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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3期-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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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峰这些推测，很有道理，可惜没有更具体的史料可以佐证。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迟到的盗墓者在一无所获之后，恼羞成怒因而实施毁灭性破坏的可能，也不能绝对排除。有时，历史也只能留给历史了。
第十三章河南也有个包公墓
一切清理工作，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底结束了。
从四月到八月，从春到夏直到秋，大伙早出晚归，在大兴集的黄泥坎整整忙活了一百五十多天。辛苦是够辛苦的，但打点一下取得的成果，心里面还是乐滋滋的。
回头看看被发掘清理的现场吧：
一个坟头、一个墓室、两具棺骨，那是包绶夫妇的合葬墓；
一个坟头、两个石椁、两具棺骨，那是包夫妇的合葬墓；
一个坟头、一个石椁、一具棺骨，那是董氏的墓；
一个坟头、一个墓室、一具棺骨却有着两合墓志铭的，那是包公和董氏的迁葬墓；
只有一个石椁，已经被埋在公路下面既没有坟头也没有棺骨的，那是真正的包公墓。
除此而外，还有六座“无名墓”，以及只有坟头而既无墓室又无棺骨的“疑冢”假墓。
清理完了包公墓群，也就把深埋在地下的有关包公一家人的千古之谜，一个个地解开了。
但是，且慢，就在程如峰、吴兴汉也都认为这活儿干得“尽善尽美”的时候，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怀荃，却心事重重地从江城芜湖赶到合肥，来到了大兴集的黄泥坎现场。
他首先肯定包公墓志铭的出土是中国近年来考古事业上的一项重大发现；而一次性地把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的家族墓群一个不剩地发掘出来，这在全世界考古界也属罕见。
“不过，”他的话锋一转，“开封你们去过吗？”
程如峰不大清楚对方问话的意思，他摇了摇头。
陈怀荃说：“开封也有个包公墓。”
这意外的一句话，让程如峰一怔。在这之前，他从没听谁这样提过，但是陈教授说得言之凿凿，又叫他不能不信。
“你们最好也去看看到底是咋回事。”陈怀荃自己也希望搞明白。
程如峰当即向吴兴汉汇报了这个新情况，吴兴汉听了也感到意外。
河南省的开封市，北宋时曾一度作为京城。包公担任开封知府时，执法如山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包青天”的形象也是在开封树立起来的。但开封也有个包公墓这事，程如峰和吴兴汉都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陈教授的话是放在发掘清理工作之前，他们或许能够相信，因为包公生在合肥，不一定就葬在合肥，再说合肥也早有“包公墓是假的”的传闻。等他们亲手挖掘了包公墓，还叫他们怎么相信别的地方还有包公墓？
当然要去看个究竟。程如峰考虑现场的发掘工作虽然结束了，但吴兴汉还有许多具体的案头工作要做，开封也只能由他去，就说：“你忙你的，我们市文化局来的两个同志跑一趟吧。”
于是就在吴兴汉转入室内，修补文物、绘制图表、冲印照片、研究资料、撰写发掘报告的时候，程如峰和汪冰盈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那时候，从合肥到开封的铁路线还没修通，他们得先赶到蚌埠，然后再转乘上海去西安方向的火车。到了开封，两人先找文化局，开封市文化局的文物干部徐伯勇热情接待了他们。
徐伯勇十分健谈，也十分坦率，他不问当下的报纸电台是怎样的贬损包公，他说开封人喜欢包公，非常崇拜包公，包公是开封人民的骄傲。
他领着程如峰和汪冰盈兴致勃勃地去看“包府坑”，介绍说那儿就是当年开封府衙门的所在地。他说，衙门外竖了一块大石碑，上刻《开封府题名记》，把北宋期间每一位当过开封知府的人的姓名、官职、任职年月，都刻在上面，共一百八十三位。包拯的名字自然也在其中，他是第九十三位。从宋仁宗嘉二年三月干到次年六月，总共一年零四个月。包拯虽只“坐堂”一年多的时间，却名声大振。由于人们非常爱戴他，凡看过《开封府题名记》的人，都要在上面寻找他的名字。猛地一下发现了，就激动地伸出指头指指点点。指点的人多了，那石碑便有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凹坑，竟把“包拯”二字磨得水光玉亮。
他说这块珍贵的碑石至今完好地保存在开封市博物馆里。因为他们来得不是时候，没法看到，这使两人都感到遗憾。
程如峰打问起开封包公墓的情况。徐伯勇却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说：“你们搞错了吧，开封没有包公墓呀。”
一听说开封没有包公墓，程如峰反倒傻住了。
马上，徐伯勇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巩县有一个北宋皇陵区，那儿倒是有座包公墓。”
“巩县在哪儿？”程如峰曾在史书上见到过这地名，别的，就都一无所知了。
徐伯勇说：“巩县就在郑州与洛阳之间，不远。”
徐伯勇还说：“河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黄永清，研究包公比较早，曾发表过这方面的专门论文。他登在《开封师范学院学报》上的《论包公》一文，六四年我就读过。为研究包公，他没少吃苦头，运动中批他是‘封建统治者的乏走狗’。可批归批，研究照样研究，他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更具欺骗性’的观点纯粹扯淡！”
程如峰听说去巩县要经过河南省会郑州市，决定去拜访一下黄永清。
当程如峰找到河南省历史研究所时，才知道黄永清已调到河南省图书馆，并负责那里的工作。他在河南省图书馆找到了黄永清，但他毕竟是“不速之客”，黄永清并没有把曾经给自己带来过无穷麻烦的那篇论文交给这个一点不了解的陌生人。不过，他还是给程如峰提供了一条线索：
“你们不是准备去巩县，了解包公墓么？《河南府志》、《巩县志》均有记载，我们这里就有，可以查到。”
程如峰完全理解黄永清的这种态度。他高兴地翻开清代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纂修的《河南府志》，发现在巩县部分记载着这样一行字：龙图学士包拯墓在县西南孝义保。
再查看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重印乾隆年间修纂的《巩县志》，记载得就更为详细：《东都事略》载，拯相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终于位，年六十四，赠礼部尚书，谥曰孝肃。《施府志》载，巩西南后泉沟，有孝肃墓，亦陪葬真宗陵也。
程如峰边看边寻思，不免有些意外的惊喜。《河南府志》和《巩县志》记载包公的身份和年龄，只有短短的一句，却非常真实，它与合肥大兴集出土的包公墓志完全相符。这表明巩县包公墓的历史也是悠久的，不可等闲视之。
事有凑巧。正在说着北宋年间的事，有人就送来几页用塑料袋装着的图书，说是货真价实的宋版书，是花了五百元人民币买来的。程如峰吃了一惊，他自一九四九年二月从军，参加革命二十四年了，月薪也只有六十六元；现在不过几页宋版书，就抵得上他大半年的工资，到底是什么宝贝？这么想着，就忍不住也凑上去观看一番。
办公室的人也都围了过去，有人赞不绝口道：“值得，值得！”
黄永清十分小心地鉴赏着，对程如峰说：“我们这里有几十万册图书，这几页要算图书之祖啊！”
程如峰只能算是看热闹的人，他发现，收购来的这几页宋版书，纸张近似宣纸而有微光，每页的骑缝处都清晰地留有抄写者的姓名。由于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虽然都是楷书，字形却相差很大，不像他见到过的那些宋版活字印刷体的横轻直重。收购来的这页书的内容也不连贯，好像既有《论语》，又有《大学》。
站在程如峰旁边的一位对版本颇有研究的中年人说：“‘物勤工名’，是宋代手工制品的一大特点，它可以增强劳动者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几页书有抄写者姓名，正是宋版书的特征之一。每页书是一块整版雕刻的，这表明它是在毕常⒚骰钭钟∷⒅埃谇炖⒒漱匆哗査囊恢烈哗栁逅哪曛埃彩窃诨钭钟∷⒚挥泄惴罕皇褂檬钡挠∷⑵贰！薄�
程如峰点头称是。
这段时间他没少阅读宋版书籍，谈到这些年号与公历之间的换算，以及毕常⒚骰钭钟∷⑹跽庑┓⑸谒未拇笫拢翘煜ち恕０ナ狼埃铣｛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还没问世，纯粹由人抄写的东西就难免不出现差错，才设法把重要的经书，当然也包括墓志，都刊刻在石头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合肥出土的包公墓志石，才越发显得珍贵！
告别了黄永清，程如峰和汪冰盈就上路了。
事隔近三十年，我们坐在程如峰的书房里，听这位老人讲述那次西行的感受，觉得很是奇怪，在河南的巩县，怎么能看到窑洞呢？他是不是记错了？过了几天，我们也沿着程如峰和汪冰盈当年的路线去了一趟河南，此时，巩县虽然还是县级建制，却已改作了巩义市。那天，车离开郑州，进入巩义的境内时，眼前的景象确实让我们多少感到有点意外。满眼是黄土高坡，在那些危岭陡壑之间，不时闪现出在介绍陕北风光的电影里才会看到的窑洞。
河南不是中原大地么，怎么成了“黄土高原”？我们打开地图才发现，巩义就紧贴在了黄河边上，原来它离陕西和山西都很近了。这是一块名符其实的风水宝地。北宋时先后出了九个皇帝，除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中途被金兵掳去，后来死于五国城（今吉林省扶余县），其余的七个，全葬在那里。建在那里的皇陵就有：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宋太宗赵炅的永熙陵、宋真宗赵恒的永定陵、宋仁宗赵祯的永昭陵、宋英宗赵曙的永厚陵、宋神宗赵顼的永裕陵和宋哲宗赵煦的永泰陵。赵弘殷没做过皇帝，但他是开国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匡胤尊封他葬在这里，再加上这座永安陵，就成了“七帝八陵”。此外，这些帝陵旁边还分别衬葬有他们的后妃、皇亲、皇族和功臣们，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坟茔就有三百多座，浩浩荡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陵墓群。陪葬的名臣勋将中，可查的就有赵普、高怀德、寇准、狄青、杨延昭（即杨六郎）……能够陪葬皇陵，在那个时候是无尚光荣的事，是最高的奖赏了。按当地人的说法，包拯就在这种陪葬者之中。
当年程如峰和汪冰盈去时，接待他们的是巩县文化局专业文物工作者傅永魁。傅永魁的办公室里，放了一张条桌和两把椅子，还有一张床。桌子上、地上、床头上全摆满了陶器、瓷器、青铜器等出土文物。说是办公室，其实又是他的工作室、卧室、修复间兼库房。看得出，这是一个热爱文物工作，只顾埋头做事却不讲条件的人。
第二天，傅永魁就领着他俩去看包公墓。
巩义的包公墓，位于城南的芝田陵区，坐落在一个典型的黄土高坡上。边上，是一条大沟，沟很深，也很陡。一沟之隔的对面高坡，看上去与这边只是一箭之地，要想过去却很不容易，因为你得顺着这高高的沟沿走很远的路。周围的村庄，好像全建在沟沿上，因此地名也很有特色，就叫大南沟、小南沟、水泉沟……
包公墓就在后泉沟高高的北岭上。
包公墓呈扁圆形，他们当年去时，那上面被农民零乱地堆满了玉米秸。墓碑像个爬满了皱纹的老人，憔悴地站在那儿。碑头刻着云纹浮雕，正中是“大清碑记”四个字；碑身是用楷书刻着的八个大字：“宋丞相孝肃包公墓”。碑背面的文字大多脱落，已无法辨认。
据傅永魁考证，这碑是清代康熙年间所立。
墓前就是耕地，左边地里的望柱、石虎、石羊，均在原地，未经移动；右边只剩下了一只石虎，还被挪动了地方，与左边的已明显不对称。
程如峰围着墓转了一圈，当他转到墓的背后，顺着坟的陡坎望上去，不禁心里一沉。他发现包公墓的坎壁上出现了一个竹筛大的洞口，黑咕隆咚的大洞向墓内伸延着，深不可测。
这显然是盗墓者留下的，盗后竟然不曾填实。
程如峰掏出了随身带着的相机，将看到的情景一一拍了下来。
他走访附近的农民。接受采访的是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叫张书章。张书章老人是生产队的饲养员，牧养着五头耕牛。谈起包公墓上的那个盗洞，老人兴致极高地摆开了“龙门阵”。
说来也真够巧的，这位老人就是那次盗墓的参加者之一。
他说，那是一九四九年春上，国民党军队南撤了，解放大军还没有开过来，这儿成了“几不管”，社会秩序混乱，群众生活困难，就想到墓里挖点财宝救救急。
程如峰一听来了劲，问老人：“挖包公墓你也在？”
老人说：“在。这一带坟墓多，挖墓是平常事，家家户户住的多是窑洞，自古就有挖洞的本事。”
“包公墓被挖下去多深呢？”
“两丈多深吧。”
程如峰有些吃惊：“你们不怕墓土塌下去，把你们埋了吗？”
老人笑道：“咱们这里土不塌。”他指着窗外说，“你看家家的窑洞不是都很安全吗？”
“你们在里面是不是发现了石头？”程如峰突然问。
宋代的墓葬是有严格规定的，包公官至二品，已跻身“二府”，所以合肥大兴集黄泥坎清理出的包公墓的墓室是石棺。程如峰认为，认定包公墓这一点至关重要。
张书章老人直摇头，说：“石头蛋子也没有。”
“有没有发现砖头呢？”程如峰想了想，又追问了一句。因为合肥出土的包公墓志石，就是安放在棺前由六层灰砖砌成的方台之上。
张书章老人肯定地摇了摇头。
“也没有发现棺材？”
“啥也没有。”
“看没看到人骨呢？”这一点，至关重要。即便有棺材，有衣饰，都不能说明它是真正的包公墓，何况包公的遗骨已在合肥被发现。但程如峰仍要打破沙锅问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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