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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之声的故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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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我们来到美国（1）
13 我们来到美国
1938年10月中旬的某天清早，纽约的地平线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美国农民号驶进纽约港，船上没有哪个人想错过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乘客们在甲板上挤成一排，争着第一眼看到新世界。一层玫瑰色的薄雾笼罩着这个城市，可还是很容易辨认出建筑的轮廓。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听说过很多次的摩天大楼。这是个让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在海上十天之后，我们看见了美国。
船慢慢地向码头移动。我们带着极大的期望等待离船登岸。这船已经成了我们、友善的旅客们和船员们的家，大伙儿不但使海上的日子变得可以忍受，而且还让它变成了一段有趣的经历。
我们在纽约的代理人查理·瓦格纳办公室的某位先生在码头接我们，确认我们所有人连同那一大堆高山一样的行李安全到达惠灵顿旅馆。那天，任何一个恰好就在附近的人都会看到一个很奇异的景象。十个穿着奇装异服的成年人带着两个小女孩，她们一个7岁，一个9岁。每个人都有一只巨大的箱子和一个帆布背包。三个装有演出服装的大衣箱，一只装着小型拨弦古钢琴的箱子，另一个箱子里则是那架钢琴的四条腿和五把古大提琴，一个衣箱里是雷高德，另一个衣箱则是为即将出生的小宝宝准备的。很难相信一户人家到底能有多少行李。尽管行李的数量可能吓坏了看门人，可它们最终都消失进了旅馆里，并放入各自该去的房间。
住进旅馆的第一晚，我们在上床以前把鞋子放到门外，按照欧洲的习惯，这样做就会有人把鞋擦干净。从意大利到纽约的漫长路途中，我们一直没有换鞋。半夜，守夜人敲我们的门了，大喊道：“鞋子拿进房间，不然明天可能就没有啦！”“啊哈，”我们这才意识到，“在美国旅馆，你得自己擦鞋。”这是我们在美国土地上的第一课。
在巡回演出开始前的一个星期里，惠灵顿成了我们的家。这样，我们也有了一段时间看看周围，找找想参观的风景名胜。爸爸、母亲和瓦斯纳神父需要同经纪人商讨一些重要事宜，而我们的任务则包括熟悉音乐，这对我们当中那些演奏雷高德的人尤为重要，还有保持衣着干净整洁，准时参加排练等等。瓦斯纳神父掌管着所有的开销，所以我们得一起吃饭，那也是要求每个人都到场的。
惠灵顿旅馆是纽约市许多外国艺术家“停脚”的地方之一，他们等着自己音乐会日程，等着车船票，等着启程的日子。在房间里，我们听得见音乐家在练习各自的乐器。有时候，我们在旅馆上下听到的音乐就像一个小型的交响乐团正在调试乐器：这儿小提琴，那儿小号，从另一个房间传来双簧管的声音，而庭院的通风井里又飘来了黑管的响动。时而还能听到歌手练声，不过是从又一个方向传来罢了。
有人给母亲推荐了一家乌尔苏拉会的女修道院，那儿的修女非常和蔼可亲，可以在我们巡演的时候作为两个最小的女孩子，罗斯玛丽和洛丽寄宿的学校。虽然她们对这个安排不大高兴，可我们知道除此之外没有能安置她们的地方。她们在那儿会很安全，也逃不出来，她们对周围的世界可是一无所知啊。她们可以学习英语和其他课程，直到我们能再把她们带上为止。
我们举行第一场音乐会的那天早晨，查理·瓦格纳给了我们日程安排，宣布我们将乘坐一辆租来的巴士旅行。司机的名字叫塔勒里先生。我们一再被告知塔勒里先生将把我们安安全全地从一个城市送到另一个城市，守着我们从音乐厅到音乐厅。他对于给像我们这样的团体开车非常有经验，而且他能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要为我们开两年车的塔勒里先生和瓦格纳先生口中的分毫不差，而且还会更多呢。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是我们在美国的第一位朋友。一个法裔绅士，总是彬彬有礼，看上去很明白自己的职责，不仅仅为我们开车，还要教我们有关美国的每一件事情。我认为他觉得有必要教导新到美国的人，他们那满脑子的欧洲观念在美国大地上并不总是管用的。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他在其他方面也很有帮助，比如装卸行李，而且他开车可是怀着满腔热忱呢。他最爱说的话是“我来告诉你吧。”
我们的巴士漆成品蓝色，装备特别齐全。车上一共有22张软座椅，两两一排，沿着车身的两侧排列。巴士的后面还有一张统长的软座。左边最后两扇窗边装着一张金属折叠床，以备有人需要躺卧。尽管有着许多选择，靠窗的座位还是最受欢迎。巴士的外车身两侧和前窗的上面都标示着“特拉普家庭合唱团”的字样。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将看到自己要乘坐并在其中生活的车子上堂堂正正地展示着自己的名字，真是激动人心啊。
我们的第一场音乐会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伊斯顿。我们在路途上首次感受了美国的高速公路。我们发现沥青路面铺得异常平整，交通也极其井然有序。和我们习惯的道路差别多大啊！那时的奥地利还没有沥青路呢，只有些路面上铺了沙砾。差不多所有的道路都坑坑洼洼，雨天会积起污水，让人看不出那些坑有多少深浅，道路也就变得危险重重了。
美国人似乎对沥青路面的好处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道路正中漆着白线——还有管制交通的红绿灯呢。在奥地利，司机得看着其他驾车人的脸色办事。啊，加油站，太好了！这种设施不仅能加油，还能满足其它的需求。能在那里喝点东西再拿一份随便哪个州的免费地图，让我们兴奋不已。对塔勒里先生，这都不算什么，可对我们却是美妙至极的新鲜事。
每当我们在傍晚赶路，我就会被眼前一排排红色制动信号灯和对面方向车道上扑面而来的白光迷住。我不禁猜想古代的罗马战士要是能回来看到高速路上这似乎无穷无尽的灯光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景象不会让他颤抖不止吧？对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这景象是司空见惯的日常事物，可我始终都对晚间美利坚合众国高速路上的车流心怀敬畏之情。
母亲总是能看到要照相的有趣东西，不停地要求塔勒里先生“在当时当地”停车。他便会说出他最爱说的话了——“特拉普夫人，我来告诉你吧：我不能停在这儿！”——接着，他教导她在以时速60英里行驶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见不着的景象。我们穿越美国途中，注意到路边有一排安装在柱子顶上的盒子，就询问塔勒里。他说：“那是邮箱。邮递员沿着高速路一路行过来，在邮箱前停下，把邮件放进去。方便，是吧？”
在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途中，我们穿过了沙漠——那片生长着著名的巨型仙人掌的土地。我们从没有见过，甚至从没有听说过这种非同凡响的植物。母亲瞧见了一棵特别健硕的巨型仙人掌，要求塔勒里停车。她要拍照。当然啦，我们也都想看看这不寻常的事物，感觉自己好像被送回了恐龙的时代。我们注意到那些巨大的枝干上有许多小洞，鸟儿在里面筑起了小窝。我们面前的整个地区到处是仙人掌鸟巢。
只要不赶时间，塔勒里先生就开车送我们去景点观光，特别是正好顺路的时候。比如天然桥，世界上的一大奇迹，正座落在我们去弗吉尼亚开音乐会要经过的路上。即使是塔勒里先生，也同意我们一定要去看看。我们停了车，步行走下峡谷，千万年前河流在那里形成。在谷底，我们找到了为游人准备的椅子，那儿听得见某个“看不见”的机器里正播放着轻柔的音乐，像“Carry Me Back to Old Virginny”、《我的肯塔基老家》和其他最受欢迎的曲目。我们抬起头便可看到天然桥奇妙的桥拱，汽车在上面的高速路上来来往往。
第五章我们来到美国（2）
我们再往南去，便穿过落羽杉沼泽。那里，有着超大型主根的古老树木直接从水里长出来，长长的铁兰从枝丫上拉拉挂挂地垂下。有一次，当巴士在某个这种池塘样的地方停下来给大家用午饭的时候，爸爸和沃纳不愿放过机会要去划船。水边停着一艘老旧的划艇，正“要求”着人们带它深入落羽杉池塘。让人吃惊的是，艇上还留着一支短桨呢。如果爸爸不能拥有大海，那么即使是一个落羽杉生长的池塘也能满足他记忆深处的渴望。一位以航海为业的船长永远向往着大海的怀抱。
我们继续在漫长的高速路上行进，经过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在其中的某个州，我们看到了最奇怪的事物。高速路的左右两边间隔着竖立着标牌，行车的人经过，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的字句。有一句是这样写的：“鲜花盛开，绿草滋长，去年醉酒的司机在何方！缅甸剃刀。”
另一条在高速路上绵延不绝的信息更让我们惊愕不已，上面写着“耶稣拯救我们”。我们没法理解怎么有人可以把这些只能在教堂内使用的神圣字句放在马路边上。又是塔勒里先生告诉我们答案。“在南方，”他说，“基督徒相信要和（unsuspecting）司机们分享自己的信仰。他们觉得这句话值得开车的人琢磨。再说，这是个自由国家，每个人都能在自己想说话的时候，在自己想说话的地点，说自己想说的话。”
高速路边站着的超大型牛奶瓶也让我们吃惊不小。塔勒里先生不得不停车，再开回去，让母亲给它拍照。多好的创意！母亲去拍照，我也拿出速写本，用墨水和笔让这个在我眼中恐怖且难看的东西永垂不朽。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巨型牛奶瓶的大小，还有放置者的胆大妄为。想想看，用这么一个恶劣的东西毁了美丽的风景。瓶子上部写着广告，“想要就有的奶油——俄亥俄克洛弗代尔金泽西牛奶——托莱多 成长的辅助！”虽然高速路沿线还有其他东西让我们困惑——比如没有砍去的死树，高速路沿线大块的枯木和无人采摘的苹果——可没哪样比那巨大的牛奶瓶更触目惊心。
对于那些枯木块，我想，美国人怎么不在乎这些东西呢？在奥地利，穷苦的老奶奶享有去树林里捡枯木块的优先权。他们捡起每一根小树枝，捆好，带回家留作冬天的柴火，或者当作燃料出售。美国人为什么要浪费这些上好的柴火和成熟的果实呢？
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浪费，而塔勒里先生对此也有答案：“我来告诉你们吧。这是个广阔的大陆，没那么多人去清理整片土地。再说，谁又要枯木头，要树下的酸苹果呢？况且，满地都是这些东西，价钱还值不上把它们统统弄走的花销呢。”
又上了一课！这儿不是奥地利，这是另一块大陆。这是美国，这里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行事！塔勒里先生是个堂正大度的人，只要可能总是乐于帮人一把。我想他喜欢我们，我们爱他，怀念他。
我们的第一次巡回演出相当艰难。不说其他，1938年12月的一场演出节目一般就要包括：泰勒曼的“Trio Sonata for Two Recorders in F and Figured Bass”、韩德尔的《C大调幻想曲》、普雷托里乌斯的“Es ist ein Ros entsprungen”和莫扎特的《圣母颂》。即便我们在睡梦中都能记熟这些曲目，可还是担心美国观众会不喜欢我们的音乐会。观众们听得非常专心。但是在一个乡村小镇，掌声却没有打破鸦雀无声的状态。我们觉得他们不喜欢我们的表演，直到当地的经理人解释说：“他们不懂音乐会的规矩。”
母亲怀孕了，这一直是个秘密。我们每天都担心宝宝会过早地出来。巴士的颠簸，夜间驶过旅馆旁铁轨的机车的轰鸣，足够让全家心惊胆战了。母亲能平安过夜吗？我们也关注着正在整修的路面上的坑洞和大石块。尽管全家人一个劲地祈祷上帝保佑母亲和新宝宝，可还是免不了担心。
圣诞节的时候，查理·瓦格纳失望地发觉了将要出世的宝宝。他取消了剩下的音乐会。我们没了收入，没了住所，还有三个月我们的美国签证也要过期了。
在这个尴尬的处境中，奥托·阿尔布雷克特教授，曾在费城的艺术博物馆听过我们音乐会的一位音乐爱好者，前来解救我们。他四处寻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日耳曼敦找到了一所我们可以租赁的小房子。1939年1月中旬，约翰内斯出生，我们高兴地松了一口气。
母亲曾经向上帝起誓，如果新宝宝健康平安降生，那她要到着他或她去意大利圣乔根附近的神殿，那个我们曾经等待第一次赴美的地方谢恩。现在，她要实践自己的诺言。
1939年3月4日，我们的签证过期。我们登上了法国邮轮诺曼底号。这是可以想象的最最奢华精美的轮船，也是3月4日唯一一艘驶往欧洲并能在经济舱容纳我们一大家子人的轮船。船太大了，我们找自己船舱都会走迷了路。我们得到一张通行证，可以在巨大的邮轮上到处行走。船长还在旅途中为我们安排了一场特别演出。
我们的第一场音乐会安排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于3月12日举行。我们的时间并不充裕，可还是赶上了。那个春天，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演出。那里的人们非常友好，令人鼓舞。我仍旧记得哥本哈根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奶奶，她见我们抱着小宝宝约翰内斯到处跑，一定坚持借给我们一辆可爱的童车。
6月，我们动身去荷兰。在那里，KLM航空公司的总裁门顿先生和他的夫人邀请我们住在他们专为客人们预备的房子里，那儿紧挨着他们漂亮的家，并为他们的朋友和熟人安排了一场私人音乐会。几天之后，他让我们搬到丘陵中一处温馨的小木屋，那是他们的避暑别墅。那几个星期相当美妙，我们共同承担家务，练习音乐会的曲目，然后就有自由去干自己想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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