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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称霸海上-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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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九章 紫禁城大火（2）
太监沐敬见到如此盲目的远征，力劝朱棣班师回北京。朱棣予以嘲讽，并羞辱他，叫他：“反蛮！”太监仍然极力劝阻。他说：“固不知谁为反蛮也！”盛怒的朱棣，下令将其就地正法，
但这个太监毫无惧色。朱棣反而为之动容。
他说：“我家养人，若皆得此人，岂不诚有益哉！”太监沐敬与朱棣的这段对话，参见商传，《永乐皇帝》，页346，引张萱《西园闻见录》（1632），卷十八。
虽然兀良哈蒙古曾在朱棣追逐君权期间，站在朱棣一边，与他共同作战，但如今却反过来协助阿鲁台。明朝的军队轻易地击败兀良哈蒙古，但阿鲁台逃到外蒙古。朱棣决定放弃追逐阿鲁台，最后回到了北京。
然而第二年，即永乐二十一年，成祖为了追逐阿鲁台，又再度返回满是风尘的路上，前进蒙古。这次，虽然朱棣得知鞑靼已被瓦剌及东蒙古部族击败，但他的军队却连敌人的踪影都不曾见着。永乐二十二年夏天，老迈且同时又是疾病缠身的成祖，再度坚持搜寻敌人的踪迹，但仍然徒劳无功。
朱棣身体不佳，已有若干时日。即使在年轻的时候，就曾为寄生虫病所苦；而在永乐十二年征伐蒙古之后，他被一种叫风湿的病所折磨。若干历史记载称：成祖还患有局部麻痹，并拿道士给的金丹，参以作为兴奋剂的砷，加少量烧酒服用。因此，在他晚年，因砷中毒而慢慢趋向死亡。然而，其他的资料又宣称朱棣藐视民间疗法，说人若能“清心寡欲”，则自然可以避免疾病。据说在永乐十五年（公元一四一七年），曾有好心的道士要给他一服药，他说：“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欺，乃又欲欺朕？”关于朱棣对健康与医药的观念，参见商传，《永乐皇帝》，页342—346，引《太宗宝训》（1430），卷一；查继佐，《罪惟录》（约1670年），卷三二上，《永乐逸记》。学者认为其被中风所苦，并吃道士的金丹这一观点，参见CambridgeHistoryofChina；Ⅶ，272—273。译注：《明太宗实录》，卷七一，“永乐五年九月壬申”条云：“上与侍臣论及养身之道，上曰：‘人但能清心寡欲，使气和体平，疾病自少。如神仙家说服药、导引，亦只可少病，岂有长生不死之理。近世有一种疲精劳神，佞佛求寿，又愚之甚也。’”（页九九七）又，卷一九一，“永乐十五年八月甲午”条云：“行在通政司言瓯宁县人进金丹及方书，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页二○二三）就在折返北京行军两月之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病逝”于一个叫榆木川的地方，享年64岁。可能是承认夏原吉这位户部尚书于其新近的若干愚蠢征伐所持的反对立场是正确的，他在病榻上说：“夏原吉爱我！”朱棣临终所说的这句话，参见DictionaryofMingBiograpy；533。
内蒙古北部的炎热旷野上，锡制的炊具被拿来熔化，制成锡棺，放置成祖的尸体，运回北京。高层的官员与太监，对于成祖的死讯秘而不宣，直到队伍确实到了北京。成祖的尸体，移到一具楠木做的长棺木之中，并放置在紫禁城内百日。在这段服丧期间，禁止奏乐及所有宗教仪式，婚礼也遭禁止。寺庙鸣钟三万下。成祖陵寝的位址，早在永乐九年之前就已选定，位于北京西北方20英里的天寿山山脚下。徐皇后就葬在这里。就像朱元璋在南京的陵墓一样，墓冢位于一山一水之间，以防止灵魂游荡。之后，明代的13位皇帝均葬在这平缓的草原与海拔不高的丘陵地上译注：明代历任皇帝计有16位，太祖葬于南京（孝陵），惠帝不知所终，成祖以下诸帝，除景帝外，均葬于北京北边的昌平州，计有13个陵寝，故称“明十三陵”。这13个陵寝，分别为成祖（长陵）、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庆陵）、熹宗（德陵）、思宗（思陵）。，可以比美埃及的国王谷（ValleyoftheKings）。当朱棣出殡的日子到来时，皇帝的尸体自午门抬出。新皇帝立于午门后方紫禁城的宫墙内。由万名军人与文官组成的队伍，在朱棣的勋臣引领下，以曲折的方式缓缓步行，走出北京城的西门，然后北向前往陵寝（译按：即长陵），以便搞乱据称只走直线的恶灵。这样的缓步要走上两天。同一墓穴中葬了朱棣的16位妃嫔，她们或被缢死，或被迫自杀，跟他一起葬在玄宫（地宫），这座地宫是由四座位于地下80英尺深的墓室所组成的建筑群体。古时各朝代遇有这样的日子，牲畜也会被活活杀死，与皇帝一起埋葬；但在15世纪时，则是将牲畜去皮、烹煮过后，呈献给祖宗作为食物之后才埋葬。棺椁中，皇帝的衣服、饰物、器皿及日常生活喜欢的东西，被审慎地铺在尸体周围。在地下墓室上面的地表，是一座宏伟的明楼与三座中庭连接成的享殿，此后每年两次，就在皇帝灵位面前举行仪式。而为了来生，永乐皇帝的陵墓，由一英里长的文官石雕像、武士石雕像、石兽雕像护卫着，每一尊石雕都是用个别的大花岗石雕成。脸庞庄严的朝廷文官雕像，穿着长长的官袍，戴着代表他官职的方帽，拿着代表品级的笏板，等待皇帝下达另一道训示。关于永乐皇帝的驾崩与葬礼，系得自于1990年4月在北京西北边的明陵访谈史学家魏雨青。并见商传，《永乐皇帝》，页347。朱氏子孙在明陵为朱棣举行的一年两次的献祭，一直持续至1924年。
当他的主子及朋友——成祖驾崩之时，他并不在中国。虽然成祖的圣旨中明令禁止远航，但成祖却派遣郑和与一些小侍者前往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平息继承王位的争执。此趟行程并未算在郑和所指挥的七次远航里。郑和并未自三佛齐继续远航，当他返抵国门时，朱棣那位爱好学问、46六岁的太子朱高炽，已经登基了。
照理讲，父子应该不会有太大不同。但朱高炽是一肥胖、不好动的孩子，欠缺他父亲的活力。朱高炽也对当军人或打仗没什么兴趣。有一回，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就在他祖父（太祖）还在世时，高炽曾与其他亲王一起被叫去校阅部队。但仅仅一下子，这孩子就一个人回到宫中，说他好冷，真的宁可吃他的早膳。译注：此处所言与史料所载相差甚大，作者所依据的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显然误读原意。据《明仁宗实录》卷一上，言仁宗于“洪武二拾八年闰九月壬午，授金宝金册，命为燕世子。太祖皇帝思宗藩之重，
特召秦、晋、燕、周四世子，朝夕亲教训之，历试诸事。尝命分阅皇城四门卫士，帝还奏独后。太祖问之，对曰：‘旦，寒甚，卫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阅之，故后。’太祖喜，曰：‘能体恤下人，是吾心也。’”（见页一—二）
当朱棣在外讨伐蒙古或在北京兴建新都之际，高炽就留在南京学习政务，并受到其博学的母亲徐皇后的影响。徐皇后曾监修一套模范妇女的传记汇编《古今列女传》，而她个人则编了一本辑录儒家、佛家嘉言、故事的通俗书籍，题为《劝善书》。她曾为翰林院（士大夫的菁英机构）成员及家眷举办了一次由她主讲的演讲，借以提升翰林院在朝廷中的权力与声望。而与此同时，成祖则与陪他一起征讨、强壮又矫健的次子朱高煦愈来愈接近。有一段时间，朱棣曾考虑过要指定次子来继承皇位，然而可能是因为高炽证明了本身具有练达的治国长才，所以成祖不曾改立储君。关于年轻时的朱高炽，参见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338。
朱高炽即位之后，立即释放所有因触怒他父亲而被囚禁的官员，夏原吉与杨溥均在其中。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群传统的儒生，包含东宫时的老师骞义，他曾强调仁政的重要性；而另一位老师杨荣，则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并自安南撤军。所有的论点，都是要撙节开支、注意“国本”，也就是说，农业才是国政的基础。耗费不赀的军事征讨与兴建新都的巨额支出，在他们看来，是损伤国本的，必须尽快更张。从实际的立场出发，这些官员维护太湖地区富庶地主的利益，帝国的田赋总额之中，这些太湖周边地主所缴纳的额度，自来极不公平。译注：此即所谓“苏松重赋”的问题。明朝初年，江南苏州、松江两府的税额极高，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一府以仅占全国1。16％的垦田面积，纳全国9。55％的税粮；与松江合起来的所有面积也不过占全国的1。67％，但却要出13。6％9的税粮。税粮之高可知。参见梁方仲，《近代田赋史上的一种奇异制度及其原因》，《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10—18。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有说法说乃因明太祖恨苏松嘉湖人为张士诚守城，于是课以高税率的税赋。但比较为学者们接受的原因，乃是此一地区的官田比率较高，官田按田租起税，因此税率较高。
夏原吉重掌户部尚书一职，且提出更进一步的保守财政政策，以控制飞涨的通货膨胀。他劝新皇帝不要挖金银矿，不要买宝石、香料、调味料及其他奢侈品，也不要继续宝船船队的远航。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七日这天，朱高炽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颁下了他的第一道圣旨，当中反映了他的东宫教师及僚佐的思想：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其去。但系所差内外官员，即便回京。民梢人等，各放宁家。
第三部分第九章 紫禁城大火（3）
同时，“各处修造往诸番海船，悉皆停止。其各处采办铁梨木，只照依洪武年间例采办，余悉停罢。但是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即于所在官司库交收。其未起运者，悉皆停止。各处买办诸色NBB27丝、纱罗、段匹、宝石等项，及一应物料、颜料等，并苏、杭等处续造段匹，抄造纸札，烧造瓷器，采办黎木板，及造诸品海味、果子等项，悉皆停罢。其差去人员，即便回京”。仁宗降旨停止一切的远航活动，参见《明仁宗实录》，卷一。
译注：《明仁宗实录》，卷一之即位诏相关文字，多有缺漏字，现据杨士奇，《东里文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8年），《别集·代言录》，《即位诏》校改，见页441—442。
儒家治术实质的运作原则，系基于陆地是帝国的太平基石。帝国的防卫，有赖于境内的长城，而不是大海。而且，孔子不是曾说过，百姓的安康较国家的利益重要吗？哪里有饥荒，国家就应在哪里赈粮。而且，向子民需索金银、宝石和其他宝物，对吗？
朱高炽真正是关心减轻百姓重赋之事，有一次，当其被一名持有异议的官员阻挠时，他说：
“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仁宗这次的谈话，参见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338。译注：此事见《仁宗宝训》（收于《皇明宝训》第三册，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卷一，“恤民”，页989—990。由于仁宗大半的生命岁月都在南京，他计划将京师迁回南京，并将北京改为“行在”，虽然此举仅止于名义而非实质（最后，英宗在正统六年，即1441年，取消了这一更张，北京再度正式成为明朝的京城）。仁宗解除郑和宝船船队总兵的职务，让他在南京担任守备。该职是一个重要的职缺，也为太监在其他诸省领兵镇守开了先例。仁宗的大臣曾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他为何会让郑和担任这个关键性的职位，令人费解。
事实上，郑和曾在南京住了许多年，监督宝船的建造工作。在南京城靠南边接近大清真寺的地方，他盖了一座大院和庭园。当时，南京的回教人口，估计有10万人。据说，郑和的宅第拥有72间房子，正门硕大，关门声足以让整座宅院产生共鸣。他在龙江船场周围及城墙外也拥有土地，后来将这些土地赠予过继的侄子郑灏招。这孩子无法承袭郑和的官品，但继承了这片土地，乃使他及他的子孙拥有相当财产可以自给自足。自三佛齐回来后，郑和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监督报恩寺建筑群的完工译注：大报恩寺于永乐十年六月十五日起工，至宣德六年（1432）八月初一日完工，共19年。起工之初，由太监汪福、永康侯徐忠、工部侍郎张信监工，动用军匠夫役等十万人。旋因汪福监工不力，久未竣工，宣宗乃于宣德三年三月十一日，敕郑和等提督修建，今敕文仍存；宣德六年完工时，宣宗亦有诏敕给予郑和。参见徐玉虎，《郑和之研究》（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80年），页145—147。由此看来，郑和监造大报恩寺，并非在仁宗时，而是在宣宗时。，并整修新皇帝所要居住的皇宫。关于郑和在南京的情况，得自1990年5月在南京郑和研究会访谈郑和的三个十九代孙——郑自强、郑勉之、郑自海。
所有事物，都从朱棣在位时的极度进取，摆荡到另一头去。然而，即位刚满九个月，仁宗驾崩了，把皇位留给了他的太子来继承。朱高炽的暴毙，引发若干猜测，认为他是被毒死的。但宫里的雷太监说：死因是“阴阳”失调译注：仁宗之死，传闻异辞。或云死于雷，或云为宫人所毒，见皇甫录《明纪略》、杨仪《螭头密语》。陆NDC62《病逸漫记》则云：“仁宗皇帝其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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