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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二)-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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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曰：「有人说：「宫廷供应部长（少府）杨阜，岂不是真正忠臣？看到君王做错事，立刻就作强烈的批评。跟别人谈话时，也毫不隐瞒他所作的批评。」
可是我却认为：「有仁心的人爱人，爱的人如果是君王，就叫做忠，爱的人如果是父母，就叫做孝。而今，当人的臣属，看到领袖有过失，就全力批评他的过失，而且传播他的过失。这种人，可以说是「直臣」，却不能说是「忠臣」。已亡故的最高监察长（司空）陈群却不如此，从早谈论到晚，没有一句话谈到领袖的错误，规劝的建议提出数十次，而外面的人却不知道，正人君子们一致肯定：陈群才是长者。」」
袁宏的着作有后汉记、三国名臣颂，是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之一。看了他对杨阜和陈群的评价，那种凝望大家伙颜色的马屁精嘴脸，从纸上跳跃欲出。以杨阜的贡献，他用血肉和眼泪，光复国家的失土（参考二一三年八月），而竟然被指控不是忠臣，只因为他向别人透露他曾经指摘过领袖的过失。摇尾系统的「忠」，在传统文化中，遂另有特别定义，那就是：一个部属必须包庇领袖的错误，只因领袖神圣得像他娘的屁股，绝不可摸；即令摸了，也绝不可说。忠是一种高尚道德，但在中国，却必须如此这般用藏污纳垢的手段维护，必须以有实权的领袖的面子作为标准，这种高尚的道德，便完全变了质和走了样，堕落成官场的升官术、固官术，或明哲保身哲学。袁宏之对杨阜贬斥，对陈群尊崇，根据的就是这项官场运转法则。
梁启超先生说过：「自己被奴性所束缚，而又打算煽动后人的奴性。」袁宏就是活生生的这种动物。
曹叡猴急
曹魏帝国主管单位奏报：尊称曹操祭庙为太祖，曹丕（一任文帝）祭庙为高祖，现任帝（二任）曹叡祭庙为烈祖。这三位称「祖」的祭庙，万年万世，都不拆毁。曹叡批准。
儒家学派在封建政治中一项最煞有介事的文字游戏，就是「諡法」。大家伙──不论他是帝王、贵族、大臣，逝世之后，依据他生前的功业事蹟，给他一个恰当的绰号，用以表示不同凡品，小民没有资格享受諡法的荣誉，有些知识份子实在忍耐不住时，偶尔也给他所尊敬的人一个绰号，但只能称为「私諡」。
绰号不见得全是美称，也有些是恶称。希望当权派畏惧身死之后的恶称，而不敢有恶行。不过，结果却大出意外，死者即令坏蛋加三级，儿子登极后，谁敢提出恶称？刘彻便是一个例证，夏侯胜只作温和的反对，便被逮捕下狱（参考前七二年五月）。所以，只有名不副实的美諡，而没有名实相副的恶諡──当然也有，那些亡国之君，只好由战胜者和革命成功的人摆布。
曹叡因为没有儿子，所以不仅畏惧恶諡，还畏惧他的祭庙因为「亲尽」之故，而被后世拆除，于是索性在生前安排妥当，亲自拟定妙不可言的绰号，并确定万世不迁，可谓创举，使諡法原始意义，更彻底丧失，成了纯粹无聊的自娱，猴急之情，掩饰不住。孙盛责备说：「主管官员在这件事上失去正常！」这岂跟主管官员有关？如果不是曹叡亲自下手，主管官员便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提出。
曹叡杀妻
曹魏帝曹叡，宠爱西平郡（青海省西宁市）人郭夫人，对皇后毛女士的爱情，逐渐消失。曹叡游逛后花园，听曲唱歌，尽兴狂欢，郭夫人要求邀请毛皇后参与；曹叡拒绝，并下令左右，不准让毛皇后知道；但仍有小报告悄悄传到毛皇后耳朵。第二天，毛皇后看到曹叡，说：「昨天北园（宫廷后花园在洛阳城北）的宴会，快乐不快乐？」曹叡反应激烈，认为左右竟敢不遵守他的禁令，逮捕十余人，全部斩首，而且忽然间火上加油，怒不可遏。下令毛皇后自杀。
毛皇后是一位工人的女儿，老爹毛嘉，既不识字，又没有背景，不知道由于一个什么机缘，女儿被选进当时还是平原王的曹叡的王府当婢女。她的美丽和聪明，使她击败出身高贵的王妃虞女士，身登皇后宝座（参考二二七年十二月）。
曹叡爱她爱得入迷，这由他对待她家属的态度，可以看出。老爹毛嘉从一个伐木工人，平地一声雷，晋封博平乡侯，担任特级国务官（光大夫）；老弟毛曾也当御马总监（驸马都尉）。大家当然瞧不起这位暴贵的岳父，夏侯玄甚至拒绝跟毛嘉同坐，于是曹叡特别下令文武百官，都到毛家拜会欢宴，更擢升毛嘉为「特进」（朝会时位置仅在三公之下）；并追封毛皇后的亡母夏女士当野王君（男性封侯，女性封君）。
然而，「色衰爱弛」，靠貌美如花吃饭的女人，最后结局，必然如此。当然也另有一种可能，美女容貌如旧，而男人开始厌倦。不管是什么情况，当毛皇后自以为天下已定之时，劲敌郭夫人却在枕畔崛起，郭夫人比她更年轻、更貌美，而且更新鲜。
但是，曹叡之突然兴起杀机，仍令人吃惊。如果追责「泄密」，毛皇后本人并没有泄密；如果指控施行巫蛊，毛皇后也没有受到这方面的指控；为什么会如此无情屠杀？回忆起来，曹叡不忍射死小鹿，是何等的仁慈（参考二二六年正月），为什么今天却露出狰狞面目？人性变数太大，权势和金钱使这个变数更成为几何级数扩张，可悲。
曹叡挥霍无度
曹叡把原来设置在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的巨钟和悬钟巨架、铜骆驼、铜人、
承露盘（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在建昌宫用铜铸「承露盘」，高二十丈，大十围，上铸神仙手掌。法术师说，用神仙手掌上的露水，搅拌美玉粉末，喝下去可以不死），全都运到洛阳。承露盘拦腰折断，响声传到几十华里之外（势将造成伤亡）。
而铜人太重，勉强运到霸城（陕西省西安市东北），无法再运，只好留在那里。
曹叡下令搜括天下铜器铜矿，另行熔铸两个铜人，命名「翁仲」，分别安置在首都洛阳皇宫司马门外。又熔铸黄龙一条，凤凰一只，放在皇宫内殿之前。又在景阳山芳林园西北角，堆积土山，下令全体高级官员，都去搬运泥土，并在上面种植松树、竹子、杂木，跟美丽的花草；捕捉山中飞禽和奇异野兽，送到丛林豢养。
宫廷禁卫官司令（光勳）高堂隆一再上书劝阻。曹叡对总立法长（中书监）说：「看到高堂隆的奏章，使我恐惧！」
高堂隆一再沉痛呼吁，唯一的效果是曹叡一拍大腿，然而这已经足够显示领袖人物纳谏的风范。
不过，高堂隆担心的，减少或废除官员的薪俸，会断绝他们的生路。关于此点，尽可大大放心，官员们的生路不但不会断绝，反而会越过越好。中国历史上，只有饿死的民，没有饿死的官。因为既不能取自政府，一定取自小民。低薪俸政策必然产生贪污──这是铁律，而贪污就是挖掘政府国家命根的怪手。
司马光反法治
曹魏帝曹叡，对浮华不实的知识份子，深恶痛绝，下诏给政务署文官司司长（吏部尚书）卢毓，说：「遴选人才，不可以根据他的知名度，「名」这个东西，好像画在地上的煎饼，中看不中吃。」卢毓回答说：「根据知名度选拔，固然不一定能够得到奇异人才，但可以得到正常人才。正常人才接受教化，羡慕善行，然后才会受到称赞。对这种人，不应该讨厌。我愚昧的既没有能力发掘奇异人才，而我的责任又是依照正常程序，任命官职；唯一的办法是，在任职后考察他的行为，是否名实相符？古代，部属们提出建议后，君王就分派他工作，考验他的能力。可是，现在考绩制度废除，官员的任命或罢黜，完全根据舆论对他的论断，有美誉的进，有恶声的退。所以，真的假的混杂在一起，虚的实的更难分辨。」
曹叡采纳卢毓建议，命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刘卲，制订公务人员考绩条例（考课法）。刘卲遂制订七十二条（都官考课法）；又厘订公务人员考绩条例施行细则（说略）一篇。曹叡交付文武百官研究讨论。
司马光曰：「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是：任用人才。至于谁是人才？怎么发现人才？连圣贤都感到困难。于是，只好用听到的「毁谤」和「赞誉」，作为标准。
喜爱和憎恶遂主宰这项判断，善良和邪恶就混杂在一起。用考绩条例检查他行政效果，一定巧诈横生，真假不明。其实，重要的是：只要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就够了。在上位的人至公至明，则部属有没有能力，就很清楚的摆在眼前，根本无所遁形。假如不公不明，再好的考绩办法，恰恰被利用作成全私欲、打击异己的工具。为什么如此？因为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出自内心；而考绩成效，根据的是外在行为。自己内心都不能正直，而竟去考核别人的行为，岂不太难！在上位的人，只要坚持不因为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为喜怒好恶而改变立场，就很容易发现人才，并任用人才。想知道谁是饱学之士，只要他记忆的和阅读的十分渊博，谈论经典时十分精通，他就是饱学之士。想知道谁是公正法官，只要他有能力分辨真实、虚伪，使人不受冤枉，他就是公正法官。想知道谁是理财专家，只要他能使仓库充实，人民富足，他就是理财专家。想知道谁是优秀将领，只要他战必胜，攻必取，敌人害怕屈服，他就是优秀将领。至于其他文武百官，也都用这种方法考察。表面上看起来，是询问征求别人的意见，但事实上却由自己作主决定；虽然也是根据他们的外在行为，但事实上却由自己内心观察。探讨实情，斟酌形势，是一种最精密的心智活动，不可以言传，也不可以记载，怎么能够预先制定法律，而交给主管单位去办理？」
胡三省曰：「司马光的评论，非常恰当。可是，必须英明的君王，才能实行。
自西汉王朝以下，能够根据方案，追究实施成效的，没有一个君王比得上刘病已（西汉王朝十任帝宣帝）。刘病已能够做得那么好，并不是由于师傅传授，或高级辅佐大臣开导。司马光所谓：「不可以言传，不可以记载！」真是万世名言。」
法治人治之争，在中国历史上至少纠缠两千年之久，到了二十世纪之后，法治胜于人治，才成定局。司马光为人治所提出的辩护，徒供后人凭吊，已没有再批判的价值，我们自不浪费笔墨。不过，有一点却十分奇怪，这么一篇严重不合逻辑，矛盾百出的议论，和对政治肤浅的认识，何以被人治派奉为经典？这是不是可藉以说明儒家知识份子缺乏推理能力？假如不可以这么说的话，至少可以说，儒家知识份子缺乏逻辑训练。
最可惊的是司马光认为对国家公务人员的擢升或免职，是一种最精密的心智活动，不可言传，也不可记载──不可制定条文法律。这就跟京戏上「审头刺汤」
的汤勤先生一样：「我说人头是真，它就是真；我说人头是假，它就是假。」为暴君和贪官污吏，提出施暴的理论根据。而胡三省却认为它竟是万世名言，似乎又显示了一种现象：儒家知识份子，永远以当权者自居，所以只要对当权派有利的建议，就如醉如痴的赞成，永远没有想到自己是个被统治的小民，应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和人格尊严。
──当然有很多对君王严厉指责的奏章，也有很多为小民呼吁的奏章，但他们的目的仍是保护君王的利益，警告他如果再继续暴虐，可能丧失政权，而不是警告他不得侵犯人民的利益。
吕壹事件
东吴帝（一任大帝）孙权，任命立法官（中书郎）吕壹当总特务官，负责保卫国家及调查全国官员的忠贞；一开始时，吕壹还十分谨慎小心；久而久之，就作威作福，一点细微的小事，都会用法律条文，把人套牢，构成罪状；于是，排除及陷害善良无罪的人，诋毁政府重要官员，连鸡毛蒜皮的小动作，都报告孙权。
皇太子孙登屡次向老爹直言规劝，孙权都不接受，文武百官对吕壹深怀恐惧，没有人敢再表示意见。
左将军朱据的部属，应领取三万串钱，工匠王遂施展手段，把三万串钱冒领。
吕壹疑心钱到朱据之手，逮捕主管官员，逼取口供，主管官员遂死在乱棍之下。
朱据哀怜该官员无辜冤死，买一个木板较厚的棺材把他埋葬。吕壹认为这就是朱据贪污的证据──该官员为朱据隐瞒，朱据用厚葬他作为回报。孙权几次质问朱据，朱据无法使孙权相信自己的清白，只好搬出家门，睡在草堆上（囚犯待遇），等候定罪。几天之后，中央禁军助理官（典军吏）刘助，发掘出真相，向孙权报告王遂的罪行。孙权突然惊醒，说：「连朱据都受到陷害，何况其他官民？」
（朱据娶孙权的最宠爱的女儿孙小虎。）遂逮捕吕壹，严厉追究罪行，赏赐刘助钱一百万。
吕壹处死之后，孙权派立法官（中书郎）袁礼，向各高级将领道歉，并征求对当时局势应兴应革的意见。袁礼回来后，孙权下诏责备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说：「袁礼返京（首都建业），告诉我跟子瑜（诸葛瑾别名）、子山（步骘别名）、义封（朱然别名）、定公（吕岱别名）见面，并请教对时局的和对政治的意见，你们都说只知道军旅，不知道政治，不肯提出建议，全都推到伯言（陆逊别名）、承明（潘别名）身上。可是，伯言（陆逊）、承明（潘）
看到袁礼，泣涕不止，声泪俱下，十分悲苦，甚至充满恐惧，有一种不安全的神情。听到之后，内心怅惘，深感困惑。为什么？天下只有圣人，才能不犯错误；只有聪明绝顶的人，才能看清自己。普通人一举一动，怎么能都正确？我曾经伤害过各位，拒绝过各位的好意，不过一时疏忽，自己当时却不知道，所以使各位避嫌畏难，不敢开口！不然的话，怎么会到这种地步？我跟各位共事，从小时候直到现在，头发已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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