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因灵魂而被爱:张爱玲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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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打算放弃他的，但是她们的计划太高远，他纵然想追，也力不从心。

他只能是讲点儿家族故事给张爱玲听，一惊一乍地，因为姐姐在学校没有听闻，他便有了独家发布的优越感。他装作老辣或者恬淡来塑造形象，羡慕那些升官发财的人，在作废的支票上练习签名。他的内心并不像他外表那样平静，他希望能有一种方式，让人注意到自己。

不久张爱玲和父亲、继母彻底闹翻，起因是她在母亲那里住了一晚而没有告诉继母，继母发飙，父亲将她囚禁于两间相通的空房里。有一天张爱玲到其中一间她不常去的房间里，看见桌上有笔墨纸砚，还有一个纸团，打开来是她弟弟的笔迹，写着：“二哥如晤：日前走访不遇，怅怅。家姊事想有所闻。家门之玷，殊觉痛心。”

张爱玲暗暗吃惊：这是什么话？家门之玷，指的是张爱玲那一夜未归，她继母是以这个名义发作，但也只是恨张爱玲对自己不敬，经她弟弟这么一说，仿佛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张爱玲气愤到麻木，只能在心里找了别的名目来怪他：“念到《书经》了，念通了没有，措辞这样不知轻重。”她自己也知道这种责怪也是官腔。

张子静难道真的以为她做了什么？怕不见得，他父亲和继母都没有这样想，他一个小孩子家，怎么可能更高瞻远瞩，看透他姐姐的“不轨”？他只是故意要骇人听闻，因为他的存在感太微弱，要是能有点儿惊天动地的事讲给人听，也许人家就能高看他一眼。

张爱玲讲述这段生活的散文《私语》里没提到这个细节，到底是有点儿不忍吧，知道她弟弟看得到。许多年后，她写进了《小团圆》里，不再给自己，以及她的被写体们留余地。

还回到那时节，张爱玲最终找了个空隙逃出来，搬到母亲那里。夏天里张子静也来了，带着一只报纸包的篮球鞋，说他也不回去了，一双大眼睛“吧达吧达”地望着母亲，潮湿地沉重地眨动着，是这样的无助。但他的母亲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像无数有热情而没有头脑的母亲那样，把儿子搂在怀中—死也死在一起，这是一句多么愚蠢的话。

黄素琼很有耐心地解释给他听，说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用，这个名额已经被他姐姐占据。张子静哭了，张爱玲也哭了，但我还是怀疑母亲给张爱玲活生生地上了一课，让她学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保持理性而不是动用激情。

张子静回到了父亲的家，有很多年他一直在父亲家中，张爱玲在小说《茉莉香片》里虚拟过他的生活状态，把他描写成一个阴郁懦弱到有点变态的人，精神上的残废。张子静晚年时将张爱玲小说中人与现实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唯独对这篇小说不置一语，他大概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描述。

而我感觉张子静没有这么惨，也没有这么狼狈，“阴郁”“变态”还是一种挣扎，徒劳无益，只会伤到自己。这些年来，张子静早就找到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装作对自己的处境全不知情。这种“糊涂”是他的一件雨衣，替他挡过父亲、继母的伤害，他还经常穿着它来到姑姑家，像一只小狗，凑近不属于它的壁炉，为了那一点温暖，不在乎头上的唾沫和白眼。

姑姑不喜欢张子静，尽管她曾经衣不解带照顾生病的他，尽管他那“吧达吧达”的眼神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那点感情早已在岁月中消磨掉，现在的她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者，她不肯对自己装善良。张子静深知这一点：“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影响较深……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

有次张子静去看张爱玲，聊得长了点，不觉已到晚饭时间，姑姑对他说：“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张子静慌忙告辞，姑姑虽然在英国留学，但这做派，倒是一种德国式的刻板。

张爱玲对张子静的态度有点特别，她有时对他也不耐烦，经常“排揎”他。张子静跟一帮朋友办了份杂志跟她约稿，这位姐姐居然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不能给你们这种不出名的杂志写稿，坏我自己的名声。但是，另一方面，她也不是不愿意跟他聊天的，电影、文学、写作技巧……她说积攒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并把它记到本子上，而想要提高中英文写作能力，可以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英文翻译成中文，如是几遍，必然大有裨益。

张子静似乎从没有从事写作的抱负，张爱玲跟他说这些，与其说是指导弟弟，不如说是她需要有个听众，毕竟，写作之外还有生活，而她的生活太寂寞了。投奔母亲之后，她发现了她和母亲在感情上是有距离的；姑姑则既不喜欢文人，也不喜欢谈论文学；炎樱颇有灵性，但中文程度太浅。唯有这个弟弟，虽然有点颓废，有点不思进取，但是他听得懂她的话，有耐心听她说话，她在他面前是放松的。所以，在她成名之前，她经常这样带着一点点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他谈天说地。

有时，张子静也和她说点儿父亲和继母之间的事，她只是安静地听，从不说什么，但这静听的姿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怂恿，她对那边的事，不是不感兴趣。

张子静跟张爱玲说起父亲的窘境，让张爱玲震动，张子静说，父亲把房子抵押出去，抵押到期也不去赎，收到通知信就往抽屉里一搁。“娘告诉我的。娘都气死了。”

这个“娘”指的是继母孙用蕃。言下之意，孙氏更会理家。张爱玲提出质疑：“娘也许是气他不把东西落在她手里。”她弟弟急了。“不是，你不知道，娘好！是二叔，（张爱玲算是被过继给伯父的，喊她父亲二叔，张子静也跟着喊），自己又不管，全都是这样糟掉了。倒是娘明白。”

张爱玲觉得，张子静爱这个曾经虐待过他的继母。

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爱上虐待自己的人。好吧，就算她曾经虐待，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重视，比起漠视远离自己的骨肉血亲，也许倒是她，待他像个至亲。而且，随着他长大成人，她对他也该有所改变，毕竟她自己没有生育。再者，在大家族里长大的她，既有敷衍的能力，也有敷衍的需求，在夫妻俩互相敷衍之余，她但凡稍有余力，敷衍张子静一下，于他，就是难得的温暖。

张爱玲成名之后，张子静再去看张爱玲，十次有九次是见不到她的，张爱玲骤然忙了很多，后来又有了更好的听众胡兰成。出于过往亲情，见面时，张爱玲还是会很放松地跟他聊天，比如说起有人追求自己，以及自己不会跳舞等，但只要话题停止，他们又重归于淡漠。

这里面，有前面说过的，她弟弟的那封近乎“落井下石”的信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张爱玲从父亲家出走之后，更看清了这世间的人情冷暖。

张爱玲的表妹曾说张爱玲又热情又孤独，热情来自天性，孤独源于多思。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孤注一掷地跟了母亲，许多年来，母亲在她心中都是个富有感情的形象，她以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有这个印象在前，她不免按照这个印象行事，结果却令她错愕。

比如说，一开始，她跟母亲要零花钱，自以为是一件亲切有味的事情，母亲这方面的感觉却与她大相径庭。前面说了，母亲对她的投奔，并不是欣然接受，黄素琼就那几箱子古董，她所干的营生不赚钱，跟坐吃山空也差不多。她是一个敏感的情绪化的女人，原本就是咬着牙为张爱玲做牺牲，看这个女儿笨笨地毫无长进不说，还三天两头带着愚蠢的自说自话的孜孜然的表情来找她要零花钱，不由得烦躁起来。“（我）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同时毁掉的，还有少女张爱玲对于这绝对光明的世界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这使她从此充满了警惕。所以她在和弟弟打交道时，会有意无意地保持距离，不刻意扮演自己力不能及的形象。既然这世上，没有哪一种爱不是百孔千疮的，何必离得太近，让彼此都穷形尽相。

母亲给她带来的是幻灭，姑姑对她的影响是真实，姑姑说话做事，永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会表演和蔼，也不假装亲切，你可以说她不矫情，但不矫情，有时也会显得没弹性，少了几分人情味。

虽然父亲反对张子静到学校里，后来还是送他上了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在这学校上过一阵子，对于教学水准评价不高，不像香港大学那样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尊重学生的个性，但不是每个学生都介意这些的，比如张子静。

1946年，张子静随着表姐和表姐夫进入了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待遇还不错，足够自食其力还有节余，但张子静染上了赌博恶习，不但搭进了钞票，还搭进了身体。

看起来张子静和他父亲很相似，但我还是觉得他比他父亲更值得原谅和同情，他自小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然不知道理想为何物，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势必随波逐流—我凭什么、为什么克制自己的欲望？何况张子静一直在怯怯地想要凑到别人的世界里，现在有人愿意带他玩，他当然不会拒绝，从张子静后来很容易就戒了赌可以看出，他对这一“业余爱好”的忠实度也很低。

新中国成立前，张子静回到上海，黄素琼也再度从国外归来，先是住在国际饭店，后面搬到张爱玲姑姑家，她叫张子静过几天去家里吃饭，还问张子静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张子静去的那天，姑姑上班去了，张爱玲也不在家，家中只有母子二人，想来总有一个安静又有柔情涌动的气场。但是黄素琼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性者的刻板，她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张子静的饭量和爱吃的菜是否符合他以前所言，二是问张子静工作情况，教导他应该怎样对待上司和同事。

张子静说，这顿饭无疑是上了一堂教育课。几天后，因为张子静在舅舅的生日上没有行跪拜之礼，又被母亲教育了一通。

数年不见，面对这个长大的儿子，黄素琼就没想过问问他在想什么，打算过怎样的生活，目前的困惑是什么。若是不能如此高蹈，是不是可以问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打算啥时候结婚生孩子，就像一个最絮叨的老妈那样？也许他当时会有些烦，但在以后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他但凡想起，必觉得温暖。

可惜黄素琼不习惯这种家常的表达，就像张子静小时候，母亲逼着他和姐姐吃牛油拌土豆一样，她很科学地只注重营养，味道如何，则不在她的关注范围内，难道，她所向往的西方人都是这样一板一眼地生活的吗？

张子静也曾请求母亲留下来，找一个房子，跟姐姐和他共同生活，黄素琼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的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上海的“滚滚红尘”隔开了母子亲情，1948年，黄素琼再次离开上海，1957年，病逝在英国。

她的这份洁癖，遗传给了张爱玲。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打算从这里去美国，行前，不知道是不凑巧还是基于安全考虑，张爱玲没有告诉弟弟。某日张子静一如往常地来看望姐姐，姑姑拉开门，对他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张子静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新时代的人民装，他被不愿意穿人民装的姐姐抛弃了，他的悲痛是多么空洞。在热闹的人流中，在长大成人之后，他猝不及防地，又做了一次弃儿。

张爱玲对于弟弟，是有感情的，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也不能说没有爱，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爱又如何？她们把自身的清洁，看得比感情更重，因为感情里会有他人的气味，有一点点的污秽感，当她们发现那黏叽叽湿乎乎的“雾数”可能打这里上身，马上就换上凛然的表情，步步为营地，避开了。

张子静贴不上她们，只好转过头，还去找父亲和继母，孙用蕃是比黄素琼、张爱玲她们庸俗，但庸俗的人，对距离不敏感。张子静跟着父亲和继母过了很多年，中间亦问题多多，比如说张志沂对自己慷慨，对儿子却吝啬至极，加上经济状况江河日下，他为了省钱，干脆不提为儿子娶亲之事。非但如此，有次张子静从扬州回上海出差，张志沂看他带了许多出差经费，就以保管为名要了过来，过了一些日子，张子静找他要，他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呀！

相形之下，孙用蕃更有人情味一点儿。张志沂去世后分遗产，孙用蕃将青岛房租的十分之三分给张子静，怕他不同意，特地问他有没有意见。张子静说没有，他有工资，虽然微薄，不能奉养她，但至少不想动父亲留给她的钱。孙用蕃听后很是欣慰，说这些钱存在我这里，以后我走了还是会留给你的。

这话像是面子上的话，但她拿张子静当继承人是真心的，即便是那样一份微薄的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张子静在上海人民银行干过一阵子，后来改行做中学教师，教语文和英语，常年在郊区学校生活，不过，孙用蕃这里，仍然被他视为落叶归根之所。孙用蕃一度想与她弟弟同住，将十四平方米的小屋换成大一点的房子，让她弟弟做户主，遭到张子静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么一来，他退休就没法儿回到上海市区了。孙用蕃的弟弟很不悦，指责张子静不孝，但也知道他说的是实情，就此罢休，不久张子静的户口迁回市区，落在了孙用蕃的户口簿上。

经历了那么多人世风雨之后，孙用蕃和张子静这两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相依为命，他们一直离得太近，难免会相互扎伤，可是疼痛也能证明自己不是孤单单地存活在世间。是要这不洁的带着气味皮屑的细琐烦恼，还是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空旷与清洁？如果只能两选一，我会选前者，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与父母手足，亦有这样那样的龃龉，有多少爱，不是恩怨交加？真的爱，就对“雾数”没那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