中呱呱坠地的。原来周锦华已生了三个女儿。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中,女孩自然使老人们十分失望。
  章亚若懂事后成为家中子女的核心。她的两位姐姐出嫁后纷纷远离南昌,她最年长,一直留在南昌,家中大小事都由章亚若照料,父亲也极为器重她。中学时代,章亚若国文程度比同班同学高出很多,她的字迹娟秀、诗词文章都拿手,又能歌善舞,是那时南昌女中的风云人物。此外,章亚若还多才多艺,她自学京剧,唱做俱佳,令人赞叹不止。
  章亚若的两位姑妈视亚若如同己出,特别是与二姑妈章金秀与弟弟贡涛一家情谊深厚。章亚若结识了一位名叫唐英刚的年轻人,他是二姑妈排行老四的独生女陶端庆夫家的堂兄,章亚若跟着表姐唤他“大表哥”。“大表哥”体形瘦削,不多言语,外表看去,颇有文弱书生的气质。他父亲早逝,与母亲和弟弟唐英武相依为命。
  唐英刚平日好读古书,言谈举止都保持着传统儒士的风度。1926年,唐英刚18岁,章亚若15岁,在母亲与姐姐的影响下,天真年少的章亚若与唐英刚结为夫妻。章亚若嫁做唐家长媳后,不久,就面临了社会变化的考验。1926年后,江西省挣脱了孙传芳的统治,国民革命使江西民众逐渐觉醒,而远在北京、上海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呼声,慢慢传入了江西省南昌市。这样,社会变迁的力量冲击着章亚若的内心世界。这时的她已由无邪的纯真少女,脱胎换骨成为韵致成熟的少妇与母亲。她先后生了小名“大衍”与“细衍”的远波、远辉兄弟。章亚若经过痛苦的思考,决定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她开始足登高跟鞋,烫卷短发,换上剪裁合身的新款流行服装勇敢接受各种新事物。她不甘做家庭妇女,外出做事、交游,闲暇时携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上馆子。然而,丈夫唐英刚依旧固守着诗书砚墨,满足于传统的落伍生活。两个人个性上的差异,加深了章亚若与丈夫间的情感鸿沟。这段表兄妹亲上加亲的婚姻,终于在丈夫自尽的悲剧中收场。这年章亚若23岁,丈夫选择自杀,对她精神打击很大。她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7岁、4岁的幼子。一家4口的生活重担都落在了她的肩上。更不能容忍的是,关于丈夫死因的流言也归结于她。
  办完唐英刚的丧事,章亚若大胆地突破世俗规矩,正式迁回娘家居住,两个儿子交给婆婆代为照管,唐家的生活费用,则由章亚若负责筹措。后来抗战开始,婆婆只好带着孙子跟章亚若同赴赣州避难。章、唐家大小事务都落在她身上,章亚若实际上成了一家之主。章亚若的母亲、弟弟、侄儿们逃难到赣州,初期生活尚可由家中携出的银钱细软支持,但章亚若担心日久坐吃山空,决定出外找工作。正在她苦苦思索如何迈出脚步、突破困境时,新任的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入主专员公署,大刀阔斧整饬吏治。消息传遍了赣州市,许多本地和因逃难而来的外地青年,纷纷涌向专员公署,寻找报效国家的机会。章亚若也是在这种情形下,进入公署工作的。在公署中,章亚若脱下合身碎花的旗袍,换上男性化的工作服,过着朴素充实的战时生活。为了不暴露过去的不幸遭遇,不让人知道她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她把两个儿子接来赣州后,特地嘱咐儿子今后改口叫她“三姨”,莫要再喊“妈妈”。因此,许多在专员公署与章亚若共事的人,都不知道她早婚的过去。后来有人传说,章亚若在南昌嫁过军长,或早年曾与什么人闹恋爱等等,据推测,可能就是从有关她与唐英刚那段不为外人详知的婚姻中,捕风捉影编造而成的。
  关于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故事,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1939年春,蒋经国到赣州,接任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这样赣州既成为蒋经国政治活动的起点,又成为蒋经国人生最富色彩的乐章。这时蒋经国政途如锦,像在苏联一样,事业如意,也带来了另一段哀怨动人的爱情———王升特别尊重蒋经国的意旨,物色了10个忠贞的学生,暗地里结拜10兄弟。在赤珠岭的桦林中祭奠天地,歃血为盟。其中一位装扮入时,涂脂抹粉的章亚若,飒爽英姿,人称“大哥”。为什么女孩称“大哥”呢?原来蒋经国倡导女同学要有男人气概,于是男女同学都亲热地互相称兄道弟。章亚若居长,时年28岁,乃以“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乎乎地叫“小老弟”,表现得十分和蔼可亲。王升和蒋经国既有“师生之谊”,又和章亚若拜过把子,且是章的贴心兄弟,当章亚若和蒋经国发生恋情,王升便从中效劳,成了隐秘“国舅”。这委实是王升升官的关键。
  章亚若1939年春至年末,在蒋经国公署做文书工作,蒋很喜欢章的豪爽性格;1940年章亚若受训后,担任蒋的秘书,章对蒋的感情很复杂。据说,章亚若在赤珠岭受训期间某天黄昏,曾失魂落魄、眼泪汪汪地向好友桂辉诉说,担心记载爱慕蒋经国的日记遭同学偷阅,惹上麻烦。至此可知章亚若与蒋经国之间发生了感情。从章亚若自赤珠岭干训班结训后,至第二年秋,两人之间关系密切,几乎形影不离。这一年多,章亚若平素除了在米汁巷专员公署蒋经国身边做秘书之外,偶尔在蒋方良赴重庆探望公婆时,也奉派至花园塘专员官邸帮忙照顾蒋孝文与蒋孝章。那一阵子,蒋经国经常在赣南地区出差探访民情,章亚若以秘书身份跟在身旁。据说,蒋经国的苏联妻子蒋方良还时常向章亚若请教唱戏之道。章亚若唱戏与评戏的才艺,也深深吸引蒋经国。章亚若是公署里少数几个戏唱得好的女同事,有余兴节目时她就登台唱戏,有模有样,蒋经国在台下看得如醉如痴,欣赏之情充分流露,旁观的有心人都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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